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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适逢鲁迅长安行一百周年之际,本报连载王鹏程教授的《1924鲁迅长安行》。该书穿越百年时空,聚焦鲁迅人生轨迹里唯一一次西北之行,透过日常生活、旅途行踪和阅市交游等,在鲁迅的行迹和视线里,给我们呈现了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民国长安,也让我们有幸与鲁迅在长安相见。

1924年7—8月,时任国立西北大学校长的傅铜有感于陕西交通不便、文化闭塞,遂在陕西省政府的支持下,与陕西省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邀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桐龄、李顺卿,南开大学教授李济、蒋廷黻,前北京大学理科学长夏元瑮,东南大学教授陈钟凡,法国大学法学博士王凤仪等十几位学者名流前来西安讲学。他们以民国暑期学校最“豪华”的师资阵容,为三秦大地输入新思想、新学术与新方法,可谓规模空前的文化盛宴,在中国现代教育史、学术史与文化史上占有特殊而重要的一页。

由上可见,康有为在西安演讲效果实在说不上好,固然有语言不通的问题,但更具决定性的是所讲内容。康有为的思想是新旧交错时代旧知识分子的一个复杂样本,他虽游历世界但未悉天下大势,增长了见闻却没有增长见识,抱残守缺,成为一个倒行逆施的老古董。他这时候不只胶柱鼓瑟,甚至有些神经错乱了。时任镇嵩军总部秘书的井俊起曾多次与康有为交谈,他说,1923年9月,李敏公偕康有为到西安,以讲学为名,住河南会馆,康有为“近于神昏(由陕到山东即病死),历次所讲全涉玄渺,且皆语无伦次,至于言游三十三天,则先述各天之名,后竟言在某天见某人(皆古人),说某话,游某处,作某事,历历指陈,人皆谓为梦呓,尤为荒谬绝伦。余亦往见数次,所谈大抵东鳞西爪,莫测端倪。一日,余往见之,彼适游终南山回,携来十三块石,大不盈尺,形状虽不一,然并不奇异。彼以为古物(常在市上购古物,并无有价值者。购物之款,由雪公代付),令余参观,赞赏不已,余无言。余去时,彼送至室外。余指两门枕言,此亦古物。彼言不是。余言,此石想已经数千年,岂非古物?彼言汝不知考古,此石不得为古物。亦不以余言为戏侮。至其游华山时,纯庵陪去,至极顶,遇一道士,熟视康,言汝是康先生否,相抱大哭。盖光绪最宠信之太监,慈禧囚光绪于瀛台,该太监常设法与外方通讯,以致慈禧将杀之,得小太监告密,逃至此地,因而获免。遂各言别后事。所言光绪、慈禧情况,多外人不知者。纯庵曾笔录,余嘱其付印,彼然之,而未果行”。

康有为离开西安后,康门弟子将他的演讲文字集录为《康南海长安演说集》出版。

第十章

“圣人举动,必有太令人不堪”:

康有为“盗经”的罗生门

康有为在西安的演讲已很少有人记起,但他的“盗经”事件不仅当年轰动一时,现在依然广为流传。如1980年梁漱溟在与艾恺的谈话中谈到康有为时,就提及康有为在卧龙寺的“盗经”逸事。

不过,关于此事说法不一,到底是“换经”“盗经”,还是“补经”,后来成了众说纷纭的“罗生门”。

康有为“盗取”的是什么经书,为什么能引起这么大这么持久的关注呢?这部经书全称《宋碛砂延圣寺刻本藏经》,因开雕于平江府(今苏州)碛砂延圣寺而得名,简称《碛砂藏经》,为我国最早、最完整的雕版印刷品。该经初刻于南宋理宗绍定二年(1229),到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刻毕,是一部闻名中外的佛教诸藏汇编,为海内稀世珍本。当时藏于西安著名的卧龙寺。

1923年11月30日,应佛教会邀请,康有为在碑林附近的卧龙寺举行了他在西安的最后一次演讲,见到了这部经书。据当时康门弟子记录,当天“下午二时,由万钝安、李逸民、门人张鹏一、邓毅、郑维翰,陪先生乘汽车至卧龙寺门首,会中同人出迎,至禅室小息。僧俗千余人,请至讲堂,行相讯礼毕,先生登台言曰……讲毕,僧俗同拜谢。退至僧斋,众备伊蒲饭餐后,又摄影于竹院而散”。当天应该初步谈妥了“换经”或“补经”,后来却演绎成了“盗经”。

持“换经”说的,有亲历者郑志毅和刘安国、马凌甫以及康有为的弟子张鹏一。郑志毅说,康有为参观卧龙寺时,见寺内宋版《碛砂藏经》保存不善,“鼠屎尘垢,凝积寸许”,觉得可惜,就派弟子与僧人协商换经。双方签订协议后,因为康有为派去搬经书的人多搬了别的经书,僧人定慧发现后要求返还。刘安国回忆说,康有为在寺里看到藏经,知道是海内孤本,想拿去翻印,于是向僧人提议换经,随后派人装箱带走。易俗社创始人李桐轩得知后很生气,让儿子李仪祉和其他进步人士将消息上报,造成舆论,又告上法庭,发出传票。于是圣人“盗经”闹得举国皆知。康有为气愤地说“不要了”,当夜把藏经归还卧龙寺。但是,新闻已经传遍全国,这事就成了笑柄。马凌甫的回忆与郑志毅相同,他说康有为游卧龙寺时,僧人定慧请康氏吃饭,康见寺内存有宋版藏经,就想以正续藏经两部来换。定慧不敢做主,说要佛教会公决。康回去后就派人到寺里把经借走了,形色仓皇,还掉了几本在路上。事后寺僧请各界人士支援,李仪祉等人听说后邀请多人开会,最后决定起诉康有为,拘票送去后,康有为大为冒火,刘镇华也觉难堪。康有为走时带着十几骡车的箱子,陕西人以为是藏经,就大肆宣传“圣人盗经”。马凌甫的结论是,康有为并未带走藏经,而是归还原处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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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 | 高思佳

审 核 | 张建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