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广州国际纪录片节
在往届提案大会培训阶段,我们曾有幸邀请到纪录片制片人杜海作为培训导师针对入围项目提出建议。
杜海导师从影片背景、作品发展轨迹、导演作用、决策人观感等方面对项目进行了细致的讲述。我们把他的分享整理出来,希望对正在拍摄制作纪录片的创作者有所帮助。
嘉宾介绍
杜海
作为制片人与导演已经为包括世卫组织、新加坡亚洲新闻台、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日本NHK电视台、腾讯、爱奇艺、中国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纪录频道与国际频道CGTN,完成超过二十部纪录片作品。
代表作品包括纪录长片《遥望繁星》入围2019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新人竞赛片单元、哥本哈根纪录片节、瑞士尼翁真实电影节、纽约纪录片节;纪录长片《江南弃儿》入围2018年美国洛杉矶亚太影展、香港亚洲电影节;剧情长片《晚五朝九》入围2015年台北金马影展、新加坡国际电影节、日本大阪亚洲电影节。
01
世界:共情落在背景上
可能拍片子的时候, 大家越拍越觉得并不是在突出某个地方、某个社会现象或者某个事件,而是与所拍的人亲近了,想要展现他们的生活状态,然后想通过对于每个人物的拍摄,让观众默默地对背景可能感兴趣。但是这种共情需要观众借由背景进入故事然后才能生发,提案需要先和观众的视野产生交汇。
比如,国际决策人可能不太了解中国背景,如果有一个元素很难明白,就会占据人的脑海,接下来很难全身心地沉浸影片去理解人物、感受情绪。而且人在解释一个东西的时候习惯性用另一件自己熟悉的东西去类比解释,比如景德镇就像北京798,如果这样沉浸在自己的话语体系里,那很多人还是理解不了,所以在背景上要下功夫去想一个简洁而有普遍性的解释。
提案大会现场
其次是片子推出的时机,比如法制建设的大背景下,最近就有一些重要法典、法条的迭代,这种有当下性的背景是不是能够联系到你的项目中?因为这个故事其实你放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去讲,包括其他国家也都有类似的情况,你为什么要现在拍这个?
所以与当下紧密联系甚至记录了时代变化,会是一个特别能说服国际评审的点,就是能有一个时效性在里边,有时代的意义。而且也是给大家一个进入你的片子的切口,因为大家会觉得这是自己现在生活的世界和时代正在发生的事情,天涯共此时,就特别想了解。尤其在最后问答环节当中,你就可以提一下自己的片子其实是有现在的时间的紧迫性,强调为什么现在做这个片子。
02
作品:平生迹从何处始
大家开始拍摄可能是初期进入的,但是即使这个点开始跟拍也不代表这个人物、这个故事就是从这儿开始的,所以还是要溯源,给作品画一个完整的轨迹。
BBC苏格兰频道播的一个片子《特雷格湖的隐士》对我影响和触动还挺大的,它是讲一个老人74岁了,他在苏格兰高地的特别偏僻的一个湖,在那湖边生活了40年,他自己盖房子、捕鱼做饭。
这个片子对于我来说比较好的一点是没有只讲老人现在的生活状况——他的一个状态为什么要这样?而是放了很多的篇幅讲老人之前的一些经历,怎么让他形成现在的这种想法的?他年轻的时候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和冲击?之后去加拿大漂泊了两三年,在整个过程当中把他现在的性格塑造出来。
《特雷格湖的隐士》
所以说可以用一些方式把主人公之前的经历呈现在片子里,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之前的生活视频、自己写的诗,最简单的就是现录一些人物独白,然后用比较意象、比较抽象的方式去展现出来,比如读诗的声音,画面可能是现在的一个状态。这样可以给观众更多的机会去认识这个人,因为现在大家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不像跟拍者一样和人物现实接触。
这样大家可能又会担心重心会不会变成人物传记了——因为大家可能想体现人物的代表性或者事件里面人的关系的复杂性,但是这个之前的故事并不是重点,而是说一带而过,去解答观众的好奇,完善人物弧光或者叙事逻辑,就是怎么塑造了这个人现在的一个不同寻常的行为,是什么样的原因驱使人物愿意这么做?因为决策人要考虑前因后果,而后果现在也没法确定,但是可以通过前因来考虑。在纪录片提案里大家看到的更多是场景, 如果能准备一下有时间跨度的材料,在阐述和问答环节可以快速让人进入叙事。
03
导演:个人经历与创意
提案人和团队的执着和热情能够感染观众,因为我们看片子更多的是有一个距离感,在提案会上提案人现场可以弥合这种距离感,最简单的就是说我做了很多调研,找了很多人。很重要的就是应该提到自己在里面的经历,其实也能够去说明为什么你要拍这个片子。
我们当年做《江南弃儿》的时候也参加了很多提案会,我们都会把自己的经历放进去,比如我们就是独生子女计划这个时代的孩子,我们希望探讨这个时代影响的除了我们这些人之外,还有什么其他不同的人?对于国际决策人这个很重要,为什么你要拍这个片子,而不是说把一个西方导演拉到中国来拍这个片子,就是能够展现出你作为中国导演的优势。
《江南弃儿》
其次,拍摄的时候遇到的一些困难也需要导演去创造性地解决,比如被拍摄者不愿意授权或者因为个人原因某个阶段无法拍摄,那有些概念可以找别人来出镜的,因为这并不是在扮演某个确定的人,而是一个形象,比如父亲给孩子建了一个乐园,希望弥补自己童年的遗憾,那这个孩子其实是大家童年的一个幻想。比如有几个不同的时间的吃饭场景,你旁观了,都是真实发生的,但是有一两场没拍到,那其实可以尝试重现。
再比如次要人物不同意拍摄,但是可以商量着进行一些处理,可能这个人就同意把这个事情给呈现出来,但不拍脸,那么这个人会授权允许导演请一个类似的人过来模拟。
在场景还原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些更有电影感的手法,比如说像网飞就做了很多这种案件类的系列纪录片,其实他们用一种非常视觉化的方式去进行这种场景重现。所以可以考虑在拍不到纪实的时段,用一种其他的更具有戏剧感、电影感的镜头语言去展示,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式。
大家可能顾虑这违不违反纪录片的原则,但我觉得这个想法其实是纪录片的一个创新的地方,就是说纪录片并不是一个客观观察,拍真实的东西,它其实是拍摄者和被摄者内心的情感交织在一起。
它可能并不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东西,而可能是反映内心的一个东西,所以可以用电影的呈现方式进行探索,比如反映精神世界的,用一些比较抽象比较实验的方式去展现。其实纪录片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边界,就完全可以突破,然后去加入自己的想法,要看你怎么理解电影。
04
决策人:从细节考虑观感
除了加入很多特别有戏剧性的冲突矛盾的片花,如果提案人想展现一种日常的状态,日常的状态当中有一些非常微妙的关系,那要能够吸引观众看下去就需要强调风格,让观众能自然地理解导演的意图,比如想要展现日常生活,可能学习一些日本电影。在制作片花的时候考虑观众的期待视野。
然后还有一些小的地方需要格外仔细,比如文字介绍,项目书上写着是筹备期,但是现在已经拍了360小时的素材,那要在文字介绍上及时修改,这个细节其实是项目管理的关键。另外一个就是英文字幕,需要校对,国际决策人可能因此错过一个好提案,字幕也可以体现团队的专业和认真。
继续说国际决策人,他们可能会感兴趣是中国的特点,比如人口老龄化,讲老年生活的片子在国内多了起来,但是欧洲、美国、日本这些地方,他们也经历了同样的情况,也有同题材的片子,比如我在广州节就看到比利时的《我的叔叔图多尔》,这时则可以考虑我们和决策人视野的不同。
《我的叔叔图多尔》
另外,重要人物可以加一个人名条,尤其西方决策人对东方面孔可能脸盲,就不知道谁是谁,所以说有必要用人名条的形式去强化,然后也让大家知道这个是你要拍的主要人物。
最后,我们在跟国际电视台合作的时候,他们对授权是非常重视的,最后在结项的时候都需要递交大量的所有人签署的协议,包括拍摄场地协议、监护人签的未成年人的协议,所以这个是非常繁琐的,你需要在拍摄的时候就准备。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可能忙于拍摄,把这些协议和手续都放到最后,那到最后会很麻烦,所以需要拍摄的时候根据情况收集好授权,这样在提案问答的时候,就可以自信地回答目前都有授权,解决决策人对你的项目的一些不确定。
提案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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