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句话用在沈醉的身上再合适不过了。沈醉于1914年出生在湖南湘潭，他原本也是一位热血进步青年，有着一腔抗日报国的热血，但可惜的是他遇到了戴笠。起初沈醉为人实诚，有一腔投身报国的热血，见到戴笠后，戴笠见他是个人才，利用沈醉没有世面和救国的心态诱导其加入复兴社（军统前身），并且让他第一次杀人处决汉奸，一步步将沈醉拉入深渊。
提到军统，无论是我党还是国民党，对其都不会有好印象。但沈醉是个例外，沈醉在国民党高层中身居高位，他身上几乎没有沾染官场的任何恶习，比如打牌、抽烟、赌博、喝酒、贪污受贿、玩女人等等。他身上没有任何官气，外表十分儒雅，虽然在功德林干了十年的苦力活，但是全然看不出他是干过重活的人。沈醉武艺高强，经常拄着一根拐杖，其实拐杖是他的武器，七八个人他一根拐杖就可以解决。沈醉到了七十岁时，吃核桃都是不用锤子的，直接用手捏碎。
沈醉深得戴笠的信任，年纪轻轻就被授予中将军衔，在军统以年纪小、资格老而著称。他被军统称为“四大金刚”之一，与周养浩、徐远举并称为“军统三剑客”。
沈醉后来担任云南站站长、国民党国防部少将专员等职，1949年12月9日被云南省主席卢汉扣押。回想起在军统的种种，沈醉决定随卢汉起义，协助卢汉逮捕了在昆明的大多数国民党人员。但提起军统，无论是我党还是国民党，都对其恨之入骨，起义后，卢汉将沈醉当作战俘移交我军，先是和徐远举、周养浩等人被关押在重庆的战犯管理所，后来和宋希濂等人一起被押解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改造。
在功德林的时候，有一次工作人员看见沈醉在一个大雨天里捶胸顿首，模样十分痛苦，还以为他这是怎么了。过去一问才知，原来是沈醉在参加劳动改造时亲自种了几棵葡萄，他精心照顾了好久，一场大雨打坏了葡萄，他体验了农民无助和贫苦，沈醉为此身十分心痛，此时的沈醉已经是潜移默化的改变了。
1959年，新中国释放了杜聿明、王耀武等战犯，1960年11月28日，沈醉在第二批特赦时被释放，他是两期特赦中唯一的军统要员。特赦后在做文史专员期间，写下《我这30年》、《军统内幕》、《我所知道的戴笠》等著作，揭露了国民党军统种种肮脏的内幕和手段。
1961年的春节，周总理接见了第二批被特赦的战犯们，沈醉见到周总理之后，赶紧向周总理请罪，说周总理在上海、重庆、南京期间，他对周总理进行过跟踪和监视等活动。周总理听后笑了起来，对沈醉说：“你们过去搞的那一套，从来没有对我起过作用，只是当了我的义务随从。”
沈醉对此十分疑惑，周总理先问了沈醉一个问题：“我住在上海信亚酒店时，我清楚地知道在我住房左右和对面房间里，都有人监视，服务人员也有化装的特务。但我每天都和上海工作的同志见面、交谈、传递文件。你们当时发现这些情况没有？”
沈醉听说之后很是惊叹地说：“没有发现，否则你们的同志早被特务秘密逮捕了。”
周总理接着又说了好几件跟军统打交道的过往，沈醉听得目瞪口呆，他是怎么也想象不到，像周总理这样身居高位、日理万机的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竟然有着如此恐怖的地下工作能力，让他这位“军统三剑客”深深折服，不由得对周总理更是尊敬和敬畏。
在那风雨飘摇的十年期间，有人逼迫沈醉写材料诬陷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是军统的特务，沈醉抵死不从，致使那些人的阴谋没有得逞。1980年，经过有关部门的查实，沈醉在卢汉的起义上是签了字的，并且亲笔颁布命令，要求下属的特务放下武器缴械投降。所以沈醉的身份得以从战犯改为起义将领，享受国家副部级的待遇，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1981年沈醉到香港探亲访友，不顾以前亲友的劝阻，毅然在香港短暂停留之后返回北京。1996年在北京去世，享年82岁。在他的身上也很好地诠释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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