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富不过三代”，在中国古代的社会里，此话是相当具有现实意义的。如果单纯只是富，那么在古代大概率就是官府重点盘剥打击对象，各种苛捐杂税肯定少不了你的，而如果这样的富是经商得来，那就更有打击的理由。
中国古代朝代更替，而重农抑商的基本盘却一直没变，不论这江山姓刘，姓李还是姓爱新觉罗，变着花样挤兑盘剥商人那都是基本国策，商人虽能暂时积累财富，但没官位的话，朝廷想让商人破产败家有无数种办法。没有功名傍身，性命和财产就朝不保夕，如此体制之下，古人无论如何都要挤进体制，尤其是考科举。
◇ 法家的耕战思想一直是古代秦制王朝的统治法宝，正所谓“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秦制君主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虽然考上科举之后不意味着马上就能有官做，但这意味着家族在当地已经成了人上人，用正式的称呼是“缙绅”，或者“士绅”，可以称得上是诗书传家的望族了。如果加上了功名，这样的望族能不能一直兴盛下去呢？答案也是很难，甚至几乎不可能。
◇ 科举之所以被历代君主重视，对读书人有这么大的吸引力，绝不是什么提供了所谓“公平的上升通道”“让平民阶层有了翻身机会”，恰恰相反，秦制君主除了借科举这张大饼达到“天下英雄尽入彀中”为君所用，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利用科举把天下人的非分之想消磨殆尽
倘若究其根本，那就是望族们背靠权力，都不用做什么就可以获得巨大的财富，并且鱼肉乡里，表面上看他们在地方上地位崇高，但缙绅们和地方紧张的关系随时都有脆断的风险，而这样的关系破裂往往是非常随机的过程，其结果就是缙绅们要么身败，要么名裂。此种情况之下，“富不过三代”就是一个很自然的结果。今天讲两个晚明江南的故事来印证一下。
在讲故事之前，先要讲讲缙绅为啥啥都不用做，财富就可以向他们走来。假如你在古代中举，都不用进士，哪怕仅仅是考中举人，就意味着鲤鱼跳龙门，从此告别平民阶层。
◇ 在古代，一旦中举，读书人即可凭一己之力改变全家甚至全家族的命运
举人理论上讲是可以做官的，比如海瑞只是一个举人，一开始在福建南平做的教谕，也就是县教育局长，从此迈入官场。比起官职，更重要的是实打实的好处，按照大明的规定，举人可以摆脱沉重的徭役赋税，考虑到大明朝的赋税表面看并不高，但实际上基层各种摊派徭役足以让人倾家荡产，就不难理解免除赋税徭役意味着什么。
◇ 图为电视剧《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中的讼师程仁清仅仅是一个生员身份就可以在公堂之上不用行跪礼
除此之外，举人在当地官场上可以和县令平起平坐，举人拜访县令县令是不能逐客的，而在县里倘若真有什么官司，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那是“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但举人就不一样了，他不但能跟县太爷说上话，甚至他的意见对于断案有着相当的分量。
简而言之，举人就是地方上的人上人天龙人，所以说古代小说里那个范进中举之后为什么疯，大家也就理解了。举人都可以如此，若是得中进士，甚至能进翰林，那更是了不得。在大明朝，科举风气最发达的江南地区恰恰也是赋税最重的地区，也是官府盘剥最厉害的地方，所以一家人有钱财都不算什么，唯有考中功名，举人保底，这才能算成功上岸。
◇ 图为明 仇英《独乐园图》局部
有了这样的身份，都不用缙绅家里主动动手，财富就会滚滚而来。比如说有不少人会选择“伪寄”自己的田产给到有功名的望族，毕竟沉重的赋税已经成了不少人无法承受之重，但望族不一样，他们的田产是可以不交税的。这么一来，望族们想不积攒田产都难。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多少强买强卖，那就不足为外人道也。
◇ 图为以明万历年间为背景的故事《繁城之下》中的家主惩罚未成年奴隶
嘉靖末年的内阁首辅徐阶在北京风评很好，但他在老家松江华亭的家族却通过这样的办法占据良田六万余亩。再比如奴婢问题，明朝开国之时朱元璋严禁蓄奴，但到了晚明的江南，缙绅们畜养奴婢却是非常普遍，具体做法是跟这奴婢家里订立卖身契，这契约里写明某某某甘愿到某某人家当干儿子，干女儿，交银子拿人之后这些“干儿子”，“干女儿”就成了名正言顺的奴仆，堂而皇之地为干爹肝脑涂地。
对于奴婢家人来说，如此买卖也算是走投无路之下的选择，就这样，缙绅不必动手，只是功名的牌子往这里一放，田产奴婢干儿子干女儿什么都有了，再加上缙绅在当地有权有势，出什么事都可以让官府给压下来，看上去他们的生活是高枕无忧的。
◇ 图为明 仇英《独乐园图》局部
但真实的情况不是如此。缙绅们在获得财富和权势的过程中得罪乡民那是一定的，而乡民虽然平时对这些缙绅敢怒不敢言，但只要有机会，这样的怒火一定会找机会爆发，到时候倒霉的就是缙绅和他们的家人。
比如说董其昌，此君是晚明著名的书画大家，在科举上也是顺风顺水，万历十七年考中二甲第一名，进翰林院，此后的官宦生涯也是大体顺顺利利，自然在老家过上了标准的缙绅生活，田宅无算，奴婢成群。万历四十四年，他的家奴陈明跟当地陆家抢一名婢女绿英，引发了一系列矛盾，本来这事儿董家算是占理，但陈明在争抢过程中不依不饶，强砸房门进入陆家要人，引起了众人愤怒，更有人开始编排董其昌的淫词艳曲，说这绿英乃是跟董其昌有着不正当男女关系，董其昌一把年纪还好色，真是老脸都不要了。
◇ 图为董其昌画像
认真说起来，这淫词艳曲当然充满了夸张和诋毁，而董其昌的儿子董祖常得知此事也是不依不饶，仗着自己的权势还真的找到了这些淫词艳曲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乃是和他们有姻亲关系的范家和冯家。董家随后亲自带人上门去闹，范家公子和冯家家母因此而死，这一下子激起了民愤，儿童妇女竞相传播“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的民谣，接下来就是“民抄董宦”一案，来自今天上海，青浦和金山的两百多人聚拢在董其昌家宅前，把他的两百余间宅院一把火都烧成了白地，而董其昌本人因为自己在苏州而仅以身免。
虽然事后董其昌穷追猛打，表示这看似民变，背后一定有坏人指使，狠狠办了几人，挣回了一些面子，但自己在当地的财富和威望也就化为乌有。
◇ 图为郑鄤墓碑
董其昌这个案例深刻地诠释了缙绅在当地激起民怨的下场，而有时候如此民怨跟朝廷的内斗一结合，让缙绅家破人亡也不是不可以，其典型名为郑鄤，此君为常州武进横林人士，本来拥有大好前程，却在天启初年因为上书皇帝劝他“远离内宦”而遭到罢黜。等到天启驾崩，魏忠贤倒台，郑鄤又因为父丧母丧在家丁忧不能上班。崇祯八年丁忧结束之后，郑鄤得到起复进京，跟当时的内阁首辅温体仁聊天，聊着聊着，郑鄤传统士大夫的劲儿就开始上来了，开始妄议朝政。
温体仁表面上是客客气气，但心底是非常厌恶的，毕竟他要大权独揽，岂容这么个后生说三道四，本来他也就只是想着把他赶走，但此时郑鄤族人礼部尚书吴宗达也对他落井下石，说这郑鄤“惑父出家”，还杖打其母。在大明朝这种极端强调以孝治天下的时代，如此罪过是要凌迟的，那温体仁也就把郑鄤捉去了监狱。刑部后来审这个案子，表示所有郑鄤的罪过都只是道听途说，可信度不足，只要能找到常州籍人士证明郑鄤清白，他就是无罪的。
◇ 崇祯一朝被凌迟处死两个大臣其一是袁崇焕，其二就是郑鄤 图为袁崇焕画像
可问题在于，郑家在常州鱼肉乡里，声名狼藉，甚至多少年之后逃难到南方的锦衣卫在当地还都听到郑家的恶行，这其中，郑鄤本人也参与了不少，毕竟他在乡里居住了十余年。所以消息传出，不但在京的常州籍官员无一人出言相救，甚至还落井下石。而关键时刻，郑鄤的族弟也出来指认，说控告郑鄤的说法都是真的，这可谓是“众口铄金，积毁销骨”。
最终这个案子崇祯皇帝亲自批示的结果就是凌迟。在整个大明朝，被凌迟处死的人屈指可数，整个崇祯朝就俩，一个袁崇焕，还有一个就是郑鄤。这个案子郑鄤是不是冤屈，当然可以讨论，但郑家在常州声名狼藉，却是在关键时刻把郑鄤推向不归路的关键因素。
◇ 图为 明《十同年图》局部
讲这几个故事，诸位也许就明白为啥即使是有了功名的缙绅之家，在晚明江南的氛围里也大抵“富不过三代”了。他们的财富和名望，说是巧取豪夺也好，说是乡民自愿奉献也罢，说到底也还是依附于大明朝的这一套极端皇权和不择手段的汲取机制上的。
这一套机制本来就在把乡民逼上绝路，所以缙绅们再想进步，也只不过是加深自己和乡民的对立，如此一来一个微小的事件就都可能成为大规模冲突的导火索。所以说这晚明江南的士绅看上去体面风光，其生活还是危机四伏，根子就在于他们依附的朝廷实在是要把民众往火坑里推。
而真到了后来，这样的朝廷和汲取体制终于不能持续，大明朝也迎来了最终的灭亡，此时此刻，不但周遭的乡民要把自己生吞活剥，甚至那些写了卖身契给自己当干儿子干女儿的奴婢也不安分了，咱们之前讲过江南奴变（详见：），包括徐霞客族人在内的多少缙绅因此而灭族，实在是可悲可叹，到最后，也就应了孔尚任《桃花扇》最终的那几句话，“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如此情况，想要诗书传家，摆脱“富不过三代”的宿命，属实想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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