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夏，某日，已经81岁的朱德朱老总，拄着拐棍，特意去见了周总理，当得知朱老总要拜托他办一件事时，周总理很诧异。
二人自1922年10月，在德国柏林相识，就一直是亲密无间的战友，一起共事40余年，朱老总的性情，周总理再清楚不过了，一辈子刚强的他，极少求人，这次开口了，无论如何，都要替朱老总办不是？
然而，当听到朱老总向他求助的事情后，周总理却沉默了，良久之后，他才无奈对朱老总道：“有些人，我不保，日子还好点，我越保，处境越差。”。
看着朱老总落寞离去的背影，周总理心中也是五味杂陈，他不是不愿帮忙，实在是无能为力，因为他的处境同样艰难，他连自己的亲弟弟周恩寿、干女儿孙维世都保不住，何况是他人？
话说，朱老总想保护的是什么人，一个元帅和一个总理都无能为力？其实，这个人周总理也很熟悉，他便是周总理干女儿孙维世的亲哥哥，二人共同的故友孙炳文之子孙泱，而孙泱之所以会落难，并非他犯了什么大错，只是因为写了一本《朱德传》！
孙炳文与朱德，都是四川人，二人一个生于南溪县，一个生于仪陇县，而且同样出身寒苦。
孙炳文出身一个贫寒农家，姊妹11个，全靠父亲土里刨食，艰难拉扯长大，由于生计困难，他们一家时常向亲友求助。
比他小1岁的朱德，家庭状况还不如孙炳文，朱德的父亲只是个佃农，他的母亲，生育了13个子女，但因贫病，活下来的只有8个，朱德排行老四。
朱德的性情，深受其母钟氏影响，钟氏不仅养育众多儿女，每天还要操持家务，喂猪养蚕、洗衣缝补，忙得脚不沾地，干的事情繁琐至极。
可是，家中无休止的琐事，并未让钟氏变得焦躁，她从来都是不慌不忙，不发脾气，也不骂人，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无论遇到什么多大难题，朱德都能淡然处之，跟钟氏的敦敦教导，有着极大的关系。
虽家贫，但无论是朱德还是孙炳文的父母，都没在子女的教育上“打折扣”，他们想方设法送孩子进了学堂。
1908年，孙炳文考入了北京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并加入了同盟会，结识了喻培伦、黄复生、刘云门、汪精卫等一众志同道合的朋友，甚至，还跟着汪精卫，参与了刺杀摄政王载沣的行动。
南北议和失败后，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孙炳文担任北京《民国日报》的总编辑，用笔跟袁世凯一派展开斗争。
1916年，反袁势力组织“铁血团”，企图夺取凤翔为根据地，以达到驱逐陆建章，讨伐袁世凯的目的，孙炳文也参与其中，可惜敌众我寡，终以失败告终。
事败后，孙炳文也受到牵连，无奈携妻任锐，返回老家南溪，在老家搞教育，培养革命力量。
而朱德，则于1909年，考入了云南陆军讲武堂，同样加入了同盟会，还在1911年10月，参加了响应辛亥革命的“重九起义”。
起义之后，朱德跟随滇军入川，在川南支援反清斗争，1912年，他重回讲武堂，担任军事教官，此后，又参加反袁、反段祺瑞的斗争。
1917年春天，经好友介绍，朱德与孙炳文，在四川泸州相识了。
当时的朱德，已经升任旅长一职，而孙炳文，在四川的教育界，也站稳了脚跟，两个30出头的人，都有了一定的名望和社会地位。
然而，当时的二人，心情却都十分苦闷，因为他们在为整个中华民族忧心，为无法找到一条真正救国救民的路而伤脑筋。
相似的家庭，相似的经历，再加上相同的志向，让二人迅速成为患难与共的莫逆之交。
为了振兴国政，1918年，孙炳文弃笔从戎，投入到了朱德帐下，担任谘谋一职，协助朱德处理军事政务，助朱德发展壮大。
为达这一目的，孙炳文不仅给朱德推荐了朱青长、欧阳历清等一大批人才，而且还大力号召家族子弟习武从军，为朱德效力。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身在四川的朱德、孙炳文等人，第一次听说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二人敏锐的察觉，这是一条救国之道。
于是，他们成立了学习小组，一起研究讨论《新青年》、《新潮》、《天演论》、《民约论》等书刊。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研究，朱德和孙炳文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革命，一定是在某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出了毛病！
商量过后，孙炳文先一步前往北京，寻找五四运动的领袖们，更彻底的了解马克思主义，而朱德，也做出了承诺，在打到军阀唐继尧后，便动身前往北京，与孙炳文会合。
1922年3月，唐继尧占领了昆明，看不到希望的朱德，跟当时滇军的代总司令兼代省长金汉鼎一起离开了昆明，回到了四川。
1922年5月，在川军总司令刘湘和川军第二军军长杨森的邀请下，朱德到了重庆，刘、杨二人对朱德极为看重，许多给他一个师长当，但朱德并未忘记与孙炳文的约定，他婉拒二人好意，于1922年6月，乘船到达上海。
在上海，朱德还干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戒掉了大烟，1922年7月，朱德与身在北京的孙炳文会合，但可惜他们并没有找到党组织，无奈再次返回上海。
在上海，他们见到了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等人，也见到了当时共产党的领袖陈独秀，朱德向陈独秀表达了自己想要入党的愿望，但却被陈独秀拒绝。
陈独秀的拒绝，并未打击到朱德，在安置好国内的家人后，朱德带着孙炳文，踏上了前往西欧的渡轮。
1922年10月，他们到达法国马赛，来不及看异域风景，他们便四处打听哪里有共产党的组织，得知周恩来等人在德国柏林建立了中共旅欧支部时，朱德、孙炳文二人立即动身前往柏林。
当得知两位老大哥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寻找党组织，周恩来很感动，热情的招待了他们，并且把他们都吸收为党员，只是由于朱德身份特殊，他的党籍对外，一直是个秘密，直到南昌起义，才真正公开。
在留德期间，朱德、孙炳文积极参加活动，并如饥似渴的学习各种理论知识，为了更好的理解共产主义，两个过了而立之年的中年人，更是像个小学生一样，废寝忘食的学习德语。
朱德和孙炳文的表现，周恩来全部看在眼里，他知道，这是真心要救国家于水火之中的人，对他们的敬佩，不言而喻，他们的坚贞的革命友谊，也是在这个时候就已结下。
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这让身在德国的同志们痛心疾首，同年5月，五卅惨案爆发，柏林的中国留学生们义愤填膺，立马组织声援活动。
令他们没想到的是，五卅运动，竟被帝国主义说成是“中国盲目的仇外运动”，这让朱德、孙炳文等人愤慨不已。
在朱德的组织下，中国留学生占领了驻德大使馆，并逼迫中国大使在反对英、日大屠杀的通电上签字。
1925年6月，在德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朱德、孙炳文等人在柏林的一所学校，组织了一场更大的集会，可谁料，集会刚结束，警察就来抓人了。
最终，朱德、孙炳文等人的护照被吊销，紧接着就是驱逐出境。
离开德国后，朱德奉命前往苏联学习，而孙炳文，则辗转返回国内，到达了广州，担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上校秘书兼广东大学教授一职，主讲政治经济学。
1926年6月，孙炳文升任总政治部秘书长一职，与周恩来、郭沫若、邓演达等人比邻而居，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上，联系都十分密切。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孙炳文被任命为少将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主要负责筹备经费、器械、医药和补充战斗人员、培养骨干等事宜。
为了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孙炳文可谓是废寝忘食。
1926年年底，朱德也辗转回到了国内，但由于工作关系，二人天各一方，见面的机会，是少之又少。
1927年4月，由于工作能力出色，孙炳文接到前线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电令，要他前往武汉，担任军事委员会总务兼军事厅长一职。
当时，粤汉铁路中断，孙炳文只能走海路转道上海，然后再去武汉。
4月10日，孙炳文携家眷10余人动身，这时候他并不知道，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即将爆发，更不巧的是，在半道上，他碰到了蒋介石的走卒褚民谊，这个褚民谊，利用轮船上的电台，把孙炳文的行踪，透漏给了蒋介石。
4月16日，孙炳文刚刚抵达上海的码头，船还没有停稳，便被法国巡捕，被捕仅仅4天，孙炳文便惨遭杀害，牺牲时，年仅42岁。
当听到挚友死讯，朱德是放声痛哭，见者无不落泪，跟他一起共过事的友人，一个个也是伤心不已。
郭沫若还特意写了一首《悼亡友》，来纪念孙炳文，周恩来夫妇在孙炳文遇难后，也一直是想方设法接济孙炳文遗孀和他的孩子们。
在孙炳文牺牲3个月后，朱德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在起义之初，朱德的地位并不算高，资格也不算老，然而，起义之后，朱德的表现，却一步步得到了同志们的认可，威望也迅速积累。
在起义军离开南昌后，部队决定向广东等地进发，在途经江西时，朱德就一直走在前头。
当时江西，驻扎着大量的滇军，朱德就利用自己在滇军中的威望和人脉，想方设法，让曾经的同僚，给起义军让开一条路，或者是在战斗中“放水”。
可以说，起义军能顺利过境江西，朱德功不可没。
当起义军来到广州三河坝之时，反应过来的国民党军，开始对起义军展开疯狂的围追堵截。
在如此状况下，本来在人数上就不占优势的起义军，不得不分兵，主力在周恩来、贺龙、叶挺等人的率领下，朝着潮汕地区进发，而朱德，则被留了下来，率4000余战士“断后”。
苦战三天三夜，朱德损失了将近一半兵力，才算是完成任务，带着剩余兵力，去寻找主力部队。
半道上，他们碰到了20军教导团的溃兵，从他们口中得知，主力部队已被击溃，而部队中有不少领导，则离队躲避去了。
这个消息，对于朱德所率人马，无异于晴天霹雳，许多心志不坚者闻讯，纷纷离去，甚至到后来，团级以上领导，只剩下朱德、陈毅、王尔琢三人。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朱德开始对部队的思想、组织、纪律做整顿，在他的苦口婆心下，一些已经动摇的官兵们，思想发生了转变，决定跟着朱德继续走下去。
在朱德的努力下，这支部队没有分崩离析，同志们跟着他辗转来到湘南，并发动了湘南起义，等到1928年4月，他带着队伍上井冈山时，人数竟达到了万余。
在接下来保卫井冈山、挺进赣南、闽西以及各种反围剿中，朱德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因为巨大贡献，1930年年底，他被任命为中国红军总司令。
从这时候起，朱德便一直是“总司令”，红军时期如此，抗战时期如此，解放战争时期，依旧如此，直到1954年9月，总司令这个职位被撤销为止。
自从1927年南昌起义后，朱德便跟孙炳文的家人们失去了联系。
在孙炳文牺牲后，他的妻子任锐，曾带着儿女们逃亡武汉，大革命失败后，任锐带着孩子们返回老家南溪。
可惜，南溪的土豪劣绅们，也容不下她们孤儿寡母，诬告她搞暴动，要逮捕她。
无奈，任锐只能带着孩子们背井离乡，去了安徽浮山中学，当图书馆主任，可到安徽没多久，又有人以此攻击中学董事长，说他安排“共党家属”，任锐只能再次无奈离去。
离开安徽后，任锐又带着孩子们来到上海，此时的她，已是贫病交加，几乎陷入绝望，好在一点，邓演达得知了她的状况，及时伸出了援手，才助她度过那段难熬的岁月。
1930年，任锐在上海办了明清小学，不久，又前往北京，办起了北辰中学，1934年，任锐重返上海，并与组织取得了联系，开始负责组织的外围联系，但没过多久，负责人被捕，她再次与组织失去联系……
转眼时间来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任锐虽是妇女，但也投入到抗战中来，还曾担任郑州各界抗敌后援会的慰劳队长。
这年年底，她考入了山西民大，在此期间，与亡夫孙炳文的挚交好友朱德取得了联系，在朱德的帮助下，1938年2月，任锐带着儿子孙泱、女儿孙维世辗转来到延安学习工作，算是重回组织怀抱。
对于孙炳文的子女，无论是朱德还是周恩来，都是极其照顾，孙维世被周恩来夫妇收为养女，视若己出，而孙泱，先是在八路军政治宣传部当科长，后来又当了朱德的秘书，常伴朱德左右。
在朱德的教导下，孙泱进步极快，在解放战争时期，曾担任嫩江省委秘书处处长、宣传部副部长，东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文化部部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又再次把他调回自己身边，又让他当了一段时间秘书，此后出任国家计委军工局局长、动员计划局局长、西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等职。
因为在朱老总身边工作多年，孙泱对朱老总很是了解，于是，他就参与编写了《朱德传》。
孙泱等人编写的这部《朱德传》，跟现在存世的《朱德传》几乎相差无几，毕竟，朱老总的人品、事迹就摆在那里，谁也挑不出毛病。
然而，自从1966年，我国进入一个特殊时代后，孙泱参与编写的这本书，却成了他的罪过，他与编书的同志们被逮捕了。
被捕后的孙泱很硬气，他认为自己是按史实来写的，而且许多事情，他都是见证人，绝不认错，于是，他的处境更加艰难。
很快，这事儿就传到了朱老总耳中，已经81岁的朱老总听闻此事，很是为孙泱担忧。
可孙泱落难，那些人针对的就是他，他实在没办法亲自出面，这才有了文章开头，找到周总理求助的事情，可惜的是，周总理也无能为力。
40年前（1927年），孙炳文被抓，朱老总无能为力，40年后，他的儿子落难，朱老总依旧毫无办法，他当时内心有多失落，可想而知。
1967年9月，孙泱在人民大学地下室离世，年仅53岁。
1968年10月，他的妹妹孙维世也在人民大学地下室离世，年仅47岁。
听闻孙氏兄妹之死，朱老总和周总理一定难受至极吧，那是他们战友的骨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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