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的春风还带着些许凉意，北京的街头已经忙碌起来。在这看似普通的一天中，人民银行的一个不起眼的交易突然将中南海的平静搅得波涛汹涌。
一份急促的电话从银行打向了总理办公室，通报了一个关于巨额现金交易的令人震惊的消息——20万元现金，根据一份伪造的公函，在一个晚上匆匆被转移。公函上赫然盖着周总理的签名和专用印章，但真相却如同被深埋在冰下的湖水，暗流涌动。
随着调查的深入，一名名为王倬的普通外贸部员工走进了公众的视线，一个由他精心策划的欺诈阴谋渐渐浮出水面。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他的结局究竟如何？
一场惊天骗局的序幕
1960年3月24日，一大早，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的电话铃声骤然响起。电话那头，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行长，他急切地询问之前一笔20万元的款项应如何入账。
这个问题让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一头雾水，因为他们完全不知情。工作人员接了电话，行长问他：“那笔20万元的款项，我们要如何入账？”工作人员茫然地回答：“请您稍等一下，我需要确认一下。”
他放下电话，立刻开始在办公室里寻找能够解答这个问题的人。可是，问了几位同事，大家都是一脸茫然，没有人知道这笔钱的来龙去脉。于是，工作人员又回到电话旁，对行长说：“行长，我们这边没有关于这笔款项的任何记录，您能不能再详细说说情况？”
行长在电话那头显得有些焦急：“这笔钱是根据一封紧急公函支取的，上面有周总理的亲笔签名和总理办公室的印章。六天前，一名男子拿着这封公函到我们银行，要求支取20万元现金。我们按照指示办了，但是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入账，所以来向你们确认一下。”
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愣了一下，这事儿听起来非同小可。
神秘公函的出现
六天前的一个清晨，人民银行的门前，一名穿着整洁的陌生男子拿着一个文件夹走进银行大厅，这名男子向银行职员出示了一封看似重要的公函。
公函上有周恩来总理的亲笔签名及总理办公室的专用印章，信件内容紧急指示人民银行立即筹集一笔20万元现金，用于支持西藏工委的重要宗教活动。银行职员接过公函，仔细查看了签名和印章。
因为公函上的印章和签名看起来无比真实，加之事关总理办公室的指示，银行职员没有多余的疑问。他们迅速向上级汇报，不一会儿，银行的高层也确认了操作的紧急性和必要性。
在得到上级的批准后，银行工作人员开始行动，调集了20万元现金，这在当时是一笔巨大的金额。
整个筹款过程中，银行职员按照最高级别的安全操作来进行。钱款被装入两个结实的皮箱中，随后由两名保安严密护送。当天晚间7点，这名自称是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的赵全一同志的男子准时出现在了约定的地点——民族饭店。
赵全一对银行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并简短地说明了这笔款项对于支持西藏地区宗教活动的重要性。银行的代表在确认赵全一已经收到现金后，便完成了任务返回。整个交接过程虽然简洁，但执行得非常规范和严密，银行方面认为他们完成了一项重要而紧急的任务。
然而，当六天后的早晨，人民银行的行长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时，情况突然发生了转变。原本以为是正常执行总理办公室指令的银行突然被告知，总理办公室对这笔款项一无所知。
电话那头的行长和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感到非常震惊，他们意识到这可能是一起精心策划的诈骗案。
肖像画揭示真相
总理办公室在接到人民银行的电话后，立即展开了全面调查。事态的严重性引起了高层的关注，谢富治迅速组织了一个专案组，推测这可能是一起精心策划的团伙作案。他指示相关部门采取措施，以追踪和揭露这个疑似诈骗团伙的行动。
杨奇清作为调查的负责人，迅速行动起来。他首先联络了参与当初款项交接的银行和饭店的员工，询问他们关于交接现金时，接触过的那名男子的详细外貌特征。员工们对那名神秘男子的印象尚新，他们描述了男子的身高、体型、面部特征等详细信息。
根据这些详细的描述，杨奇清请来了几位专业的肖像画家。画家们与描述者进行了几轮的详细对话，确保每一个细节都被准确捕捉。随后，他们分别根据银行和饭店员工的描述，绘制了两张人物肖像画。每一张画都仔细地描绘了该男子的眼睛、鼻子、嘴巴以及发型等特征。
当这两张画完成后，杨奇清组织了一个内部会议，会上展示了这两张肖像画。在场的银行和饭店的员工都被邀请来对照这些画作，以确认画中人是否就是当天接触的那位男子。两组人员都确认，这两张肖像画描绘的确实是同一人，也就是他们各自遇到的那位男子。
这个发现让整个调查团队都非常震惊，因为这意味着这名男子不仅在银行中扮演了角色，还在饭店中扮演了接收款项的角色。
神秘信纸的线索
调查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当专家们对所谓的“周总理亲笔公函”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检查时，他们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痕迹。虽然信纸看起来并无二致，乍一看就像是普通的办公用纸，但专家们凭借他们敏锐的观察力，发现了信纸中间的两道竖向装订线痕迹。
更令人注意的是，这两条线之间，还有一种独特的“鱼尾纹”痕迹，这种纹理在普通办公用纸上是绝不会出现的。这一发现让整个专案组都非常震惊，因为这种带有“鱼尾纹”的纸张并不是随处可见的物品，而是只在国家机关内部，特别是国家外贸部使用的特殊文件用纸。
有了这一线索，4月2日一大早，经济保卫二局的一处处长高菕决定采取行动。他组织了一个由精英成员组成的专案组，准备对国家外贸部进行一次不打招呼的秘密侦查。
到达外贸部后，高菕和他的团队开始了对3月18日申请外出的外贸部员工的全面审查。首先，他们从人力资源部门获取了那一天的外出记录，列出了所有申请外出的员工名单。
为了确保每一步都准确无误，高菕指示团队成员仔细核对每位员工的外出理由，并且调取了他们的个人档案和历史记录，特别是关注那些在关键时间有可疑外出行为的员工。
接着，团队专注于笔迹样本的收集工作，这些样本主要来源于每位员工的日常工作记录和已知的书写样本，比如过往的申请表、报告书等。
高菕还请来了几位专业的笔迹鉴定专家，他们利用先进的鉴定设备对这些笔迹样本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比对。通过专家的精确工作，一个个样本被详细对比，寻找与那份伪造公函上的签名相匹配的笔迹。
正当调查团队一筹莫展时，一份特别的档案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档案的封面上赫然写着两个名字：“王倬”。进一步翻阅档案，王倬的职业履历尤为引人注目。在加入外贸部之前，他曾在北平特刑庭看守所担任会计兼收发员，这段经历与他操控文件的能力似乎有着某种联系。
最重要的是，档案中提到他对“人民币”的书写有一种特别的方式，这一点在伪造的公函上也有所体现。
随着这些信息的整合，调查团队感到前所未有的兴奋。通过进一步的笔迹比对，专家们最终确认，档案中的笔迹与公函上的签名完全一致。此时，没有任何疑问，王倬即赵全一，就是策划并实施了这起20万元诈骗案的主犯。
犯罪者的最终落网
由于赵全一的涉案证据尚不充分，案件的侦查负责人杨奇清决定暂缓采取行动。他下令全组成员保持高度警觉，细致跟踪赵全一的一举一动，以确定是否有同伙牵涉其中。起初，赵全一的行为未表现出可疑迹象，他日常生活平平无奇，与邻里间的交往也未见异常。
然而，就在侦查进入第三天的夜晚，赵全一的行为突然变得奇怪起来。监控显示，每当夜色渐浓，他便会匆匆走到后院，点燃一座旧铁炉。随着火光的跳跃，浓郁的黑烟伴随着刺鼻的气味迅速弥漫开来。
此种情况连续发生了几晚，引起了专案组的高度关注。为了深入了解这一异常行为背后的原因，专案组决定对周边的居民进行走访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这种现象自三月底以来便开始频繁出现。邻居们对此也感到困惑，纷纷表示未曾见过赵全一有此举动。
结合这些线索，杨奇清经过深思熟虑，逐渐形成了一个猜测：赵全一极有可能在焚烧纸钞，意图销毁那些作为贪污证据的现金。考虑到案件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杨奇清在一次策略会议后迅速做出了决策。
他指示专案组成员准备好行动方案，随时待命，以便在确保不会打草惊蛇的情况下，迅速行动。随着夜幕再次降临，赵全一再次走向那座旧铁炉。就在赵全一点燃炉火的瞬间，杨奇清果断下令，专案组最终在1960年7月28日将王倬逮捕。
经过法庭审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诈骗罪”判处王倬，即赵全一死刑。在调查过程中，还发现他的母亲张可民在案件中扮演了辅助角色，因“包庇和帮助反革命诈骗罪”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