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迁 | 传销和爱情，都是完美陷阱|传销|完美|小酒馆|布鲁斯威利斯|胡波|胡迁|酒吧

《远处的拉莫》是胡迁离世前留下的一组作品集，笔触冷峻干净，读来凝重、决绝、荒暴，包容了胡迁在生命最后阶段的隐秘心迹，更容纳了对我们所处时代的强烈质疑。

“我所珍藏的东西，总是在触碰的时候就轻易瓦解成粉尘，这便是一种可以称为陷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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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波（1988.7.20 — 2017.10.12），笔名胡迁，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中国内地作家、编剧、导演。

隔了一整年，我在某个活动结束后又遇到了她。她穿着一身黑裙，头发也烫成波浪，看起来成熟多了。她从出口走过来，看到我，我也不知道那是不是吃惊，她按照套路说：“好久不见。”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向另一边走去，有个朋友在等她。我一直看向那个方向，她同朋友站在一起，看了我一眼，大概跟朋友说又遇到这个人。我该做点什么呢？走上去，笑着并摇头晃脑地说点什么？或者跟踪她，在某个路口再碰上一次？我迅速回了家，这太令人难堪了。

我知道有很多假的事物，它们通常都隐藏在“我以为”中。就像一年前我碰到她，我以为是个好的开始，我跟她吃饭，去喝了几次酒，我以为这是个好的开始。后来我把她带到家里，书房有张玻璃桌放在草席上，我们面对面坐着。我给她卷了一根，没想到她抽掉一整根，我说在这片玻璃下可以看到神奇的东西。她躺下后，我也躺了下来，我从一侧看着她的脑袋。过了几天我们就分开了。之后我被一家公司骗走了两年的积蓄，我向母亲借钱时，她向我描述了近期的家庭状况。母亲进了传销组织，并想让我也加入进去，因为“一年可以翻十倍”，我无法说服她脱离这个名头非常好听的传销组织，她也无法说服我加入这个组织，就像此前的三十年里我们都听不清对方在讲什么。我退了在市区的房子，搬到郊区一间房子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办婚礼或者丧礼，在窗户下搭起个长达一百米的棚子，支起一口大锅，那些炊烟搅和着一种化肥的味道。我时不时想起那个夜晚，在草席上，我看着她的脑袋，她晕乎乎地眯着眼睛，企图从眼前的玻璃中发现什么，但那是我骗她的，我只是想借机占她点便宜。可能她也知道。

离开那个活动后，我回到了郊区的家中，天花板上有块半平方米大小的地方没有墙皮，每次我注意到这块缺损的时候总是感到很伤感，但除了看着也做不了什么。我收拾好行李，因为第二天要去另一个城市参加交流活动。

下了飞机，我费了好大工夫才在一个垃圾桶旁边捡到打火机。当我点着烟之后，就有几个人陆续来找我借火，我可为他们省了不少事。之后我上了一辆车，路上我问司机这里有没有什么好吃的，他说哪里吃的都一样，然后就没人再说话了。在宾馆楼下，我吃了份没有颜色的冒菜，反正很多年了，无论吃什么东西都一样。

我坐在宾馆的床上。去年夏天，我也是这样坐在一张宾馆的床上，看着外面的机场，灰蒙蒙的天空中飞机起飞和降落，就这样可以看一整天。现在我花了半天时间又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外面下着雨，我想着一年又过去了，某处落叶堆积，某处的野猫可能死了，但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变化。我习惯性地惶恐，总觉得快死了，又总是活着，那些棘手又必须面对的东西，比如找到那家公司，或者回家拯救我的母亲，我通通面对不了。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交流活动。年初我出版了第一本书，出版社说这个地方会有很多读者，傍晚我到了书店，四下看了一眼，就准确地知道坐在这里的几十个人，没有一个人看过我的书。但我还得坐在一个铺着红地毯的台子上，主持人问了我很多问题，我看着下面茫然的他们，我也很茫然，出版社骗了我。活动结束后，我便觉得这个遭遇是对的，就是一切势必如此。我出来参加活动，是为了第二天去成都，他们说成都很好玩。如果不这样，我就得留在郊区的家里，四处联系能跟那家公司扯上关系的人，有些人被我搅扰烦了便在社交网站上嘲讽我，这让人无力反抗，因为我母亲还在传销组织中。

大约在四年前，我的一个朋友进了传销组织，他们睡在一个房间的地板上，分出清晰的阶级，见到上级要立即鞠躬，互相之间讲三天三夜的小秘密，还要一起趴在地上模仿小动物。这个朋友中间唯一一次有机会可以打电话，他错误地打给了我，可我当时在玩三国杀，那局结束后打回去，但他再也没有接电话。一个月后他出现了，像个印第安人，背着开了缝的布包，责怪我为什么不接电话，我当然要说在睡觉没听到。从那之后他再也不信任我了，并在几年后介绍了这家公司给我，同时他一直说我被骗走的积蓄跟他没有关系。

活动结束后，主持人陪我在街上逛了会儿，我们走到一家茶餐厅，吃完饭后主持人打了车，在宾馆放下我后离开。

我坐在宾馆大门的水池边，想起在昨天相遇的时候没有跟她打招呼，想打个电话给她，但没有拨出去。我觉得这种关系很可怜，主要是我。

第二天黎明我就出发去了成都，这场活动也一样，没有任何一个人看过我的书，但他们又坐在下面。我该说点什么呢？这个主持人非常热情，我跟他讲了点小故事，结束后他去赶另一个场，书店的负责人建议我去成都的酒吧。我回宾馆睡了会儿，本来打算睡到第二天，不过晚上就醒了。我去了小酒馆，他们推荐要去这个地方，就是很多外地人都会去的地方，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建议我也来这里。在小酒馆，里面人多得像挤在一个玉米杯里，门口很多人排着队拍照片，我才知道原来有个歌手在这里唱过歌。这很奇怪，因为有很多厉害的人原来也长年驻扎在某个网吧，但那个网吧并没有因此就宾客满至。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位置可以坐下来，对面坐着一个不到四十岁的男人，他开了两瓶啤酒，桌子上摆了两包烟，看样子已经待了很久。他可能指望某个女人跟他搭一下话，我很想告诉他你这样是不行的，但我什么也没说，就坐在那儿，中间他递给我手机让我帮他拍张照片。他大概也是第一次到成都，什么也不知道，跑到这里来，坐一晚上，再什么也不知道地去另一个地方。我喝完一瓶啤酒就走了，联系了书店的人，责问他们骗我到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我即便是再小的作家也不该被这么对待，于是他们推荐我去酒吧街。

我在酒吧街上逛了一圈，看到一家酒吧里有个黑人在唱布鲁斯，就走进去，坐在吧台上。听了五分钟我觉得太重复了，一点变化也没有，就开始看电视，电视机离我很近，挂在我对面一米远的柱子上。在我身边有一个美国白人，一个黑人，我们都在看电视，电视正在直播阿森纳对曼联的一场球赛。他们像是已经坐了一整年，就跟小酒馆的那个男人一样，几乎坐了一整年。有一瞬间我不知道活着该如何继续下去，还有街边，路过时常有摇头晃脑唱歌的人，他们总让我更加难过。

我终于打了电话给她。

“喂？”她说。

“那天没打招呼。”我说。

“嗯，我在外面吃饭。”

“你怎么样？”

“挺好的。”

当问一个人怎么样，对方回答挺好时，最好就挂掉电话，但我没有，因为我很反感看体育赛事，除了拳击外我基本不看这些直播。

“你在哪儿？”我说。

“成都。”她说。

她来成都采访一个最近出了事情的人。

第二天，她答应跟我出来，我打算和她一起去青城山。我们在青城山的停车场碰面，她换了牛仔裤和平底鞋，头发梳在脑后。我走在前面，跟一年前最后见到的那次一样，她不能走在前面，她说这让她觉得危险。

一开始，是条两旁都是松树的沥青路，我在路边看到一种长得像大麻的植物，想摘下来给她看看，她一次能抽一整根，但又觉得太没意思了。在售票口我买了张地图，但开始爬山时才发现没有用，路线都是固定的。她一直跟在我后面，我此刻跟一个人爬山没有什么区别，根本看不到她。中间有几次我回头看她是不是已经走掉了，她时而会抬起头，向前面望一眼。

很快我们就走到灰绿色的湖边，沿着木板的路绕着走了一圈，很多人跟我们一起，我们像群羊那样，沿着栅栏行走。过了湖之后，便是陡峭的小路，我在疲惫不堪时，看到台阶上有一只瘸腿的狗，它站在那儿，看着山下。每次我出门都能看到这些，去年在花莲看到一只瞎了一只眼的鸵鸟。接近一年时间我都在努力创业并被席卷一空，然后我花了很长时间说服自己出来散散心，看一场阿森纳对曼联的球赛和这只瘸腿的狗。

到了接近山顶的一个亭子，她坐在椅子上休息，我去搞了两瓶水。她接过水喝了一大口，说：“不要再给我发那些东西了。”

我看着她，说：“什么？”

“不要再给我发了，已经过去很久了。”她低着头说。

“我已经一年没有联系你了。”我说。

“所以，请不要再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