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一场大雨我们命悬一线，关键时刻老队长来了|一场大雨|洪江|王大妈|王队长|知青往事

知青往事：当年到贵州插队落户，我们差一点葬身废墟之下

人的一生中，总会有一些事情令人感动和难忘，我在贵州插队落户时，经历了很多，有过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惊险，有过令人泪目的感动，也有过想念家乡的酸楚。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下乡插队的情景，我至今还记忆深刻，难以忘怀。

我是1969年3月下旬乘坐知青专列离开上海的，那天我爸出差在外，是妈妈和姐姐送我去的彭浦车站。那天车站上人山人海，列车启动时，我听到了姐姐和妈妈的哭泣声，我的眼泪也不由自主地掉落下来，和亲人别离的那种痛苦滋味，真的是难以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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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载上海知青的专列走走停停，历时四天三夜的时间，我们终于来到了贵州省遵义地区一个叫王家坝子的小山村，我们九名上海知青被安置在王家坝五队，临时住在了队部的两间存放杂物的仓库里。

乡亲们都很热情，王队长就像我们的家长，跑前忙后，他亲自带领几名社员把我们从公社驻地接回村子，为我们安排住处，还让他婆娘帮我们烧水做饭。就连我们的热水瓶，王队长的婆姨都给我们灌满了热水。

我们居住的那两间房子很破旧，门窗破损不说，最关键的是墙体有一道五公分宽的裂缝，房顶的一角都能透进光亮。我们担心房子不安全，就去找王队长说明了我们的担心。王队长笑着说：“不要紧，那两间房子的山墙多年前就开裂了，只要不下雨，房顶不漏就行。你们暂时先住在这，等上级拨下建房款，队里就给你们建新房。”

队长虽然说房子没啥事，可我们心里还是不踏实，夜间刮风，墙缝里透风，煤油灯都会被风刮灭。后来王队长给我们送来两盏马灯，女生们用一盏，我们男生用一盏，用作夜晚照明。我们下乡插队的知青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尽管乡亲们对我们很关照，我们还是很想念父母，很怀念上海的生活。

春耕春播生产原本就很苦很累，再加上我们上海知青没有劳动经验也没有力气，刚参加生产劳动那几天，我们累的连饭都不想吃，一个女生累哭了好几回。王队长就给我们安排最轻松的农活，乡亲们也来安慰我们，说习惯一段时间就好了，刚参加生产劳动都不适应。王队长还嘱咐她婆娘给我们做点好吃吃，他家好不容易攒下的几个鸡蛋，都给我们吃了。

夏收结束以后，农忙暂时告一段落，王队长带领几名社员开始给我们建新房，预计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能建好房子，到时候我们就不用住在透风漏雨的破房子里了，也不用因为刮风下雨担惊受怕了。

新房子快要建好的时候，一场大雨不期而至，我们九名上海知青差点葬身废墟之下。要不是老队长及时赶来，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那天的天气异常闷热，没有一丝风，吃过晚饭，我们都到院子里乘凉，一直到了大约十点钟，空中突然亮起了闪电，天边的乌云也翻滚着席卷而来，紧接着就是震耳欲聋的打雷声，眼看着就要下雨了，我们只好不情愿地回到屋里，躺在地铺上拼命地摇着扇子，尽管感到困倦不已，可还是难以入睡。

就在我们似睡非睡之时，忽然感觉到了阵阵凉风吹进屋内，紧接着就听到了房顶上和院子里噼里啪啦的雨点声，屋内顿时凉爽下来，好像是从炎热的夏天一下子就进入了凉爽的秋季。

我们伴随着外面的风雨声很快就进入了梦乡，睡梦中，我突然听到了女生那边的说话声：“不好啦，房子漏雨了呀……”我从睡梦中惊醒，才感觉到自己身上的被单湿湿的，时而会有水滴从房顶上落下来。我赶紧坐起来，点上马灯，叫大家都起来，我们把铺盖集中到不漏雨的地方，盼望着外面的风雨尽快停息下来。

女生们居住的那边也点上了马灯，她们一边抱怨一边搬动各自的铺盖，还有一名女生呜呜哭了起来，屋内的哀叹声和外面的风雨声混杂在一起，我们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

就在这时，外面隐隐约约传来了敲门声，紧接着是王队长的声音：“你们屋里漏没漏雨……”

听到王队长的声音，我提着马灯打开了房门，只见王队长头上戴着一个草帽，浑身都在往下淌水。王队长接过我手里的马灯，看了看屋里的情况，又用马灯照了照山墙上的那道裂缝，急忙回头对我说：“洪江，快！快点！让大家赶紧都躲出去，这房子危险！”我也看到了山墙那道裂缝的变化，原来只有五公分宽的裂缝，当时却突然变宽了很多，拳头都能伸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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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队长说有危险，大家慌忙往外跑，四名女生把被单披在身上，率先跑了出去。我们五名男生也乱成了一团，有人抱着自己的铺盖往外跑，有人提着自己的提包往外跑，我也抱起自己的铺盖跑了出去。王队长看我们都跑了出来，他最后一个跑出来，告诉我们先去他家避雨，等雨停了再说。

我们冒着大雨刚转身要往王队长家跑，只听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很沉闷的声音，我们居住的房子轰然倒塌。回头看看我们的住所转眼间就成了一堆废墟，我们吓得浑身直冒冷气。

来到王队长家，王队长把他婆娘叫起来，给我们熬了半锅菜汤，我们每人喝了一碗热汤，女生和王队长的婆娘在一间房子里，我们和王队长在另一间房子里，大家或坐或躺，熬过了那个令人胆战心惊的不眠之夜。

第二天雨停了以后，王队长带领乡亲们把我们的一应生活用品从房屋的废墟下都挖了出来，弄脏的衣服和被褥洗一下还能用，暖水瓶和脸盆基本都报废了，我的那个装行李的木箱子倒还完好无损。

我们九名知青在王队长家实在是住不开，王队长就让他儿媳妇带着孩子回娘家住，让我们五名男知青临时住在他二儿子家，四名女知青住在他家，我们都到王队长家吃饭。

这一住就是二十多天，等新房子建好干透了，王队长给我们置办好了一应生活用品，我们才搬到新房子居住。在王队长吃住二十多天，王队长的婆娘天天给我们做饭，再苦再累从来没有一声怨言，我们搬家的时候，王大妈（王队长的婆娘）还拉着女知青们的手抹眼泪，她舍不得我们搬走。那一刻，我们九名知青都流泪了，那是感激和感动的泪水。

之后的日子里，王队长对我们上海知青还是特别关爱，他家有点什么好吃的，都会想着我们。我们每次回上海探亲，回来的时候也会给王队长家带一些上海的特产和糕点。有一次我们凑钱给王大妈买了一身上好的布料，让她做衣裳穿，当时王大妈高兴的都哭了，她说她活了五六十岁，还没穿过这么好的料子。可惜王大妈自己没舍得用那块布料做衣服，给她大儿媳妇做了一条裤子，给二儿媳妇做了一件褂子。

一晃就到了1977年夏天，在王家坝五队插队落户的九名上海知青七人被招工进城了，有人去了遵义化工厂，有人去了酒厂，也有到供销社当售货员的，因为我在小学当民办教师，何作生的爷爷是反革命分子，我俩一直没能招工进城。王队长看我俩的年龄都不小了，就开始为我俩张罗对象，他说别管丑俊，都得找个婆娘，要是打了光棍，他当队长的脸面也不好看。

何作生很有主见，当即就谢绝了王队长的好意，他说他不想这么早考虑个人问题，等晚两年再说。过了不久，何作生的爷爷就平反了，他也招工去了遵义化工二厂。就在我拿不定主意到底要不要和农村姑娘处对象时，中断了十余年的高考终于恢复了，为了备战高考。我也就没顾上谈对象。

1978年春天，我接到了贵阳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成了全公社唯一一名考上大学的插队知青。当年也有考上贵州大学的上海知青，但他们不和我在一个公社插队落户。

离开王家坝子那天，王大妈给我烙了葱油饼，给我煮了鸡蛋，一直把我送到村头，含泪嘱咐我：“洪江，到了学校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要想着找一个婆娘，可不能打了光棍……”那一刻，我心里很温暖很感动也很难受，王大妈疼爱了我这么多年，我却无以为报……

王队长帮我挑着行李走了很远，王大妈还拉着我的手不放。看大妈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我心里一酸，扑通一声跪在了大妈面前，哽咽着叫了一声妈妈，再也说不出话来。

大学毕业后，我在贵阳工作了一段时间，就调回了上海（对调），到了三十五岁才结婚成家。结婚后我第一时间给王队长和王妈妈写了信，告诉他们我结婚了，我没有打光棍。

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每当想起当年在贵州插队落户的往事，我心里既感动又难过，乡亲们当年的关爱和照顾，我终生难忘，永远都感动。令我难过的是，我没能兑现带着老队长和王妈妈来看大上海的承诺。老队长和王妈妈一辈子都没坐过火车，甚至连县城都没去过，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很难受，当年我要是下定决心接老队长和王妈妈来上海，他们也就来了，都怪我当初考虑过多，总担心路上出意外，怕这怕那，结果留下了永远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