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八国联军齐聚，踏破京城的壁垒，余波未尽，圆明园一朝成灰，如此凄惨景象，至今提及，犹心有余悸。
此中，不只是失土赔金之痛，更有民族之耻。
庚子之难，是深重一笔，名为赔款，实则耻辱，使得中华民族步入了求变革、图强盛之路。
历经沧桑，中国终摆脱苦海，潜心发展，力图归位于世界之林。
于是八国联军中，有七国主动归还或放弃了赔款。
唯独一国，声称“分文不退”。
庚子赔款
1900年的庚子年，世界之窗刚刚向新纪元敞开，而华夏大地却在屈辱的阴影下挣扎。
那一年八月十四日，英、法、德、俄、美、日、意及奥匈八国联军攻破了北京的城墙，直逼皇城。
慈禧太后带着年轻的光绪皇帝匆匆离开，逃离京城，留下了一地慌乱。
年迈将近暮年的李鸿章，便在此时被慈禧再次召回，任命为全权大臣，他和病重的庆亲王奕助一同，面对着西方的列强，开始了艰难的和谈。
翌年，一纸《辛丑条约》签署，清廷与列强之间的屈辱交易正式完成。
1901年9月7日，这个历史的转折点上，庆亲王奕劻与北洋大臣李鸿章在诸多外国使节的围观下，签订了《辛丑条约》。
它非但令中华腹地遭受重创，更使清朝的国威国运沉沦至谷底。
条约内容繁复，不仅要求严惩首祸大臣、设立使馆区域的边界、拆除京师炮台，还允许各国驻军与在京设立使馆，并要求皇室派出使者亲赴各国道歉。
更为刻骨铭心的是，条约还强令清政府向西方列强支付高达4.5亿两白银的庞大赔款，这笔钱将从1902年至1940年间，以4厘的年息分39年偿还，本息合计高达9.8亿两白银。
这巨额资金以关税及盐税作抵押，历史上称之为“庚子赔款”，简称“庚款”。
在这场经济的血泪交易中，俄国获赔款高达1.303亿两白银，占总额的28.91%。
德国以20.02%的比例紧随其后，得赔款约9007万两。
法国、英国及日本亦分别得到7087万、5062万及3479万两白银。
美国，3293 万两，占 7.32% ；意大利，2661 万两，占 5.91%；比利时，848 万两，占1.88%；
而此番赔款，无异于是以国家的血汗为代价，为西方列强的贪婪买单。
美国退还赔款
1903年，梁诚继伍廷芳之后，出任驻美国公使，迅速投入了一场关于庚子赔款支付方式的外交较量。
当时，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一方面坚持要求清政府“一视同仁”，与对其他国家的做法相同，以金本位支付赔款。
另一方面，他亦表示愿为缓解清朝的财政重担，退还那部分超额的赔款。
此外，所谓“多余赔款”，指的是超出《辛丑条约》规定的必要赔偿数额之外的款项。
据1902年《纽约时报》报道，当年已有约一千八百余万美元的超额赔款，海约翰甚至已开始筹划退款事宜。
梁诚闻讯后，迅速将“赔款核减”列为外交重点。
他向美方提出建议，若能核减赔款，“于我财政殊有补益，贵国倡首，义声远播，可谓兴起闻风”。
海约翰对此表示认可，并承诺将此提议上报至总统。
此后，梁诚不遗余力地展开游说，希望通过媒体与公众舆论的力量，加快庚款退还的进程。
与此同时，梁诚在美国国务院与国会图书馆深入研究各种档案、文件，发现美方在义和团事件中实际损失，远不及其索赔金额。
1905年7月海约翰去世后，他的友人柔克义继续向罗斯福总统推动退款事宜。
尽管罗斯福答复称会寻找合适时机处理，但同年中美间多起事件，如粤汉铁路回归、日俄战争等，使得中美在赔款问题上的谈判暂时中断。
1906年，随着中美关系的逐渐缓和，驻华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向罗斯福建议，将那“过分索取”的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用于支持教育事业。
罗斯福对此表达了积极的态度，并表示将努力推动国会通过相关议案。
梁诚担忧政治风云变幻，退款事宜可能会延误，因此加紧活动，联络工商部及内务部等要员，再次向美国总统敦促退还庚款。
在诸多力量的共同推动下，罗斯福最终重新启动了退款计划，并指派专人重新核算义和团运动期间的真实损失。
1907年5月，梁诚即将结束其驻美使团的职务，归国在即。
在此关键时刻，美国国务卿路提特主动邀请梁诚商讨庚子赔款的减收问题。
在一番核查与计算后，美国总统决定将庚款的数额定为1100多万美元。
经过数月的外交协商和内部审议，1907年12月3日，罗斯福总统在国会中提出请求，希望得到授权以退还部分庚子赔款。
历经波折，1908年5月25日，美国参众两院终于达成共识，正式通过决议，同意将超出的约1千余万美元退还给中国。
12月28日，罗斯福签署了正式的退款令，此举于次年元旦正式生效。
美国退还赔款背后的动机并非单纯追求与中国的“真诚友好”，而是出于一种更深层的战略考量。
美国意在打造一种有别于英国殖民模式的“美国模式”。
自从西方开展全球殖民活动以来，英国的殖民模式已成为殖民主义的标杆，该模式以军事占领和屠杀为其主要特征，是一种原始殖民行为在近代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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