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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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青年,最喜欢的导演乌迪·艾伦曾经描绘过这样一种倒叙人生。他说,他下一辈子希望这样过:第一步就是死亡,然后把它抛在脑后,在养老院中一天比一天感觉好,直到太健康被养老院赶出去,然后开始工作,40年后变得足够年轻,可以去享受退休生活,狂欢喝酒,痴情纵欲。

然后,准备上高中,接着上小学,再然后变成个孩子,无忧无虑地玩耍。不久,成了婴儿,人生最后九个月,在奢华的水池里泡着,那里温暖舒适,并且住的地方还一天比一天大,最后在高潮中结束了一生。

这种活法浪漫又迷人,尤其是生命的最后一段,可以像孩子一样玩耍,无忧无虑。

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就是关于人生的最后这一阶段,但不像乌迪·艾伦描述的那么浪漫,现实中我们要面对的是疾病、衰老以及死亡。

如果你去长辈的家里找找,或者翻翻他们的朋友圈,肯定会找到这样一类书或者文章,里面充满了玄幻风格的养生秘诀,告诉你怎么样活得长寿,或者鼓励他们打鸡血,跟衰老和病魔对抗到底。

这往往让人产生一种幻觉,好像大家都故意去忽略了一个事实:这是一场终将会失败的抵抗。

面对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很少有人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放弃抵抗,用生命最后那点时间去抓住你最关心的东西。也很少有人告诉我们怎么样坦然地面对死亡,在生命最后阶段,怎么样才能获得幸福?当生命的时钟开始倒数的时候,怎么样克服心里的恐惧,好好说再见。

这期节目和大家介绍的书就是《最好的告别》,作者是美国著名外科医生阿图·葛文德。

这一类非专业作家写的书,既不是单纯的文学作品,也不是医学的学术文章。作者从一个医生的角度向我们讲述了人们如何一点点衰老,一步步走向死亡。这些类似职业手扎的文字往往带有一些令人着迷的职业独特视角和他们的所思所想。

书中探讨了很多美国的养老制度、临终服务,更有很多作者亲身经历的关于临终的案例,细腻又感人。

这些对我们中国现在所面临的紧张医患关系、8090这一代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可能都会有一些启示。不过,虽然书名叫做《最好的告别》,但这本书其实不是在探讨死亡本身。我们今天也不聊死亡,这么沉重、这么抽象的问题。说实话,李小帅这个年龄和这点人生经验有什么资格谈死亡?我们今天,只是尝试去发现并回答一个一直被我们忽略的问题,是一个非常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就是当疾病和衰老将人们推向死亡的时候,如何尽量幸福地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

我们节目的观众和听众,我想大部分距离这一阶段还比较远,但身边的亲人或许已经有人步入到,或者即将步入到这一阶段。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陪伴他们,帮助他们幸福地和这个世界告别。

在过去,在现代医学普及之前,从疾病到死亡一般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通常很短。对于过去的人们,如果我们能画出一个人的健康曲线的话,那么在前面几十年,健康程度都很平稳,只是随着年龄增加会有稍许下降。

可是如果患上重病,从患病开始一直到死亡,这个曲线会有一个非常陡峭的下落,也就是说健康崩溃的过程非常快,往往只有几天或者几周的时间。

所以老人,常把一些疾病比喻成人生的一个坎儿,迈过去,也就过去了,就不觉得自己是病人了,还是健健康康地继续生活;迈不过去,那人也就没了。

可是在现代医学普及之后,我们的这种健康曲线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一个是健康开始走下坡路的时点向后延长了很多,也就是一个人能够越来越长久地健康生活,现在七、八十岁的体格硬朗的老年人有很多,这在过去很难想象,这主要是归功于我们对一些传染性疾病和一些慢性疾病的有效控制和治疗。

而另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当人们身患重病或者非常衰老,健康曲线开始明显向下走的时候,我们把这个陡峭的山坡拉长了,变成了一个缓坡,健康程度下降的速度开始变慢。比如面对癌症,虽然不能彻底治愈,但不论是手术、化疗还是药物,我们已经有很多方法能够延长人们的生命。这种延长不是一秒一秒的加,而是能够几个月、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去延长。

而且当我们仔细去看这条曲线最后一段的时候,会发现哪怕健康程度已经即将触及到死亡,这个曲线仍然还有一段距离才终止。这就是我们通过各种抢救措施在重症监护病房中,把一些身处重病末期的人、濒死的人一次又一次地拉拢回来。

可以毫无疑问地说,现代医学给我们带来的健康和生命长度的提升是一种恩惠。可问题在于,当医学把生命最后阶段的那个健康曲线,从原本陡峭的山坡变成了一个缓坡之后,我们的社会并没有因此做好准备。

我们大部分社会文化其实都在心底隐隐地拒绝生命周期的限定性,不愿意承认衰老和死亡是不可避免的。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对死避而不谈,即使在面对末期病人的时候,哪怕理性告诉我们死亡已经不远,但我们还是会说:“没事的,你会好起来的。”

中国有句老话:“好死,不如赖活着。”对于临终老人和处于生命末期的患者,我们往往只是一门心思地想着延长生命,像是在一味地把这个下降的曲线拉长、拉长再拉长。可是过度的技术干预扰乱了患者的心智,削弱了他们的身体。人们在医院的监护室度过最后的时光,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悲剧,并且已经反复重演了千百万次。

濒死的时候,一个人身上能插得进管子的地方几乎都插满了管子,血液里流着各种各样的药物,皮肤上还有新缝的线。我们利用现代医学跟死神做最后抗争的时候,却疏远了生活中真正关心的人和事,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也失去了本应获得的安宁。这样的一切反而又增加了对逝者和亲人的伤害。

美国著名医生特鲁多的墓志铭刻着这样一句话,同样也是医学领域的一句名言:“偶尔治愈,时常缓解,总是安慰。”我想是时候,我们所有人都应当好好领悟这句话的意义了。

前面我们了解了现代医学是如何彻底改变了人们面对死亡的进程。那么,摆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人面前的问题就是这一条长长的、不可逆转的生命下坡路上,我们的亲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大多数人都给不出回答,只是把命运交给医学技术和陌生人去掌控。

美国曾做过这样一项调查,问人们一个问题:如果有机会和一个人相处,一段时间共度半个小时的时光,可以是你认识的人,也可以是你不认识的,任凭你选,你会选谁?在年轻人当中,答案往往都是一些名人、明星之类的。而老年人很多,选择的都是自己的亲人。

年轻的时候,人们更愿意去追求诗和远方;年老之后,就更注重眼前的生活和亲情。这个答案并不意外。

然而,这项调查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在年轻人当中,有这样一部分群体,就是他们身患绝症。而这些身患绝症的年轻人所做出的选择几乎和老年人一模一样,不再关心什么社会热点,也不关心作家明星,只关注身边的亲人。

从这个调查,我们可以发现人们转而关注身边的亲人,其实并不是由年龄变化决定的,而是当生命的脆弱性凸显出来的时候,死亡开始靠近的时候,人们生活的目标就开始发生变化,关注点从诗和远方转向了此时此刻,放在了日常生活的愉悦和最亲近的人身上。这个时候,所谓的那些野心、虚荣心也都消失了,人们只想要生活的舒适和温情。

书中还提到一个例子,如果你去过养老院,你会发现在里面生活的老人,虽然人还是原来的样子,但眼中的光芒不见了。

美国的一家养老院为了对抗老人常有的这种厌倦感、孤独感和无助感,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尝试,他们引入了很多植物和动物,很多猫狗以及上百只鸟。一段时间之后的结果,非常令人欣慰:这个养老院的药品使用量下降了六成,死亡率降低了15%。

除了书里面的例子和实验,我还想到了咱们中国,有的时候会把老人形容为老小孩,是说人上了年纪之后脾气秉性反而越来越像小孩子了,也希望得到同情和关爱,这和乌迪·艾伦的那种倒叙人生不谋而合。

我们刚刚说的这些,不论是倒叙人生也好,小小孩也好,还是社会调查或者养老院的实验,其实都是在搞清楚我们提的那个问题:人们在生命最后阶段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换句话说,当人们年老体弱不能照顾自己的时候,活下去的动力是什么?

这个问题,医生给不出答案,因为医学专注于健康修复而不是心灵滋养,但这也不意味着医学跟这个问题没关系。作者在书里面说,医生的工作是维护病人的生命质量,这里的生命质量有两层意思:尽可能免除疾病的困扰,以及维持足够的活力去积极生活。

延长生命的目的不是单纯地只为延长生命,而是为了好好活着。那么,说到这里,生命最后阶段,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还是没有回答,我也不打算回答了。我不打算给出一个鸡汤式的答案,也不想说要多陪伴、多理解、多关怀,这些太空洞了。

我只是呈现出了这个答案的另一面,他们不要什么?他们不要只是单纯地延长生命。如果想获得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我们跟自己的亲人去沟通,去问他们:“此时此刻你最关心的是什么?你最想要的是什么?”

有的时候答案可能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书里面一位住在养老院的老人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说,护士可以随时进入他的房间,监视和指挥他的一举一动,这不是一个人生活应有的样子。他最想要的是一扇能锁上的门。

不论现代医学如何延长死亡的进程,人终究还是要踏上那一步,去跨过终点。

在最终的这个阶段,医生对待患者通常有这样几种模式:一种是传统的家长型模式,医生是最权威的,医生来做治疗决定,病人只是被动地接受;另一种,叫做咨询型模式,医生只负责提供信息,完全让病人做决定,但病人常常很茫然、很恐惧,很难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两种模式,作者在书里面都提出了批评。而他所提倡的是一种叫做解释型的医患关系,医生和病人共同做决策,而做决策的目的则是帮助病人实现最后的治疗目标和生命愿望。

这种解释型的医患关系,要求医生去充分了解他的病人,以病人为中心,以病人的愿望为中心。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医生需要跟病人进行沟通,去进行一种艰难的谈话。

其实这种艰难的谈话不仅仅是医生,作为亲人和患者自己也要有勇气去面对,那就是如果时间不多了,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愿意牺牲掉最后陪伴家人的时光去换取只是延长一点点生命的可能性吗?你愿意最后身上插满了管子,身边围绕着医护人员,而不是在亲人的陪伴下离世吗?

对于这样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这都值得尊重。而问题在于我们往往没有给患者这样选择的机会。

我们这个时代几乎所有人都在重症监护病房中离世,既没有尊严,也没有临终前的安宁和幸福感。这不应该是常态。

一个人,最终在哪儿死去往往和一个国家的医疗发展有着很大的关系。最早在极度贫困的时候,人们得不到专业治疗,大部分都死在家中。后来,随着医疗体系逐渐发达,人们就会在医院去世,并且临终前还在和死神做着最后的抗争。因为医学常常创造奇迹,而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那个幸运儿。

再后来,随着医学的进一步发展,人们意识到了医学的局限性,而人们也开始关心生命质量,而不仅仅是长度。那么,在家中死亡,在亲人陪伴下离世的比例又开始增高。

除了选择在什么地方去世之外,我们说的这些艰难的谈话,还可以包括很多问题:你现在最害怕的是什么?你最放心不下的人是谁?如果你再次昏迷,你希望我们帮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要不要再去医院?甚至这些问题,还可以包括死后你希望如何安葬,安葬在什么地方?

我们几乎从来都没有跟亲人沟通过这样的问题。

在生命接近终点的时候,人们更希望去分享自己的记忆,去传承自己的智慧,跟过往的人和事儿和解,与上帝和解,并且还要确定留下来的亲人能好好活着。

人们终归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结束自己的故事,可是不论医生还是亲人,在这些时刻总是担心自己做得太少。可是从另一面来看,做得太多,对一个生命来说,同样具有毁灭性。

一个人出生时的愉悦和死亡时的安宁、坦然都应当成为人生圆满的标志。

生和死是最大的一件事情。我们非常重视这个声音,也不要忽视一个死。中国人比较忌讳死亡,既讳去讨论死亡,凡是和死亡有关的事情都是晦气的,所有这些现象都是指向一个文化:生命不在于长短,而在于质量。死,应该和生是同样重要,应该选择自己有尊严的离开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