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昨天写了《1930年，毛主席挽狂澜扭转中央错误路线，有人慨叹：山沟里也有马列》一文，讲的是：中央领导人李立三在1930年对革命发展的有利形势做出了过分夸大的估计，推出了他的“立三路线”，制订出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毛主席目光如炬，看出了“立三路线”是“革命急性病”的症状表现，狂热、急进，根本不符合现实。
他在提出反对无效后，在执行攻打南昌、长沙的任务中，机动用兵，灵活处置，不但避免了“左”倾冒险主义可能造成的损失，还极大地壮大了红军队伍，并且在吉安城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把泰和、安福、吉水、峡江、新干、清江等地，使赣江两岸几十个县的红色政权连成一片，为接下来的大规模反“围剿”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原本，作为红三军团的领导人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等人在攻打长沙的问题上是与毛主席意见相左的。但经过事实的验证，他们发现，真理的的确掌握在毛主席的手里，他们都为毛主席的高超才能所折服，甘心情愿地接受毛主席的调遣，唯毛主席的马首是瞻。
中共中央于1930年9月24日下旬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撤销了李立三的宣传部长、中央秘书长职务。
毛主席虽然身在吉安，没有在上海参加会议，却被会议代表们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朱德也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一句话，毛主席和朱德乃是中国工农红军中当之无愧的灵魂人物，他们在红军中的威信不可动摇。
话说，蒋介石之前视红军为“疥癣之疾”，以为不足为患。但毛主席在1929年12月至1930年9月这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发展和巩固了闽西根据地、赣西根据地和赣南根据地，红色区域成片成片地出现，他的神经开始紧张，把红军看成了“肘腋之患”。早在1930年8月间，他就有了“集中兵力，构筑据点，开辟道路，发展交通”、“制其死命”的想法。但他深陷中原大战的泥潭，无法抽身。而到了1930年10月7日，河南郑州已经被攻下，胜局已经被奠定，他这才回过头来，调兵遣将，准备全力对付红军。
他指令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为总指挥，另外指令第18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调集了第6、第9、第19路军及行营直属各部，在赣境内四周作为外围策应；而所在赣之第18、第50、新5(后改称为第28师)、新13各师，及独立14旅其它团队，另外还有罗霖第77师、许克祥第24师、毛炳文第9师、蔡廷锴第60师、戴戟第61师、刘和鼎第56师、张贞第49师、第12师之马昆第34旅、刘夷独立第32旅及3个航空队，共11个师又3个旅计10万人的兵力，采取“分进合击，猛进猛打”的作战方针，分三路自北而南并进，企图将红军主力压缩至清江至分宜段的袁水两岸地区“聚而歼之”。
1930年10月25日至30日，毛主席在新喻县罗坊陈家闹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江西行委的联席会议，主张避敌锋芒，运用诱兵之计，把敌人引入根据地的腹心区域，然后“关门打狗”，将敌人“聚而歼之”。
一开始，很多人担心会因此丢失已经到手的土地，提出了反对意见。
为此，毛主席不得不大费唇舌，反复说明“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说：“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以一时的丧失土地换取消灭敌人，然后再收回失去的土地。”
彭德怀举双手支持毛主席的意见，并把红军退却的位置具体到赣江东岸。
1930年11月1日，毛主席、朱德在红1方面军总部发布了《移师赣江东岸工作筹款的命令》，要求红1方面军各部从即日起，由袁水两岸向赣江以东的预定地区转移。
11月7日，鲁涤平的3个纵队分别进到清江、新淦、黄土街、罗坊、新余、分宜等地。
等他们在袁水两岸地区围成包围圈并不断收缩到互打照面时，才发现红军已经东渡赣江转移了。
扑了空的鲁涤平如梦初醒，生怕红军夺取了樟树镇、临川，赶紧令第1、2纵队渡过赣江追击红军，第3纵队则在赣江西岸作为策应。
11月中旬，毛主席已经在赣江以东的新淦，崇仁、南城、南丰、吉水之间地区和赣江以西的路口、油田地区部署好红军各部，待机破敌。
11月16日，他本人来到了吉安，见到了红22军军长陈毅。
陈毅高兴地和毛主席握手，热烈地拥抱，动情地说：“这些日子来，真是为难死你了。”
当天晚上，他们共同住进了一个小绸缎铺里，抵足共寝，彻夜长谈。
毛主席谈到他之前和周以粟的争论，陈毅悲叹说：“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每到革命关键时刻，你的主张都是对的。但是，中央每派来一个人，都会掀起了一个风潮。将来中央搬来了，恐怕你就要走霉运了。”
老覃在多年前写过《红军时期那些自以为高明而对毛主席横加指责的特派员，后来去哪了》一文，文中历数过自
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后，中央接二连三派出的特派员的所作所为。
先是周鲁上了井冈山，宣布开除毛主席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取消毛主席为书记的前委，还宣布开除了毛主席的党籍。
其次是杜修经不顾毛主席的反对，机械执行命令，强令红军挺进湘南，造成八月失败，为井冈山根据地的丢失埋下了伏笔。
再次是刘安恭挑起了“朱毛之争”，致使毛主席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落选了前敌书记。
再到
周以栗的出现，一度给毛主席的用兵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即陈毅所说的“中央每派来一个人，都会掀起一个风潮”所言非虚。
而后来的事实也印证了陈毅所说“将来中央搬来了，恐怕你就要走霉运了”是一句很准的预言，真令人叹惜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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