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琳，1973年生，湖北襄阳人，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易学、儒家哲学与道家哲学研究，兼任中国周易学会常务理事，主持教育部规划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各１项。目前已独立出版学术专著５部，代表性著作有《朱熹易学研究》《〈周易〉研究与解义》《〈老子〉疏论》《朱震的易学视域》，先后在《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周易研究》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摘 要：《明卦适变通爻》深刻阐释了卦与爻的关系，提出了一种解读《周易》三百八十四爻爻辞的新视角。这种视角概而言之，是以卦时与爻变一体为出发点，以“一体之变”来展开，以适时而变为核心，以指导现实生活为归旨的义理化诠释之路。自此，《周易》解释学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转向，即卦与六爻、爻象与爻象呈现为一个动态的、系统的，同时又彰显了义理精神的整体，从而与汉代象数易学相区别。与此同时，《周易》呈现为一种与日用实践息息相关的生活智慧。 关键词：王弼；卦时；爻变；适时而变
《明卦适变通爻》是王弼《周易略例》中的一篇。《周易略例》共七篇，这七篇在内容上各有侧重。《明彖》统论《彖》的体例与意义；《明爻通变》旨在说明爻象变化多端；《明卦适变通爻》阐明“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的思想主张，并强调适时而变的重要性；《明象》从方法论上说明唯有忘象以求意，《周易》的义理精神才能呈现出来；《辩位》辩明六爻的阴阳尊卑关系；《略例下》杂论解读《周易》的方法及断辞的意思；《卦略》则略举十一卦，阐明爻象的吉凶受到各卦思想大义的直接影响。其中，《明卦适变通爻》深刻阐释了卦与爻的关系，提出了一种解读《周易》三百八十四爻爻辞的新视角，理论意义相当重要。从全篇逻辑结构看，王弼首先提出了卦时与爻变一体说，这是全篇思想的出发点；其次，探究了卦时主导下爻象变化的六种情形，即所谓“一体之变”，这六种爻变是解释《周易》爻辞的基本方法；再次，进一步阐发了爻象变化而有吉凶的关键，提出本篇的核心思想——适时而变；最后，则从实践的角度，提示适时而变对于指导现实生活的意义。从目前学界的研究看，虽然对该文有一定的重视，但尚有若干重要的问题有待厘清。例如，王弼的卦时观与《彖传》时观念的关系，学者们大多强调二者的联系，鲜有人注意到它们的不同之处；关于“一体之变”的含义及其视域下卦与爻的关系，这一问题关系到王弼注解《周易》爻辞的方法论，但学界关注不多；关于适时说，虽然学界普遍关注，但由于忽视了适时说提出的理论背景，即卦时主导下的爻象之变，导致对适时而变的重要意义的把握不够准确。基于以上思考，本文拟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王弼的《周易注》，进一步发掘《明卦适变通爻》的思想意义，以期呈现王弼注解《周易》爻辞的特色。之所以结合《周易注》，是因为《明卦适变通爻》侧重从思路上、纲要上阐述卦时与爻变的关系，《周易注》则是在此思路与纲要的指导下，具体地展开对三百八十四爻爻辞的解释，二者是表里关系，本质相通。
一、卦时与爻变一体
王弼在《明卦适变通爻》开篇提出“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见楼宇烈校释，第280页），在《明爻通变》中也说“是故卦以存时，爻以示变”（同上，第274-275页），这说明王弼所理解的卦时总是同爻象的变化结合在一起。
时，一般而言，有时令、时间、时机、时运、适时等多种含义，王弼“卦时”中的“时”，与时运较接近，有时势、形势的意思。北宋思想家李觏这样阐释王弼的卦时说：“时虽异矣，事虽殊矣，然事以时变者，其迹也”（《李觏集》，第49页），将时与事关联起来，认为随着卦时的变化，人们面临的事情，所要处理的事务也会发生变化。现代有学者认为，“时”指社会大环境，不同于天道层面的四时。（参见王晓毅，第29页）具体到各个卦上，如乾之时，指处在刚健有为之时；坤之时，指处在卑顺之时；屯之时，指处在险难之时；蒙之时，指处在启发蒙昧之时；讼之时，指处在争讼之时；复之时，指处在错而复返之时；随之时，指处在喜于随人之时。《周易注》中常可见“处某卦之时”之类的表述，有时王弼也用“处某卦之世”表达，世表示时期、时世，与时的意思一致。《周易》有六十四卦，就有六十四种不同的时势，注解《周易》就要分析处于不同时势下爻象的变化及其吉凶，以揭示其思想意蕴。
许多学者注意到，王弼所说的卦时，与《易传》特别是《彖传》的关系最为密切。的确，《彖传》在阐发随、颐、大过、坎、遁、睽、蹇、解、损、益、姤、革、旅卦辞的义理时，皆在文末颂扬上述卦“时”（或称“时义”“时用”）的思想重大，例如豫卦，《彖传》说：“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豫，下坤而上震，坤表示顺，震表示动，天地顺而动，则日月运行有度而四时交替无有差错；圣人顺而动，则刑罚清明而民众服从，所以《彖传》感叹豫时的义理可谓重大！又如坎卦，《彖传》说：“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天以高远为险，地以山川丘陵为险，王公取法天地，设城池之类为险以守卫国家，所以值险难之时，据险为用的思想可谓大啊！《彖传》还在有些卦中探讨“与时偕行”的道理。例如损卦和益卦，《彖传》说：“损益盈虚，与时偕行”，“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强调损和益都需要与时偕行。综合看，《彖传》论“时”，重视的是值某卦之时，如何顺时而动，动而合乎正道，认为这其中所蕴含的思想与义理非常重要！
那么，能不能说王弼的卦时观就是继承了《彖传》的卦时，将本来运用于上述十三卦的卦时扩展至六十四卦呢？如果这样来理解，有两个方面是不恰当的，其一，王弼所直接确认的“夫卦者，时也”，是把六十四卦看成六十四种不同的时，代表了六十四种不同的客观形势或时世，而《彖传》对十三卦卦时的阐述，强调的是这十三卦卦时的思想意义重大，所谓“时义大矣哉”，指杰出人物顺应了这些创造圣贤的时势，把握住了成就事业的大好时机。所以《彖传》的卦时，从正面立论，指顺应某种客观形势而动的正确行为方式。其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王弼讲六十四卦代表六十四种客观的形势，其目的是为了从卦时出发，分析处在各种时势下六爻的吉凶与变化，以达到注解《周易》爻辞的目的。所以王弼以卦为时的立足点在于从卦时出发，分析爻象之变。而《彖传》讲卦时，立足于解释卦辞，与爻辞没有关联。[要指出的是，《周易注》也不是每一爻都会标识“处某卦之时”，但以卦时为背景注释各爻，这在《周易注》中普遍存在，尽管有时没有明确说出来。]
然而自唐代邢以来，诸多学者都将《彖传》的时与王弼的卦时视为一致，例如邢《〈周易略例〉疏》解释“夫卦者，时也”时说：“卦者，统一时之大义”（见楼宇烈校释，第281页），认为各卦统领一时的思想大义，六十四卦表示统领了六十四种不同时的思想大义。这一显扬时之大义的解释显然沿用了《彖传》，却并不契合王弼所讲的每卦都有一个客观的、具体的情境意义上的时。
由于卦时总是与分析爻象的变化结合在一起，可概括为卦时与爻变一体，指考察卦时，最终要落实到爻变，而分析爻变，又必在卦时主导之下。为什么要以卦时为基础解释爻变？因为这样就能够做到繁多却不杂乱，众多而不迷惑。王弼在《明卦适变通爻》开篇指出：
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夫时有否泰，故用有行藏；卦有小大，故辞有险易。一时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时之吉，可反而凶也。故卦以反对，而爻亦皆变。（同上，第280页）
对“夫时有否泰，故用有行藏”一句，古今注家多理解为“泰时则行，否时则藏”（同上，第281页），此解出自唐代邢，楼宇烈、朱伯崑、余敦康诸先生受其影响，也持同样看法。然而此句或许还有另一种解读：就卦时而言，有否闭不通之时与万物通泰之时，体现在爻象的变化上，则有时行动有时退藏，即在万物通泰之时，爻象作用施为，而在否闭不通之时，爻象退藏不用。参照《周易注》对泰卦初九与否卦初六的注解，泰表示万物交通感应之时，乾卦的三个阳爻在下，志于上升前进，坤卦的三个阴爻在外，柔顺而与其相应，所以三个阳爻的心意皆获得实现，故王弼注初九爻说“上顺而应，不为违距，进皆得志”（同上，第48页）。否表示万物否闭不通之时，他注解初六说“居否之时，动则入邪，三阴同道，皆不可进”（同上，第52页），首先指出这是在“居否之时”，不能轻举妄动，妄动则入于险恶，所以三阴退藏，都不能前进上升。这就是爻象在泰时行动而在否时退藏。
卦除了否与泰时势的不同外，还有大与小之不同。光明称大，消退称小；泰时为大，否时为小。卦既分为大与小，爻辞相应就有险与易。否卦九五“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便是险辞；泰卦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就属于易辞。在王弼看来，卦时虽然有否泰、止动的绝对区别，但对于爻象来说，否泰、止动的形势不是恒常不变的，他说：“一时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时之吉，可反而凶也”，例如居否之时，万物否闭不通，似乎不好，但当发展到否卦的九五、上九爻，却有“休否，大人吉”“倾否，先否后喜”，即大人吉祥的结果；反之，值泰之时，阴阳交通感应，似乎很好，但当发展到泰之极即上六爻，却有“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的结果。
由此王弼提出，“故卦以反对，而爻亦皆变”，指从卦象看，六十四卦两两一组，互为反卦，表达不同的卦时；从爻象看，各爻的象、辞皆随卦时而变。对于此句，邢理解为“卦既随时，爻变亦准也”（同上，第281页）。余敦康先生认为，卦所代表的具体的情境是一种形势与时机，处于不断迁徙流转的过程中，而且从总体上支配着、决定着事物的变化以及人们的行为，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爻所代表的事物的变化以及人们的行为也并不是处于被支配、被决定的消极状态，而是可以采取“适时而变”。（见余敦康，1986年，第17-18页）邢和余敦康先生的理解倾向于把卦和爻看成是相对独立的存在，认为卦随时而变，爻同样也随时而变。与他们不同，楼宇烈先生认为，“卦是相反者为对，而爻则随卦体之变化而变化”（楼宇烈校释，第281页），主张六十四卦两两一组，卦体相反，爻象因此也不同。朱伯崑先生解释说：“如果卦义相反，其爻义也因之而变”（朱伯崑，第1卷，第272页），主张卦义相反，则爻义也跟着发生变化。楼宇烈先生和朱伯崑先生虽然将卦与爻结合在一起进行解释，但似乎没有体现出《明卦适变通爻》所要表达的卦爻相通时变的含义。在王弼这里，阐发卦时总要落实到分析爻象的变化上，离开了爻变，卦时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分析爻变又离不开卦时的主导，所以卦与爻并不是各自独立的存在，卦时与爻变是密不可分的整体，这也正是《明卦适变通爻》开篇“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的含义。
二、“一体之变”：卦时主导下爻象的六种变化
在明确提出卦时与爻变不可分后，王弼分析了卦时主导下爻象变化的情形，即所谓“一体之变”。有些学者望文生义，将“一体之变”理解为卦的变化，而事实是，“一体之变”讲的是卦体内爻象的各种变化，即相应、爻位、承乘、远近、内外、初上。王弼说：
故名其卦，则吉凶从其类；存其时，则动静应其用。寻名以观其吉凶，举时以观其动静，则一体之变，由斯见矣。夫应者，同志之象也；位者，爻所处之象也。承乘者，逆顺之象也；远近者，险易之象也。内外者，出处之象也；初上者，终始之象也。（见楼宇烈校释，第280页）
对“故名其卦，则吉凶从其类；存其时，则动静应其用”句，邢的理解是“名其谦、比，则吉从其类；名其蹇、剥，则凶从其类。震时则动应其用，艮时则静应其用”（同上，第282页），这一解释显然只是在谈卦，而不涉及爻。然而依据《明卦适变通爻》通篇之义，把卦与爻置于一体的背景下来解读似乎更为合适。故所谓“名其卦，则吉凶从其类；存其时，则动静应其用”，指定下卦名后，爻象的吉凶就可以根据卦名而理解；明确卦时后，爻象的动静就可以依据卦时而观察。所谓“寻名以观其吉凶，举时以观其动静，则一体之变，由斯见矣”，意思是我们在理解《周易》时，可以根据一卦的卦名来观察爻象的吉凶，可以依据一卦的卦时来观察爻象的动静，所以，以卦名与卦时作为理解爻象的出发点，从六爻的吉凶与动静上去体察卦体内爻象的变化情况，这样就能够发现存在着六种不同的变化，即相应、爻位、承乘、远近、内外、初上。[事实上王弼注解《周易》时运用的爻象之变不止这些，这里他所选择的是《周易注》中出现频率高、最有代表性的六种变化。]可见，王弼是在探究“一体之变”的视角下理解相应、爻位、承乘、远近、内外、初上，所以他并不把上述这六种作为静态的既成的取象方法来对待，一些学者将这六种取象方法逐一列出，分析王弼如何运用相应解释爻辞，又如何运用爻位解释爻辞，这样就把这六种体例讲死了。王弼这里是着眼于卦时与爻变一体的视角，以卦时为基础分析爻象的吉凶与动静，说明爻象为什么吉，为什么凶，跟它在特定时势下的变化分不开。
这六种爻象变化，第一种是相应。通常我们对相应的理解是，一卦之内，初爻与四爻、二爻与五爻、三爻与上爻构成应的关系，如果其中一个是阳爻，另一个是阴爻，这就是有应；反之，两个都是阳爻，或者都是阴爻，就是无应。但王弼对相应的理解，强调的是一卦之内两爻有感应，心意相通，志向一致，所以如果两个爻象志向不一，即便是具备了相应的条件，即初爻与四爻、二爻与五爻、三爻与上爻，一个是阳一个是阴，也不会发生感应。这说明王弼视角下爻象的相应，必是要根据具体的形势，观察爻象所在的卦时来认识。例如王弼对蹇卦六二、九五爻的解释，六二爻，王弼云“处难之时，履当其位，居不失中，以应于五”（同上，第145页）；九五爻，王弼云“处难之时，独在险中，难之大者也，故曰‘大蹇’。然居不失正，履不失中，执德之长，不改其节，如此则同志者集而至矣，故曰‘朋来’也”（同上）。王弼首先指出这是在“处难之时”，六二当位居中，与九五相应，志在匡救王室；九五处于外卦坎之中位，说明身陷险难之中，为“大蹇”，九五能够当位得正，居中而处，于是六二同志者汇集而至。可见“夫应者，同志之象也”，指在某一卦时之下两爻因心志相通而发生感应。
第二种是爻位，指一卦之内，二、三、四、五爻得位、失位、中位等的变化情况。一卦中二爻、四爻为阴位，如果阴爻居之，称为当位（或得位），如果阳爻居之，称为不当位（或失位）；三爻、五爻为阳位，如果阳爻居之，称为当位（或得位），如果阴爻居之，就是不当位（或失位）。中位，指一卦的第二爻和第五爻分别居于内卦和外卦的中间。王弼所说“位者，爻所处之象也”，指在某一卦时下，爻象当位、失位、中位等的变化情况，这些变化与爻象的吉凶有关。需要注意的是，王弼所说“位者，爻所处之象也”，也是必须立足于卦时来进行理解的，所以通常我们认为的当位就吉，失位就凶，居中为善，在王弼这里并不必然，而要看具体的情势。例如爻象失位时，以阳爻居阴位，在某些特定的时势下，说明刚而能柔，不会极其刚健，这比当位还好，例如大壮九二，处万物壮盛之时，九二爻“居得中位，以阳居阴，履谦不亢，是以贞吉”（见楼宇烈校释，第128页）。再者，以阳爻居阴位，有时也表明拯济弱小的意思，如大过九四，居栋桡之世，九四爻“以阳处阴，能拯其弱，不为下所桡者也，故‘栋隆，吉’也”（同上，第107页）。可见，以阳居阴是否合理，要结合具体的卦时来看。王弼注解谦卦上六说：“是以六爻虽有失位、无应、乘刚，而皆无凶咎悔吝者，以谦为主也”（同上，第63页），说明处于谦逊之时，事情的结果都会很好，此时爻象的吉凶与爻位、承乘都没有关系。这显示在卦时与爻变中，卦时是基础，是主导面，爻象变化的吉凶总离不开特定卦时的主导，受到卦时所规定的具体形势的影响。
第三种是承乘。一卦之内，爻象之间，在下者对于在上者而言为承，在上者对于在下者而言为乘。所谓“承乘者，逆顺之象也”，指通过观察爻象在卦体内承、乘的变化，可以看出爻象是顺还是逆。如大有九三，王弼注云：“处大有之时，居下体之极，乘刚健之上而履得其位”（同上，第58页），就是九三乘初九、九二之上，说明了处大有之时，九三位高权重且当位，所以能受到天子礼遇。可见王弼视角下爻象的承乘，也是要观察其所处的卦时，结合具体的形势来认识。
第四种是远近，指一卦之内，爻象与爻象之间，爻象与内、外卦之间，有着远近距离上的变化。例如需卦，表示处须待之时，外卦是坎，表示险难，内卦是乾，表示刚健，初九距离坎卦最远，所以王弼云“居需之时，最远于难”（同上，第26页）；九二慢慢接近于难，所以“转近于难，故曰‘需于沙’也”（同上）；九三以阳刚逼近于难，“欲进其道，所以招寇而致敌也”（同上），九三唯有敬慎防备，才可以不败。这就是以爻象的远近变化来说明居须待之时，宜远离危险。
第五种是内外，指一卦之内，上、下两个经卦，下表示居内，上表示出外。例如王弼解释遁卦，六个爻象全都运用到了内外之变，注初六云“遁之为义，辟内而之外者也。尾之为物，最在体后者也”（见楼宇烈校释，第124页），注六二云“居内处中，为遁之主”（同上，第125页），九三“在内近二，以阳附阴”（同上），九四“处于外而有应于内”（同上），九五“遁而得正，反制于内”（同上），上九“最处外极，无应于内”（同上）。在王弼看来，遁卦表示处在阴道欲长、正道尚未全灭之时，此时应该远离内卦两个阴爻，处于外才有利，初六处遁之时落在最后，必然灾祸及身；六二居于内卦中位，若能守中顺理，以厚顺之道系固万物，则万物归往而可固；九三在内卦而邻近六二，阳而依附阴，不能远离灾害；九四处于外卦，与初六有应，君子当遁之时，能舍弃初六，而小人心存系恋，故陷入困境；九五遁之时得正，虽然与六二有应，但能守正不移，志向坚定，所以吉；上九处遁之时居于外卦之极，与内卦九三不构成应，超然物外，心无系累，所以无不利。王弼就是这样立足于遁卦的卦时，采用内、外爻变逐一解释遁卦六爻的吉凶与动静。
第六种是初上，指一卦之内，居于初爻和居于上爻的两个爻象，所谓“初上者，终始之象也”，是认为初爻与上爻表示某一特定卦时下事情的开始与终极。在王弼看来，初、上分列卦体的始与终，表示事情开始与结束，不像二、三、四、五爻有位分与尊卑之别，由于无关阴阳爻位，所以就没有当位、失位说。
总体而言，王弼是从一卦的卦时出发，观察爻象在卦体内的变化情况，认为一卦之内，各爻的吉凶与动静，都源自爻象在卦中的变化，他说：“是故虽远而可以动者，得其应也；虽险而可以处者，得其时也；弱而不惧于敌者，得所据也；忧而不惧于乱者，得所附也；柔而不忧于断者，得所御也；虽后而敢为之先者，应其始也；物竞而独安静者，要其终也。”（见楼宇烈校释，第280页）此是说，虽然距离远但可以动起来，是因为有他爻与之相应；虽然凶险却可以安处，是因为爻象时机合适；虽然弱小却不惧怕敌人，是因为爻象有所凭借；虽然忧虑但不惧怕危乱，是因为爻象有依附；虽然柔顺但不担心果敢，是因为爻象有所制御；虽然居后，但是敢于在先，是因为爻象与开始相应；虽然万物争求而敢于独自守静，是因为爻象能善其终。在王弼看来，爻象能够安处、不惧、善终，正在于爻象的变化得其时，有所应，有所附，所以要根据上述六种爻象变化的具体情形来解释爻辞，说明其吉凶与动静。他说“故观变动者，存乎应；察安危者，存乎位；辩逆顺者，存乎承乘；明出处者，存乎外内”（同上），即在相应上观察爻象变动，看看是否有应；在爻位上体察安危，看看是否适得其位；在承乘上分辨逆顺，看看爻象是承还是乘；在内外上明白出处，看看爻象居于内还是出在外。总言之，为了理解卦中各爻的吉凶与变动，需要我们充分认识卦时之下爻象的变化。
王弼的“一体之变”说是对《易传》特别是《象传》与《系辞》观念的发展。《象传》最早运用相应、承乘、相比、当位、失位、中位等方法注解爻辞，这些取象方法被后来的易学家广泛运用，但在王弼之前，不管是《象传》还是汉代易学家，都只是随文出注，缺乏体系化与理论化思考。王弼立足于卦时主导下的爻象之变这一立场，从“一体之变”的角度，最早对这些取象方法作出了体系化、理论化的思考，这是易学史上了不起的贡献。《系辞》在谈到爻变时说“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爻象如何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是杂乱无序，还是系统而富有条理？从卦时与爻变一体的视角看，卦爻所呈现的正是一个系统的、动态的整体。
三、卦时之下爻象变动的吉凶及其启示
在分析爻象变化的过程中，会发现爻象有时吉有时凶，什么情况下吉，什么情况下凶，对此的分析正是《明卦适变通爻》的核心所在。王弼说：
远近终始，各存其会；辟险尚远，趣时贵近。比复好先，乾壮恶首；明夷务暗，丰尚光大。（同上）
“远近终始，各存其会”，指爻象是处远好还是处近好，是居前好还是居后好，都跟爻象所处的时势即卦时有关，只有当爻象顺应时势而变，结果才会好。如果说处在躲避凶险时，爻象就以远为宜，例如遁卦，表示避内往外之时，上九距离内卦二阴爻最远，所以忧患不能及身，无所不利，此即“辟险尚远”。如果说处在趋于亲近时，爻象就以近为贵，例如观卦六四，“居观之时，最近至尊，观国之光者也”（见楼宇烈校释，第77页），处于王道可观之时，六四距离九五至尊之位最近，所以宜于做君王的宾客，此即“趣时贵近”。
所谓“比复好先，乾壮恶首”，也是指爻象应该顺应卦时而动，如果处在亲比之时，能够一开始就亲比，则有喜庆，所以比卦初六“处比之首，应不在一，心无私吝，则莫不比之”（同上，第37页）；反之，比卦上六当亲比之时不能及早行动，落在最后，所以“为时所弃，宜其凶也”（同上，第38页）。再如处于复之时，能够速速复返，居前则无悔，所以复卦初九“‘元吉’也”（同上，第92页）；反之，错而复返之时，上六落在后面，“终必大败”。（见楼宇烈校释，第93页）
与比卦、复卦爻象居先为善不同，如果是乾卦和大壮卦，即阳刚强壮之时，居先就有悔恨。乾卦上九“以刚健而居人之首，则物之所不与也”（同上，第2页），刚而能柔，居上而谦下，才会使众人归顺。同样，大壮卦九三，“处健之极，以阳处阳，用其壮者也。……虽复羝羊以之触藩，能无羸乎”（同上，第128页），处阳刚壮盛之时，应该谦退自守，然而九三处在内卦乾刚之极，以阳爻处阳位，即便极其壮健，终不能脱离危险。这便是“乾壮恶首”。
爻象的吉凶还跟处在暗昧之时还是光大之时有关，王弼说“明夷务暗，丰尚光大”，明夷，表示光明夷灭之时，此时隐晦以守正，可以免受伤害，所以明夷初九“处卦之始，最远于难也……怀惧而行，行不敢显，故曰‘垂其翼’也”（同上，第134页），初九用其暗昧所以远离危险。反之，丰卦表示明动尚大之时，爻象宜于光大丰盛，上六“处于明动尚大之时，而深自幽隐以高其行，大道既济而犹不见，隐不为贤，更为反道，凶其宜也”（同上，第203页），说明处在明动尚大之时，应该光明以动，这样才是与时偕行，上六不合于明动尚大时君子之为，所以凶。
故王弼所理解的适时，指爻象的变化顺应了卦时，与一卦的时势相符合。所谓“远近终始，各存其会”的“会”字，指一卦的具体情境、时势，即卦时。然而古今相当部分学者只泛泛谈到爻象要适时，或与时偕行，忽略了所谓适时指与卦时保持一致。
王弼对卦时爻变的关注，以注释《周易》爻辞，进而指导现实生活为归旨，故除了理论层面的思考外，还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他在《明卦适变通爻》最后一段总结说：
吉凶有时，不可犯也；动静有适，不可过也。犯时之忌，罪不在大；失其所适，过不在深。动天下，灭君主，而不可危也；侮妻子，用颜色，而不可易也。故当其列贵贱之时，其位不可犯也；遇其忧悔吝之时，其介不可慢也。观爻思变，变斯尽矣。（同上，第280-281页）
这是从学习《周易》以指导现实生活的角度，阐发理解卦时爻变的意义。对于学易者来说，最大的收获莫过于通过分析爻象的吉凶以理解适时而动的道理。王弼认为，顺时与犯时所引发的后果，跟事情本身、过错本身的大小没有关系，有时候过错很小，却因为违背卦时，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反之，有时候从事的是灭掉君主、震动天下的大事，却因为合乎一卦之时，却不会给自身带来危害。
对王弼所说的“动天下，灭君主，而不可危也；侮妻子，用颜色，而不可易也”，唐代邢解释说：“事之大者，震动宇宙，弑灭君主。违于臣道，不可倾危。若离之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之例是也”。（同上，第284页）照邢的理解，像震动宇宙、弑灭君主这样的大事，因为违背了君臣之道，所以不能成功，楼宇烈先生受其影响，也认为遇到像“动天下、灭君主”这样的大事，绝不可跟着去做危害之事，而要严守君臣之道，否则将遭到彻底毁灭。（同上）其实王弼这里是通过将“动天下，灭君主”这样的大事，与“侮妻子，用颜色”这样的小事进行比较，说明遇到像震动宇宙、弑灭君主这样的大事，如果顺应了时势，就能平安无虞；反之，像家庭内部轻慢妻子儿女，显示厉害的脸色这类小事，如果违背了时势，也会带来大的灾祸，所以适时才是关键。这些议论无疑充满了深刻的辩证思想。
读易者通过观爻思变，从中获得的启发是：“故当其列贵贱之时，其位不可犯也”，如果说处在列贵贱之位时，就要严格遵循位分的高低，不能地位低而处于高位，也不能地位高而处于低位，如果在此时触犯了位分，就会带来灾咎。例如鼎卦，表示取新成变之时，君子应当彰明尊卑之序，九四爻辞说“鼎折足，覆公，其形渥，凶”，照王弼的理解，九四处于上体之下，在下当有所承受；又与初九相应，在上当有所施为，既要承受又要施为，力小而任重，智小而谋大，必然有凶灾。这就是九四未能顺应鼎卦取新成变这一卦时的后果。唐代邢对此句的解释是“位有贵贱，爻有尊卑，职分既定，不可触犯”（见楼宇烈校释，第284页），这一解释也影响到了楼宇烈先生和朱伯崑先生。然而王弼的意思，与其说是在强调尊卑贵贱的职分，毋宁说是在倡导爻象应该顺应卦时而变。如果处在担心、后悔之时，即“遇其忧悔吝之时”，就要小心事情变化的苗头，切不可因为其微小而忽视，如大过初六“藉用白茅，无咎”，王弼注解说：“以柔处下，过而可以无咎，其唯慎乎？”（同上，第107页）居栋桡之世而得以无咎，是因为初六顺应了大过的卦时，谨慎之至啊！
所以《明卦适变通爻》总的思想是，读者通过学习《周易》，认识卦时与爻变一体，明白爻象虽然变化无端，其吉凶却是有规则可寻的，即在卦时主导下，爻象顺应时势而动就会吉，违背了时势就会凶。读者通过观察爻象而思考其变化，就能透彻地理解爻象的吉凶之理与动静之宜，从而指导现实生活。
四、结 语
王弼对《周易》的诠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满意汉代以虞翻为代表的象数派易学家。汉代象数学家服膺《系辞》的“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之说，认为卦爻辞是圣人观象所系的辞，所以《周易》中的辞（特别是实词）都有与之相对应的象，解释卦爻辞就要从找到与辞对应的象上入手。在找象的过程中，汉易学家发明了很多体例，如动爻、卦变、互体、五行、爻位、旁通、反对、纳甲等，又不断扩展八卦取象的范围，目的就是为了给卦爻辞找到对应的象数。这种解经方法发展到极端，就演变为彻底地以寻绎象为目的，诚如王弼所言：“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同上，第285页），愈讲愈繁，陷入繁杂琐碎、牵强附会中，不去考虑《周易》文辞的思想意蕴。这在象数大师虞翻那里特别突出。如何理解“象”“辞”“意”的关系？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成为了汉魏之际易学发展演化的动力。王弼易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如前文所言，王弼很重视探究爻象在卦体内的各种变化，还曾作《明象》《明爻通变》，但王弼并不以探究爻象及其变化为最终目的，通过分析爻象的变化进而阐释其思想意蕴，说明道理，才是王弼解读《周易》的归旨。他批评象数易学家“案文责卦，有马无乾”（同上）的诠释方法背离了圣人创制《周易》的主旨，他认为《周易》的主旨在于因象以明理，通过象来表达圣人之意。为了将《周易》的道理、圣人的思想呈现出来，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注解《周易》卦爻象的方法，如果说《明彖》通过两体、一爻为主、中爻而提出了一种系统解释卦辞，进而将其思想意蕴呈现出来的方法，那么《明卦适变通爻》则提出了一种如何解释爻辞，进而将爻辞思想意蕴呈现出来的诠释方法。这种方法概而言之，就是以卦时爻变一体为出发点，以“一体之变”来展开，以适时而变为关键，以指导现实生活为归旨的义理化诠释之路。其意义深远，大体可概括为如下三点：
其一，自王弼易学起，《周易》解释学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转向，即卦与六爻、爻象与爻象呈现为一个动态的、系统的，同时又彰显出义理精神的整体，扬弃了汉代象数易学，且对后世易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唐代李鼎祚撰《周易集解》，虽主张“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李鼎祚，原序，第8页），但其案语可见“九二居讼之时”（李鼎祚，第66页）、“九五居否之时”（同上，第104页）、“六五居尊失位，在师之时”（同上，第75页）之类的表述，说明受到了王弼的影响。南宋时朱熹撰《周易本义》，虽力主“《易》之书本为卜筮而作”（《朱子全书》第21册，第1683页），但注《周易》时仍然吸收了王弼思想，十分看重卦与爻的总分关系。胡瑗、李觏、欧阳修、程颐、张载等以义理为宗的易学家更是受到了王弼的影响，如程颐说“观《易》须看时，然后观逐爻之才”（《二程集》，第13页）。当然，从《周易》本义的角度看，王弼偏离了《周易》为卜筮之书的原初性质，这是他的不足，但从开辟体系化的义理易角度看，王弼具有首创之功。
其二，在卦时爻变一体的视角下，由于决定吉凶的关键在于爻象的变化是否顺应了卦时，这就开启了探究《周易》吉凶之理的理性化思考方式，成为王弼建构以义理为归旨的易学的重要途径。有学者认为，王弼的易学就是通过对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研究，探讨千变万化的社会时势及处世方法，这就是所谓的“义”“理”。（见朱汉民，第155页）
其三，经过王弼的阐发，《周易》作为经典面向生活世界的智慧被彰显出来，从对卦爻辞理论的阐发进入到适时而动的实践层面，《周易》在王弼这里具有了强烈的现实意义，呈现为一种与日用实践息息相关的生活智慧。对于王弼易学的实践意义，学界如余敦康、王晓毅、朱汉民等皆有所论，如余敦康认为，王弼所言之理，“是一种与人们的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行为的模式和准则，一种推动形势朝着有利方面转化的应变之方”。（余敦康，2004年，第219页）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4年第7期。本转载仅供学术交流之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侵权，敬请联系，万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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