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道连绵走西京，紫阙落日浮云生。广东龙川，是客家古邑，粤东名城。自古以来，是珠江三角洲连接韩江流域必经之地，更是北上赣南的重要交通枢纽，当然，在现代交通发达之后，这些茶马古道湮灭在崇山峻岭中。但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龙川活跃着一支红军游击队，在这条粤赣要道，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立下了重大功劳。
当年，敌人多次“围剿”红军，在军事上连连失败，发现通过武力解决不了红军日益扩大的势头，便采取了鄙劣的手段：封锁食盐。有句老话说：“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一天少不了它”，说白了，其它的六种在赣南都可以解决，赣南地区远离海岸，唯独缺少食盐，全部要靠外面运进来，盐这东西，市上有卖，倒不稀罕，每餐用以相相菜，每人每月一到两斤，那就足够了；如果没有卖，即使相菜只需要那么一点点，但是一旦断了盐，日子就不好过，不仅吃食无味，做事无力，而且时间一长，还会浮肿病。没有食盐，对红军来说那可真的是大事情。
这时，活跃在广东龙川一带的红军游击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他们的组织下，组成“运盐敢死队”，冒着生命危险，排除万难，运用各种方式偷偷把食盐运往苏区，而且偷运食盐的方式采取“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把智慧发挥到了极致，有的把粪桶做成双层，有的打通竹杠的关节，有的用食盐水浸渍衣服，甚至还有的假扮乞丐、假装出殡，千方百计藏匿食盐，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中央苏区。其办法之多、行动之隐秘，巧妙地避开了武装力量的重重关卡，令他们防不胜防。呈现“十万挑夫上赣南”的动人景况。
粤赣边境活跃的这支红军游击队的重要领导人，便是先后担任过赣南红军第二十一纵政委、红4军前委秘书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粤赣闽边游击队司令员的古柏。
古柏，名显球，字劲生，江西寻乌篁乡塘背村(今晨光镇沁园春村)人，他的父亲是一名私塾先生，因此，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亲读书，由于他有良好的家庭教育，加上聪明好学，才思敏捷，爱好诗文，练就一手好书法，被乡里亲朋所赏识。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广东梅州求学，在校期间因思想先进，成为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并加入了组织。
随后，古柏回到老家寻乌开展革命活动，1928年3月25日凌晨，寻乌城外一声枪响，数万人农民手持大刀、长矛等分别在县城、留车、南桥、篁乡、龙图、吉潭同时向当地地主豪绅进攻。攻打县城这一路的总指挥正是古柏，他提着短枪，站在城南教营坪上，臂系红袖章的暴动队员漫山遍野，梭标短棍扁担人执一件，他率先高喊口号“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口号声此起彼伏，震天撼地。
起义部队在古柏的率领下，像潮水般势不可挡地冲开了南门，涌进县城，“焚署劫狱”，放出了贫苦人民。敌人惊恐万状，国民党县长弃城而逃，电报局长被捕并受到严正处决，暴动队伍打开谷仓、没收地主豪绅家产救济贫苦农民，县城暴动取得了胜利。古柏在祝捷大会上兴奋地说：“同志们，我们胜利了，但这只是开始，我们的目的是要解放全中国！”这便是震撼粤赣闽边区的寻乌农民起义，由于这一天正是3月25日，史称“三·二五暴动”。
从此，组织领导下这支队伍在粤赣闽边区一天天壮大，斗争浪潮此起彼伏，席卷周边地区。不久之后，从井冈山下来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朱毛红军来到寻乌，古柏的这支起义部队编为红二十一纵队，后称粤赣闽赤卫军，再后来改编为红三十五军、红独立三师、红二十一军等番号，但无论改编为什么名称，后来成长为红军的一支劲旅，到了建国之后，在这支队伍中的担任过政委的李井泉、罗贵波、还有参谋长宋时轮，军需处长邝任农等，成为了正部级干部和开国上将、中将。
此时，作为一支红军重要领导人的古柏，由于全力以赴协助红军主力的工作，始终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工作出色，成绩斐然，他能文能武，智勇双全，尤其是全力协助主席搞“寻乌调查”，被红军总部赋予了更重的担子，晋升为红四军前委秘书长，前委书记是主席，转战闽西、赣南、袁水流域和赣江两岸。不久后又提拔为红一军团前委秘书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等职，一直是在主席身边工作，成为他最信任的高级干部。
然而，就在中央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之后，由于他坚决拥护主席的革命路线，抵制“左”倾冒险主义一些做法，主张向敌人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不赞成向着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在军事上，不硬拼，不搞“堡垒对堡垒”和“拼消耗”，主张“坚壁清野”、“诱敌深入”，不赞成把敌人挡在根据地大门外同敌人硬拼；主张群众武装、地方部队和中央红军都得到发展，不赞成用削弱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的办法来扩大红军；认为根据地的中心区和边缘区的工作应加以区别，不能采取一样的办法；在土地分配问题上，他们坚持“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正确政策；关于行政工作及扩大红军、地方武装等工作，主张 “应由政府计划”，而不应当由党代替政府去做。
为此，古柏与当时的邓公、毛泽覃、谢唯俊一起，被称为“邓、毛、谢、古”路线受到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古柏的职务被撤销，连自卫武器手枪都被收缴，责成他去基层改造，先是调到会昌当“扩红”突击队队长，“左”倾错误领导人无视苏区大部分青壮年已上前线参军参战的实际情况，提出会昌一个月扩红两万的高指标，结果只完成原定数字的百分之四十。古柏再次遭到批斗，被开除党籍，撤销其扩红突击队队长的职务，调去征集粮食。古柏虽屡遭打击，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没有气馁，始终孜孜不倦勤勤恳恳地工作，他耐心细致地做群众工作，昼夜奔波于会昌、长汀的群众家里和征收站上，出色地完成了征粮任务。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古柏有所谓的“污点”没有跟随中央红军转移，与独立师师长后任闽赣边界军区司令员的毛泽覃一起，留下坚持武装游击斗争，古柏开始时任命为中央政府办事处秘书，后担任闽粤赣边游击队司令员，奉命组织瑞金和会昌的地方武装，与敌人的正面作战，由于敌我力量过度悬殊，武器又简陋，古柏率领的部队伤亡惨重，最后只剩下50多名战士，沿闽赣边境紧急突围，突围过程中又屡遭遇强敌，大部分牺牲或打散，收拢队伍时不足10人。为保存实力，古柏决定再向敌人力量较薄弱、环境较熟悉的粤赣边一带转移。
古柏与十几名红军战士一起，一路昼伏夜行，跋山涉水，终于找到广东龙川交界处附近有红军游击队活动，于是秘密来到龙川上坪的一个名叫鸳鸯坑的小村子，这里地处赣粤两省交界处，距赣南寻乌中和墟及龙川上坪街均30余华里，说话的口音基本上相似，属上坪区上青坑乡辖区内的一个偏僻林区，是粤赣两省“三不管”地带，重山叠嶂，修竹林立，森林丛生，山峰隐天蔽日，少有人烟。
崇山峻岭之中的鸳鸯坑，漫山遍野是大量竹子，满眼皆绿，时闻鸟啭，竹香扑鼻。山上往下看，阳光透过竹木，斑驳地洒在稻田里，透出多层的绿，如翡翠，如绿玉，这些竹子曾是制作土纸的极佳原料，因此是村民制造土纸的传统场所，在工业落后的时代，没有大规模的造纸厂，只有乡村中筑成一两间农屋，名为“纸栅”。
这些农民当年造纸都是手工粗加工，即将立夏节后斫伐嫩竹，名为蔴，削成三尺五雨长一寸阔之竹条，层叠湖内，俗名蔴湖，分层布以石灰和水醃之，40天后，纤维已经分解，取出洗净后，复置湖内，以净水再浸20日，然后洗净污水，取出其外皮，名剥竹蔴，放入竹筏内，以人足搓烂其外皮，入水碓舂烂，再添加赤桔树叶制作一种有黏性的胶，用棍搅拌成稀淡之浆液，用竹帘在纸槽水面上，兜起一张一张叠放在纸板上，积放一尺四五寸高时，以纸榨压干水分，用焙笼逐张焙燥，亦有放于竹篙上吊燥。这工艺一般每个纸棚需要搓、兜、焙、装共四名工作人员。这一带每座山都有几个十几个纸棚不等，的确有不少的人。
古柏来到鸳鸯坑后，与当地的游击队领导人见了面，并连续召开会议，在会上，游击队领导人向古柏介绍了当地的基本情况，鸳鸯坑周边共有五六个村，这里群众居住分散，姓氏观念较强。由于一些土豪村霸巧取豪夺，不少群众都不满，都倾向于革命，这一带的村子里早年就有十多人参加古柏领导发动的“三二五”暴动，这里距中央苏区较近，许多有志青年投奔赣南参加到红军队伍，有的跟随主力长征了。
古柏听到这里革命基础较好后，特别是游击队领导都非常信赖自己，一致要求他出面领导这些分散的队伍，十分高兴，古柏决定留下来与队员们一起，先在这里稳住脚跟，再待机行动。同时，他告诫大家在这里工作还是要秘密行动，注意安全，不能暴露身份，因此，他化名叫“柏花”，吩咐大家不能叫他的真名和职务。为了收拢失散人员，扩大红军队伍，他被安排在鸳鸯坑一座空置纸厂竹棚下住宿。
古柏在鸳鸯坑住了几天之后，各项工作都开展得井井有条卓有成效。这一天晚上，古柏与两位队员到距离居住地约一公里多的山背一个叫赤米畲的纸棚做工友的思想发动工作，也想趁机在那里洗个热水澡。本来一个纸棚是四个人，不料那天三个工友有事临时回了家，只剩下一人守着纸棚。此人一见三人腰佩手枪，吓了一大跳，非常紧张。
此时，古柏用寻乌客家话向他打招呼“师傅莫怕，我们是路过的，今晚来你这里借地方冲个凉(洗澡)!”他一听说是同乡，便放松下来。随后便开始聊天，并介绍了自己的身世。自己名叫王应湖，是附近青化村民，平时在家耕田，农闲时被纸厂东家雇来做杂工。游击队员看这人算是老实，便公开自己的身份，并趁机对他进行革命思想教育，要他参加我们的队伍做革命工作，没想到王应湖满口答应，决定要跟着红军走。同时，对古柏一行非常热情，他们走的时候还怕他们摸黑走路不方便，提灯热情送行，把古柏一行3人送回鸳鸯坑纸厂住地后才返回。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善于伪装的王应湖，根本就不是什么善良百姓，而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二流子”。据当地人介绍，此人家世平庸，父母为普通庄稼汉，平生好吹牛、胆子大，不学无术，言行放荡不羁，一惯的厚颜无耻，总想不劳而获，他对红军游击队的宣传教育根本听不进去，突然想起县里的一张告示，凡活捉古柏贺昌等“匪首”者赏大洋1万元，便“一心想发财”，产生密报领赏及夺红军战士枪支的恶念。
贪心顿起的二流子王应湖，便偷偷去上坪乡公所向乡长王敬卿告密，这王敬卿又名王运修，时年46岁，上坪青化乡人，与王应湖是村邻，听王应湖报告后，胆小怕事的他没有立即表态，因为他觉得红军只是路过，不愿意惹事，用本家人的口气告诫二流子王应湖，红军战斗力强，你没有动手人家就反搞倒了。
可是天生泼皮的王应湖不甘心，求财心切，又找到大地主王福均，把鸳鸯坑红军的情况告知对方，王福均被红军打过土豪，对红军恨之入骨，二人再次找到乡长王敬卿，还撒谎说红军有几十个人，这回王敬卿再也坐不住了，便连夜去县里报告，很快县警卫队派来第一小队长黄居成，是龙川老隆人，军人出身。还有第二小队长黄卓，他也是龙川登云人，当过兵。带着几十名荷枪实弹的队伍悄悄把鸳鸯坑包围起来。
1935年3月6日拂晓，古柏秘密居住的鸳鸯坑纸棚附近一位哨兵，发现上坡的路上有一名挑着菜的人，便高声喝问:“站住!”挑菜人大声应道:“我是王应湖雇来送菜的，他昨晚喝醉了，现在还住在伙店。”哨兵一听觉得不对劲，因为他知道王应湖根本不会喝酒。他警惕地看看前边，朦胧中发现几个隐隐约约的人影，哨兵暗叫不好，马上鸣枪报警。
此时的古柏脱了棉袄，打了几瓢冷水准备洗脸，听到清脆的枪响迅即从伙房窗户往山下一看，发现山脚两边途经棚的山道上，两队荷枪实弹的队伍，正悄悄地往山上移动。他冷静沉着地对战士们命令道:“快，紧急集合。大家赶紧从后门冲出去!”
古柏立即组织突围，他边打边下达命令:“刘阿明带领大家从无枪声的地方走!”又对刘帮开说，“你们跟着他们冲出去，我来掩护。”古柏说完，就冲出纸棚，跑到前沿山坡上，开枪连毙几个抢先上来的敌人。刘阿明、刘帮开见古柏奋不顾身地引开了敌人，便率领队员趁天色未亮跳进纸棚下面的茅草丛中，摸索着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此时，古柏边喊边抬手向敌人射击，将敌人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见战友们都安全脱离纸棚后，古柏就边打边退回纸棚里，倚着烘烤土纸的土灶作掩体，频频地向敌射击。敌人胆怯，一时不敢上前。大约早上8点，乡长王敬卿的侄子王保偷偷摸到纸棚背后，向古柏后背连开数枪。古柏反手一枪，正中王保的面门，打得他脑浆迸流。
古柏见队友们安全撤离了鸳鸯坑后，正要顺着战友们突围的山道撤离，敌人所有的枪都对准了他，一阵子弹扫过来，他身中数弹，应声倒地，一泓殷红的鲜血，顿时染红了旁边沤竹子的石灰池，壮烈牺牲，年仅29岁。
当年，中央苏区错误批判的“邓、毛、谢、古”四人中，留守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毛泽覃，几乎在古柏牺牲的同一时间，率独立师一部前往福建长汀进军时，在江西瑞金红林山区遭到敌人突然袭击英勇牺牲，时年29岁。还有一名谢唯俊，在受到“左”的打击后，曾任巡视员，做过筹粮和扩大红军的工作，在逆境中忍辱负重，努力工作，任劳任怨。虽然跟随红军主力参加了长征，遵义会议拨乱反正后官复原职，后来担任三边特委书记时率领部队向保安挺进时，途遇土匪袭击，在激战中壮烈牺牲，时年27岁。他们三人都是十几岁参加革命，二十多岁经历了“左”倾错误的打击，不到三十岁便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后来只邓公一人成为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人。
红军高级指挥员古柏牺牲的噩耗传到延安后，主席痛惜不已。亲笔为他题词：“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
后来，烈士家乡兴建了“古柏烈士纪念碑”，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时任军委主席、中顾委主任邓公亲笔为他题写了碑名，并挥毫题词:“古柏烈士,永垂不朽!”更令人欣慰的是，在古柏烈士长眠之地的龙川上坪鸳鸯坑附近山顶，也兴建了一座“古柏烈士纪念碑”,作为后人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场所，在烈士出生地和殉难地同时兴建烈士纪念碑，且二代核心领导人同时题词，目前在全国尚属鲜见。建国后古柏的同事们评价，要是他不过早牺牲，红军时期当过军长，完全可以算是有开国上将的资历。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能够告慰先烈的是，在古柏烈士牺牲20多年后，害古柏烈士的二流子王应湖被捉拿归案，在王应湖的指认之下，发现了古柏烈士的遗骸。随即他供出大地主王福均，还有警卫队第一小队长黄居成、第二小队长黄卓，乡长王敬卿，杀人凶手一网打尽，后经法院判决，黄居成、黄卓、王福均实属罪大恶极，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乡长王敬卿对红军尚有些许恻隐之心，判处死缓，告密者王应湖判得最轻，无期。至此，凶手全部伏法，大快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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