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种很特别的“饶舌风格”|卡拉马佐夫兄弟|小说|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饶舌|高尔基

有一类作家，谁都听过他的名号，知晓他的伟大，但他写的书……不好意思，就是很难读完。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他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显然属于此类。

作家苗炜在《我终于读完了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中，分享了他自己阅读陀爷时的几大障碍，其一是陀爷笔下的人物“指不定是谁，指不定在什么场合，就噼里啪啦来上一段饶舌”。另一个障碍，来自作家的相貌：那是一张充满苦相的、略显病态的的面容，与他的文学长得一模一样。陀爷还有一种“高调的道德感”，他所谈论的苦难和救赎，常会带给读者一些道德压力。

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过程总是艰难痛苦的，想要亲近他，门槛很高。不过这没关系，苗炜说，“伟大作家也不是让我们亲近的，他是要让你震荡的。”

本文摘选自《我终于读完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陀爷有一种很特别的“饶舌风格”

二〇二一年一月，我终于开始看陀思妥耶夫斯基了。我看了弗兰克的“陀爷传记”，看了陀爷早期的小说，看了他的《白痴》和《鬼》，还穿插着看了一些参考资料。到十一月，我看完了《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桩缠绕心头多年的心事终于有了一个了结。

我先说我为什么看不下去。陀爷有一种很特别的“饶舌风格”。陀爷全集有三十卷之多，创造力如此旺盛的作家，身上好像有一个按钮，只要按，他就开始说话。这种“饶舌风格”在陀爷笔下的人物中时常出现，比如臧仲伦译《卡拉马佐夫兄弟》第八百页，阿廖沙拜访霍赫拉科娃太太，霍赫拉科娃太太见了阿廖沙，说：“多时，多时，许许多多时候没看见您啦！对不起，有整整一个星期了吧，啊，不过您四天前还来过，星期三。您是来看丽莎的，我十拿九稳。”

电影《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的26天》（1981）

阿廖沙进屋，霍赫拉科娃太太连续说了五六百个字：“我总是心急火燎的。我为什么心急火燎呢？我也闹不清。我现在已经什么也闹不清啦。对于我什么都乱成了一团啦。”说完这一大段，霍赫拉科娃太太才问阿廖沙要不要来一杯咖啡。

陀爷叙事时，轻松准确，不乏幽默感，但笔下人物说话，时不时就被启动了一个同义反复的按钮。这个按钮随机出现在不同人物身上，指不定是谁，指不定在什么场合，就噼里啪啦来上一段饶舌。据说，有人做过试验，读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所有对话，计算一下用时，再对照小说中的时间线，然后发现对不上。

陀爷还有一个特点，喜欢把小说中的人物聚在一起，开一场“英雄大会”，比如《鬼》中写到瓦尔瓦拉家中的星期天聚会，作者强调，这是决定斯捷潘命运的日子，“是我的纪事笔记中最值得注意的日子之一”，“这是出乎意料的事件的一天，是过去的事情了结、新的事情开端的一天，尖锐的解释和更严重的混乱开始的一天”，“谁也没有想到，一切都得到解决。总之，这是偶然性的惊人汇聚的一天”。

陀爷叙述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解说词，好像是为了给他要写的戏剧性场面烘托气氛。我记得纳博科夫对陀爷的批评，说他应该去写剧本，却入错了行，写起了小说。我弄明白陀爷在《白痴》和《鬼》中用过的“戏剧性聚会”技巧之后，就明白了为什么我以往读《卡拉马佐夫兄弟》，最长的地方也就停留在第一百二十页左右，那是第二卷结束的地方，修道院中的家庭聚会写完了，人物亮相了，我已经被饶舌的对话和啰唆的行文弄晕了，却发现故事还没有开始。

饶舌，即叙述或者对话中的同义重复，还有刻意安排的戏剧性场面，这是我读陀爷小说读不进去的两个障碍，看清楚这两个障碍，并且把它们视为陀爷的特点，我也就心平气和地忍耐下去了。

还有一个障碍，来自作家的相貌。有一个法国外交官，当年在圣彼得堡见过陀爷，他对陀爷的描述是这样的：

那是一张普通的俄罗斯农民的脸，他的鼻梁塌陷，小眼睛在弓形的眉毛下眨动，眼神时而阴郁时而温柔，他的眉毛很大，上面凸凹不平，他的额头也是塌陷的，就像被锤子砸过一样。所有这一切特征在扭曲与塌缩中被引向他那张痛苦的嘴。我从未见过哪张脸能这样表露如此之多的苦楚经历，他的眼睑、嘴唇、所有的肌肉纤维都在紧张地抽动。

这是陀爷在社交场合比较正常的状态，如果癫痫病发作，他的样子会更吓人——满头是汗，口吐白沫，眼睛凸出眼眶。陀爷九岁时癫痫病第一次发作，写作旺盛时期，癫痫病发作很频繁，发作一次就得缓好几天才能继续工作。这个病还遗传，陀爷的一个儿子，三岁时癫痫发作而死，给陀爷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陀爷的一脸苦相让我望而生畏。作家的相貌会不会影响读者呢？苏联时期有一位作家索尔仁尼琴，他的相貌也让我感到压力。你看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都是大胡子，我觉得还没啥压力，那为什么索尔仁尼琴让我感到不适呢？这不是相貌问题，这是形象问题。

索尔仁尼琴有一种高调的道德感，恨不得他就是人民的悲剧的见证人，他当之无愧，但高调的道德感会让人不舒服，我这样的小资小文人本性的读者，就会感到不适。陀爷也有一种高调的道德感，书中人物总是略有点儿病态，性格很极端，动不动就长篇大论地谈上帝，他所谈论的苦难和救赎，带给我一定的道德压力，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对高调道德感的作家总有点儿本能的排斥。

电影《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的 26天》（ 1981）

我读陀爷，采用了迂回战术，先从英国作家奥兰多·费吉斯的《娜塔莎之舞》看起，对俄罗斯文化有了一个粗浅的认识。然后看约瑟夫·弗兰克的“陀爷传记”，弗兰克这套陀爷传记五大卷，一九七六年出版第一卷，到二〇〇二年出版第五卷，写作跨度二十六年。中文版引进之后，也是一卷接一卷地出版。其中第五卷长达一千页，花了两百页讲解《卡拉马佐夫兄弟》。这种体量上的压迫感实在太强大了。

我读得比较认真，除了弗兰克的这套陀爷传记，我还找了其他的参考书。《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五卷和第六卷，用陀爷自己的话说，是“全书的最高点”，大概是道德论争的最高点。在第五卷中，就有伊万向阿廖沙讲述的“宗教大法官”故事，第六卷中有佐西玛长老圣徒传一样的故事，这两段插曲是陀爷在表述自己的宗教思想。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两卷，我找来两本书看，一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一本是《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实话，基本上看不明白——也不是完全看不明白，而是始终带着隔膜。我能理解所谓“严肃性”和“宗教性”是俄罗斯文学的特点，我也能明白“上帝和魔鬼斗争，战场就在人的心中”“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就被允许了”这样的问题困扰着德米特里和伊万。

我的阅读过程中时常受不了陀爷的感情用事。陀爷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叫《一个荒唐人的梦》，第一人称叙述。“我”要自杀了，晚上，回家路上遇到一个小姑娘，小姑娘拉着这个“我”要去救妈妈，但“我”弃之不顾。回到家，坐在沙发上昏睡过去，梦中到了一个天堂一般的地方，早上醒来，把要自杀用的手枪推开，领略到了生命的意义，“我”要到处去宣传，要爱一切人。

《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九卷中，德米特里也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草原上，瘦弱的母亲没有奶水，孩子在啼哭。德米特里感到自己心中涌起了一股从前没有的大慈大悲：“人们为什么穷？娃娃为什么穷？草原为什么光秃秃的？为什么他们不互相拥抱，互相亲吻？为什么他们不唱快乐的歌？”米佳说，但愿从这一刻起，任何人不再流泪。他头天晚上还在饮酒作乐、醉生梦死，做了个梦就忽生慈悲之心。我当然相信陀爷心中始终怀有这样的慈悲，但让笔下人物经由一场梦，就发愿去改变，这也太感情用事了。

“人的出现，就是为了意识和说话”

《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三卷“好色之徒”中，有一个人物叫利扎维塔，她是斯梅尔加科夫的妈妈，身高一米四，脸色红润健康，却是个傻子，总光着脚，穿一件粗麻布衣服，头发上总有树叶和草屑。富有同情心的人送给她皮袄和鞋子，她就把皮袄和鞋子脱下来放到教堂的台阶上，别人施舍她几个钱，她也送去教堂的募捐箱里，她靠黑面包和水生活，夜里在牛棚或者过道里睡觉。

某天夜里，几个老爷寻欢作乐完毕，在一个栅栏边上看见利扎维塔，这帮人污言秽语，说不能把利扎维塔当女人看待，老地主费奥多尔却强奸了利扎维塔。利扎维塔怀孕了，临产的那个夜晚来到费奥多尔的花园，生下孩子，老仆人格里戈里夫妇将这个婴儿收养，孩子就是斯梅尔加科夫——后来杀死了老地主的那个私生子。这一小段故事很惨痛。利扎维塔这个人物，是有原型的。

陀爷的弟弟安德烈回忆说，他们小时候，在父亲的领地里见过傻姑娘阿格拉费娜。“在我们的乡村里有一个傻女，不属于任何家庭，她在田野上游逛，度过所有时间，只有在冬天严寒时，才强制地把她收容在某个农舍里。她当时已有二十岁到二十五岁，她很少说话，不情愿，不清楚，也不连贯。唯一能听懂的是，她不间断地回忆着藏在墓地的一个婴儿。她似乎生来是傻女，尽管她的状况如此，却遭遇了强暴，而成为很快就死去的婴儿的母亲。后来在哥哥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读到利扎维塔的故事，我不由得回忆起我们的傻女阿格拉费娜。”

影视剧《卡拉马佐夫兄弟》（2009）

讲俄罗斯文学的书，总会提到俄国农民中的“圣愚”形象和农村的悲惨生活。为了搞清楚故事背景，我找到了一本书，叫《沙皇统治末期的俄国农村》。此书作者谢苗诺娃·天山斯卡娅，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在梁赞省的农村进行人类学考察，记录乡村生活的状况，特别是妇女生活的状况。虽说她进行考察的年代跟陀爷小说描述的年代相差了好几十年，但为了给读小说增加一点儿真实的“氛围感”，我大略把这份考察报告给看了一遍。

陀爷小说中的地主费奥多尔生了四个儿子，他对儿子大多是不闻不问，如果生的是闺女，他可能会对闺女更残忍。谢苗诺娃记载了很多乡下人重男轻女的现象，也记载了“接生婆”这个行业——按惯例，接生婆“领孩子”的报酬是一块黑麦面包和一块精面粉的面包，外加一条价值二十戈比的棉花围巾和十戈比的现金。如果住在附近的接生婆嫌钱少，婆婆就会到另一个村庄去找另一个接生婆。这个时候，母亲大多被扔在家中经受阵痛，无人照顾。

婴儿通常在出生后的第二天受洗，较少的是在第三天受洗。对男性来说，最常见的名字是伊万、瓦西里、米哈伊尔和阿列克谢，对于女性来说，是玛丽亚、安娜、阿夫多西亚、阿库利纳。牧师洗礼可以得到五十戈比，外加一些黑面包。人们喜欢去参加富裕家庭孩子的洗礼，不太愿意去参加贫穷家庭的洗礼，因为“茶点很少”。在受洗晚宴上，父母端上伏特加、黄瓜、格瓦斯、面包。除此之外，有钱人家还会提供白菜汤、面条、煎饼，甚至鸡肉。

谢苗诺娃记载，在农奴制时期，母亲在产后三天就要回到田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一般是间隔五到七天。当母亲返回田野工作时，她或者带着孩子一起，或者田地离房子不远，她能跑回家去喂孩子。分娩后的辛苦工作会导致某种程度的子宫脱垂。但在接生婆看来，这没啥好担心的，接生婆会在母亲的肚子上擦一点儿油脂，然后把一个陶锅翻过来，同时迅速点燃锅下的一块纱线，真空会让母亲的腹部肌肉被吸进锅里，类似于拔火罐。接生婆认为，这样一来，子宫就恢复到正确位置，就不疼了，这种治疗叫“敷锅”，也要收取一点儿面粉或者面包。这本乡村记录写得非常松散，可以说并没有真的形成“一本著作”。

谢苗诺娃在圣彼得堡自家的庄园里长大，二十三岁时，因收集梁赞省的民歌获得地理学银奖。曾经有一个年轻人向她求婚，但被谢苗诺娃拒绝了，那个年轻人随即开枪自杀，谢苗诺娃也就终身未嫁。我知道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当年被古米廖夫追求，阿赫玛托娃屡次拒绝，古米廖夫屡次自杀，至少在巴黎一次，在开罗一次，每次自杀还都能被救回来，终于娶了阿赫玛托娃。

古米廖夫曾经写过一首诗：“那时，我受尽一个女人的折磨，无论是咸涩而清新的海风，无论是异国集市上的喧嚣，都不能给我一丝一毫的安慰。我祈求上帝赐我一死，我本人也做好靠近他的准备。”

阿赫玛托娃、莎乐美，还有这位谢苗诺娃·天山斯卡娅，都有天仙一般的魅力，让男人求爱不成就自杀，这样我也算是理解了《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老大德米特里所经受的煎熬。小说中整整有两个章节，是德米特里向弟弟阿廖沙倾诉他爱的苦闷，他不想跟卡捷林娜好，他想跟格鲁申卡好。

陀爷在创作笔记中说：“人就是具体表现出来的话语。他的出现，就是为了意识和说话。”这也算是帮我理解了他笔下的人物为什么那么能说——这是作家的美学追求。

影视剧《卡拉马佐夫兄弟》（2009）

陀爷写到斯梅尔加科夫的时候，说他能看两页果戈理，也会看两页《世界通史》，但从书中得不到什么乐趣。他会在家里、院子里或者大街上呆立十来分钟，他不是在思考而是在洞察。俄罗斯巡回画派画家克拉姆斯科伊有一张画叫《洞察者》，或者译为《默想者》，画的是林中路上，站着一位衣衫褴褛的农夫，他似乎陷入沉思，但他并不是在思考，而是在洞察。

陀爷说，俄罗斯农村有很多这样的洞察者，他们时不时就在村子里发呆，这样过了几十年，他要么就去耶路撒冷朝圣，要么就一把火把村子给烧了。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免不了又去找克拉姆斯科伊的画看，克拉姆斯科伊画的农夫，能帮助我想象陀爷笔下那些人到底是什么样子。

阅读《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过程充满了这样的插曲：先是想搞清利扎维塔的生存状态，结果找到了天山斯卡娅的书，看了她的考察报告，然后我想看看《洞察者》是啥样子，就去查一下克拉姆斯科伊都画过些什么，于是又会继续走神儿，想知道列宾都画了什么，巡回画派是怎么回事。俄罗斯真实的历史似乎比小说有意思得多。陀爷本身的生活经历，读起来也比小说更有意思。小文人总是不太理解大作家的痛苦。我看陀爷的传记，总觉得他这一辈子太苦了，老是为钱发愁。

而托尔斯泰住在大庄园里，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媳妇，婚后过着宁静的生活，写出来两大本名著，《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可为什么他随后花了十来年的时间专门去写宗教类的文章？有一些问题，我不理解其严肃程度能给托翁和陀爷造成何种程度的困扰。

所以我又岔开来，去读了托尔斯泰的传记。然后又读了《俄国与拿破仑的决战》，想弄清楚《战争与和平》的背景，然后又去读《倒转红轮》，粗浅地知道了一些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思想脉络。这倒不是“延伸阅读”，而是因为《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的注释经常提醒读者——这一段是在批判俄罗斯青年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这一段是在暗讽别林斯基。

书中角色斯梅尔加科夫说，一八一二年不如战败，让拿破仑统治俄罗斯。据说，当时俄罗斯青年中很多人抱有类似想法，那我就想弄清楚这些想法从何而来。按理说，不搞清楚这些，并不妨碍读小说。但俄罗斯历史总会闯进小说里。俄罗斯小说太现实主义了，当俄罗斯历史闯进小说的时候，你会发现，历史比小说好看多了。

“伟大作家不是让我们亲近的，

他是要让你震荡的”

我们有时候会常常根据一些小段子来形成对大人物的印象。比如《娜塔莎之舞》里讲过一个段子，说大画家列宾有一次去拜访托尔斯泰，托尔斯泰非要到田里向列宾展示一下自己是怎么犁地的。列宾看到，托尔斯泰庄园里的农民都对这一番做作视而不见，向主人打个招呼就走开，外村的农民来了，看着托尔斯泰犁地，但脸上是一副鄙夷的表情。

列宾说：“我从来没在一个纯朴的农民脸上见到过如此鄙夷的表情。”列宾从小就在屯垦地辛勤劳作，早知道农民生活是多么贫困和艰难，他不相信庄园主托尔斯泰能够真的像农民一样生活。列宾说，托尔斯泰只是花一天的时间到农民那里了解一下疾苦，然后就宣布“我和你们在一起”，白天去田里干点儿活儿，晚上回家享受戴着白手套的用人端上来的饭菜，这是十足的虚伪。

然而，托尔斯泰传记的作者会说，托尔斯泰的痛苦是真实的，世上有很多画好了的格子，安心待在格子里，就会自洽，不安心待在自己的格子里，总觉得世上的这些条条框框要改变，就会给内心带来极大的冲突。托尔斯泰一生都在处理这种冲突。

这位传记作者说，如果你不理解托尔斯泰的那篇《那么我们该怎么办》，也就无法真正地理解《战争与和平》。这样的话总让读者不服气——为什么我们看一个小说还要读作者讨论社会问题的书？为什么历史总要闯进小说？

电影《战争与和平》（1966）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是托翁一八八六年写完的，有点儿自传性质，书中很大篇幅是在谈论贫穷问题。他说：

在莫斯科存在着成千上万的穷人，而我和成千上万别的人，却吃牛排和鲟鱼吃得太饱，用布匹和地毯来覆盖我们的马匹和地板，这是一种罪恶——不管世界上一切有学问的人会怎么说它们是必需的——是一种不只是犯一次，还要不停犯着的罪恶；而我，以我的奢侈，不只是容忍了它，还参与了它。因此，我过去感到，现在感到，将来也要不停地感到：只要我一天有着多余的食物，而别人一点儿也没有，只要我有两件衣服，而别人一件也没有，我就参与了一桩不断重复着的罪恶。

托尔斯泰的控诉是，在我们中间存在着隐蔽的奴隶制，我们容忍一个永远在享受的阶级的存在，且还奴役一个吃不饱却永远在干活儿的阶级。托尔斯泰的药方是，所有人都过最低标准的生活，都为糊口而劳动，他的理想生活就是不受政府干扰的俄罗斯乡村农民生活。

看托翁和陀爷的小说，虚构人物会闯进历史现场，真实的历史也会闯进小说。往前，普希金、赫尔岑，以及恰达耶夫《哲学书简》都会成为理解小说的前提；往后，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大清洗、“二战”、冷战、铁幕、帝国解体，更庞大的故事一直在低沉地嘶吼。托翁和陀爷在不停讲述俄国的乡村、农民、信仰和青年道路，后面发生的真实历史却有一种张力，让他们的所有文字都离散，都受到轻微的震荡。这种怪异的感受，好像只有在读俄罗斯小说时才出现。

《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第十卷“孩子们”中，出现了一个早熟的孩子叫科利亚。按照陀爷原本的构思，《卡拉马佐夫兄弟》还会继续写下去，阿廖沙会成为主角。我不知道那个小孩子科利亚会不会作为书中一个角色继续出现，但我免不了会想：后来的阿廖沙是什么样子？后来的科利亚是什么样子？此时，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以阿廖沙或者科利亚的样貌出现。

一八八八年三月的一个早上，米哈伊尔·罗马斯离开喀山，乘船沿伏尔加河下行三十英里，来到克拉斯诺维多沃村。他打算在那里开办一个合作商店，改变当地农民的生活。罗马斯是个民粹主义者，秘密民权组织的成员，曾被监禁流放十二年。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罗斯大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宣称要和农民一起生活，这就是俄罗斯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他们真的相信，改变农民，提升农民的地位，就能改变国家的面貌。

罗马斯经过多年流放，依然坚持自己的梦想，他想把村民组织成一个合作社，向喀山销售水果和蔬菜。这位名叫罗马斯的民粹主义者身边，跟着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当时名叫阿列克谢·佩什科夫，后来更响亮的名字是马克西姆·高尔基。

高尔基九岁就开始捡破烂、吃剩饭、偷东西，这个街头流浪儿干过码头装卸工、巡夜人、皮匠助手、制图工学徒、圣像油漆工，最后在喀山成为一名面包师傅。罗马斯在喀山遇见了高尔基，对他产生了怜悯。

罗马斯和高尔基的合作社当然是失败了，农民纵火烧掉他们的合作社，差点儿把他们打死。三年之后，高尔基在农村看到一位丈夫鞭打他的妻子，上前劝阻，结果被围观的村民暴打一顿。这位作家坚信，纯朴的农民变成一群乌合之众，他们的残酷正是革命中暴力的来源。这些农民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比欧洲人有更高的道德水平，也不像托尔斯泰所说的，是天生的圣人。

电影《白痴》（2003）

高尔基，俄语原词也意为“最大的痛苦”，他用这个笔名写作。一九二一年，他离开俄国去欧洲治病，到达柏林之后，他给罗曼·罗兰写信说：

我的肺结核复发了，但是，在我这个年纪它不要紧。更加难以忍受的是心灵的悲哀。我感到非常疲劳，过去七年在俄国，我经历了许多悲剧，这些悲剧不是激情和自由意志的必然结果，而是狂徒和懦夫鲁莽冷酷的预谋造成的。我仍然热忱地相信人类未来的幸福，但是，让我感到厌倦和困扰的是，人们不得不忍受越来越多的痛苦作为为其美好的希望付出的代价。

以上这个片段来自奥兰多·费吉斯的《人民的悲剧》，我从他的《娜塔莎之舞》开始，又以他的《人民的悲剧》结尾，来完成围绕着《卡拉马佐夫兄弟》的阅读。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我总算是把这部小说给看完了。

我有更多的迷惑不解，比如到底什么叫“村社”，俄罗斯的村社是什么意思，“农奴制”废除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托尔斯泰和教会的矛盾到底是什么。

坦率地说，读完陀爷的几部作品和他的传记，我依然不喜欢这个作家。不过，伟大作家也不是让我们亲近的，他是要让你震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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