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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6月16日，八路军不放一枪一弹，顺利进入曾被日军占领的献县县城。这背后，一条来自敌营的关键情报起了重要作用。
这条情报，与一对夫妻有关。在没有硝烟的情报战场上，这对夫妻被我党委以重任，打入日军在华北扶植的汉奸武装“皇协军”内部，在献县潜伏长达3年。
丈夫深入虎穴步步为营，妻子在不动声色中与敌人周旋，他们就是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处派遣的杰出代表——张鸿烈和刘筱萍。他们并肩作战，如同在敌人锋利的刀尖上起舞，共同书写了不朽的传奇。
潜入敌营前的张鸿烈。武春霞供图
经“魔鬼训练”后打入敌营
1942年5月，山西省左权县麻田镇的一个小院里来了一对夫妻。
除了极少数人员外，夫妻二人不与其他任何人接触。他们被“关”在这里接受着“魔鬼训练”——每天上午学习日语会话，下午阅读平津和日本出版的各种报刊，晚上练习间谍术、反间谍术，以及情报密写、隐藏、发送技术。
这对夫妻，就是张鸿烈、刘筱萍。他们是被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处（简称“前总情报处”）选定为派遣人员后，来此接受特殊训练的。
张鸿烈，字涤暴，1912年生于献县张旺屯村（今属泊头市），早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曾任张学良的上校副官，194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抗日根据地，有他这样经历的人非常难得。
刘筱萍，1918年出生于辽宁省铁岭县，1938年为寻求抗日救国之路，到达陕北，在八路军后勤部卫生学校学习，1940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鸿烈、刘筱萍的任务是打入俗称“皇协军”的伪华北治安军内部，站住脚后，逐渐扩展情报工作范围。
1940年，日军为获取华北八路军情报，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治安总长齐燮元具体操作下，通过“皇协军”很快构建了一个庞大的秘密情报系统，对八路军构成极大威胁。
1941年9月，中共中央情报部成立。此后，八路军前总情报处也随即建立，并指示派遣科长林一挑选可靠的对象，潜伏至“皇协军”内。
1942年8月，经八路军总部批准，张鸿烈和刘筱萍以夫妻名义前往敌占区。他们首先潜入了北平，寻求合适的机会。
9月下旬的一天，张鸿烈在《北平晚报》看到一则题词手迹，署名为“河北省警务厅厅长朱兆熊”，不禁眼前一亮。
朱兆熊，让张鸿烈、刘筱萍得到了一个顺利打入献县伪政府内部的好机会。
朱兆熊曾在张学良部队担任过战术教官，张鸿烈曾是他的得意门生，师生关系非同一般。
张鸿烈以学生身份找到朱兆熊，朱兆熊非常高兴。他真诚地对张鸿烈说：“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可不是真心当汉奸呀。”张鸿烈见他仍有爱国之心，承诺为他作个证明。
于是，朱兆熊为张鸿烈夫妻办理了“良民证”，又给献县伪县长王君朴写了一封推荐信，请求为张鸿烈谋一个差事。
献县伪政府里麇集着一群土匪、流氓、兵痞，还有汪精卫的亲信和国民党的敌工人员，为了各自私欲明争暗斗。王君朴兼警备大队长之职，手下两个副大队长都不大听话，王君朴想让张鸿烈来限制这两个各行其是的副大队长。
看出端倪后，张鸿烈提议用兴办教育的方法整顿警备大队。得到日军指挥官同意后，训练所成立，张鸿烈任所长。
之后，石兰斌接任伪县长。他和张鸿烈都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是同学关系。此外，石兰斌的秘书崔岫川与刘筱萍还是老乡，这些特殊关系为张鸿烈、刘筱萍在献县站稳脚跟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3年拍摄的刘筱萍（前排右一）。 武春霞供图
为长期潜伏不惜自污自伤
潜伏于日伪之中，危险重重，稍有不慎，就可能满盘皆输。潜入敌营的张鸿烈，经常会遭到日军的严峻考验。
1944年6月7日，日军大队有人给张鸿烈打电话说，从天津来的日军少佐儿玉与木村正等他。张鸿烈略感事态不妙，但很快就冷静下来。见到儿玉后，他镇定地表示，自己来献县两年多，是忠于“皇军”的。
然而，张鸿烈的翻译却紧张得不行，吓得满头大汗。怕日军发现后会加重怀疑，张鸿烈上去就给了翻译两记耳光。儿玉猛地一拍桌子说：“你说你的，打翻译干什么？”
听了这话，张鸿烈顺手摘下身上的战刀、手枪，扯下军衣领章扔在地上，声称自己对“皇军”忠心耿耿，竟被误认为是私通八路，决定不干了。
为了考验张鸿烈，儿玉又拿出四封信，信中提到他送出的枪械、子弹和情报都收到了。张鸿烈一眼看穿这是拙劣的伪造，因为在八路军前总情报处的往来信件中，双方只有代号，没有名字。
心里有数后，张鸿烈决定以硬治硬，转守为攻，便气愤地说：“八路军的情报我这些年破获不少，哪有如此明码的来信？你们中了人家的计谋，还来陷害自己人，岂有此理！”日本人被说得哑口无言。
为给日军留下一个好玩、好唱、不问政治的印象，张鸿烈以爱唱京剧为幌子，成立京剧俱乐部，不仅自己唱，还花钱请名角来唱，以此迷惑敌人。
为了让张鸿烈站稳脚跟，我党还曾多次配合散发大量攻击他的传单，甚至将他描述为“反共反人民的大汉奸”。日军见了，便对张鸿烈说：“八路的，对你是恨透了。”
在献县的3年中，张鸿烈与冀中党组织配合打了若干次假仗。每次都是事先联系好，由抗日人员在柴火堆里放好枪，再由张鸿烈带着保安队放空枪，然后带着“缴获”的枪支“凯旋”。
一次打假仗中，伪军损失惨重，为了消除日本人的怀疑，张鸿烈果断用手枪打伤了自己右小腿。
根据上级“长期潜伏，巩固地位”的指示精神，到1944年，张鸿烈在取信敌人、排除异己、壮大自己队伍等方面取得成效。
他从训练所长升为大队长、团副、县长，并在敌营安插了许多“内线”。
在武装力量方面，把伪军6个中队扩大到13个，由800人增至1700多人，并增加了枪支和迫击炮等武器，这些武器后来大部分被张鸿烈带到了革命队伍。
刘筱萍写给张鸿烈的绝笔信。 张鸿烈之子张晋供图
麻将桌上巧施计营救被捕同志
刘筱萍随张鸿烈到献县后，一直协助张鸿烈工作。张鸿烈能在日伪面前站稳阵脚，聪明能干的刘筱萍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刘筱萍曾多次赴冀中区汇报敌情，领取指示。1943年5月，她远赴八路军总部汇报工作，彭德怀亲自找她谈话，对他们今后的任务作出进一步指示，要求他们继续潜伏，并在可能的条件下了解北平、天津、保定一带敌伪情况和社会动态。
刘筱萍机智果敢，有迎来送往场面上的活动需要她出场时，每次都能应付得滴水不漏，在不动声色中干出有声有色的事情。尤其是，她很能在麻将桌上套取情报。
1944年秋，日军在一次“扫荡”中将冀中区的妇女干部贺民抓获，并转交给伪军第三大队，队长刘金钊是个好色之徒。得知此情况后，刘筱萍非常担心。
冀中区党组织派遣敌工干部刘子敬找到张鸿烈，告诉他贺民是中共献县县长薛坦的对象，目前正处于危险之中，党组织要求协助将其营救出去。
张鸿烈迅速与刘筱萍商量如何营救贺民，刘筱萍毫不犹豫地表示：“这项任务就交给我吧。”
第二天，刘筱萍特意去找刘金钊的小老婆打麻将，把“刘队长逮住一个女八路，又年轻又漂亮，在第三大队扣留着呢”之类的闲话，说给她听。刘金钊的小老婆没等打完牌，就谎称头疼回家了。
这一招果然见效。当晚，刘金钊就来找张鸿烈，请示释放贺民。没过几天，贺民就被释放了。
刘筱萍除了做好献县的工作，还穿梭于平、津、保、沧等地，刺探军情，为八路军筹措经费。
在沧州，她利用自己积攒的钱建立了一个诊所，冀中第八军分区党组织安排了一位党员同志当会计，她自己担任主治医师。
在天津，刘筱萍联系张鸿烈的故交刘敬远，于1943年初共同出资开办了一家转运公司。
在北平，刘筱萍又开办了一家名为“正太”的茶庄。
在保定，利用张鸿烈和朱兆熊的关系，她也能找到落脚点。
为了和敌人长期斗争，刘筱萍在北平修建了一个牢固的地下工作据点。她不仅在厨房里打了一眼水井，还挖了地下交通沟，甚至在房子里修了地下室，以方便进行秘密活动。我党的很多地下工作人员都曾在这里居住和工作过。
1945年6月解放献县时，冀中军区部队登上城墙。 武春霞供图
帮助八路军不放一枪占领献县县城
1945年2月，日军加强了以华治华的力度，在保定开办县长训练班。张鸿烈接受“深造”后，于4月下旬，被日本顾问委任为献县县长兼县保安联队长。
这时，日本侵华势力日趋衰微，驻献县的日军也感到形势紧张。张鸿烈借机提出将日伪县府搬出县城，理由是县城前不久遭到了八路军袭击，一旦再出现不利局势，县府东撤距沧州车站太远，集结不便。提议得到批准后，张鸿烈便将这一情报密告八路军前总。
6月16日，八路军不放一枪一弹，占领了献县县城。
8月13日，张鸿烈又接到情报，得知驻献县的日军有意南逃，当即下命令伏击日军部队，击毙了日本顾问藤冈等人。
正当张鸿烈担心沧州的日军会来报复时，冀中第八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谢继友等人前来与张鸿烈接头，并传达前方总部指示，命令张鸿烈率部队起义。经过秘密讨论，决定8月18日行动。
根据起义决定，张鸿烈和刘筱萍把要做的事情提前仔细安排了一番。刘筱萍拟出敌伪家属工作方案，并提出处理钱、物的详细计划。张鸿烈拟出对伪军官的瓦解方案，先上层后下层，先难后易，分化瓦解，各个击破。
17日，刘筱萍做敌伪家属的工作，张鸿烈做敌伪军官的工作，他们逐一与相关人员进行个别谈话，以达到“攻心”的目的。
之后，张鸿烈把20余名伪军骨干分子聚到一起，再次申明起义之举，明确指出投靠八路军是一条光明大道，关系到每个人后半生的命运，要摘掉汉奸“帽子”，就要拿出实际行动。
18日6时，张鸿烈紧急集合所有官兵，开始做动员讲话。这个讲话是他和刘筱萍商量过的，大意是欢迎他们投奔八路军，日军已经溃败，投八路军是唯一的出路。他说：“不愿意跟我走的，弟兄一场，请把枪支弹药留下。本地的每人送路费50元，外地人送路费100元，自谋生路。”张鸿烈推心置腹的讲话，打动了官兵们，他们纷纷表示愿意追随。
这时，八路军代表谢继友等5人按时赶到，200辆大车也按计划停在村外。
9时，在谢继友和张鸿烈的带领下，1700多人与200辆大车，浩浩荡荡出发投奔八路军，车里满载着大米、白面、枪械子弹、衣服等物资。
冀中军区决定将张鸿烈的部队改编为冀中独立第二纵队，由他担任司令员。之后，他先后收到杨成武、林铁和区党委、八地委发来的慰问电、贺电，滕代远的嘉奖电，以及聂荣臻的委任状：“委张鸿烈同志为华北地方军司令员。”
张鸿烈和刘筱萍在献县战斗了3年，凭着胆识与智慧，圆满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献县的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武春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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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封家书中的念念不忘
“十余年来的亲爱战友从此永别了……萍自入院以来，组织上的温暖爱护，及训兵团各位首长的关心和照顾，都使我内心甚感，我之所以与病魔作无情斗争，原拟于恢复健康后，以无比的热情去完成党所给的任务，藉付党和各首长各同志的愿望，不料来津后，竟已病势严重……”
“我有数事请你代办：由于科学还不够发达，我党我军对治疗癌症还少经验，愿要求组织上允许解剖我的患处，这不仅是提高技术的需要，而且也是我们每个学医者应尽的义务。兹将金锭二两、金镯一只（约二两）仍奉还组织（这是最近由北平组织照护所剩下的），另外，金戒指一只（这是冀中纵队组织上奖励的，约四钱），算我最后的党费……”
1949年3月11日，年仅31岁的刘筱萍病逝于天津医院。这是她写给“最亲爱的鸿烈同志”的一封绝笔信。
写下这封信时，她正忍受着身体上的巨大痛苦，但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对工作、对同志有着火一般热情的她，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念念不忘的，仍是与党、与工作有关的事。
1945年8月，刘筱萍离开了潜伏3年的献县，归队后的她就像鱼儿回到了大海一样，意气风发地投入全新的工作中。
刘筱萍被任命为八路军冀中区医院卫生队队长，给战士治病，不分白天黑夜。她对待病号，就像对待自己的姐妹兄弟一样，照护得无微不至，谁的衣服脏了她给洗，谁的衣服破了她给缝。遇到重病号，她经常整夜守在床前，给他们喂饭、喂水。她那火一样的热情，深深打动着身边的同志。
由于刘筱萍工作出色，纵队政委刘波同志曾多次在大会上对她进行表扬。
然而，就在刘筱萍勤奋工作的时候，疾病却悄悄向她袭来，她被查出得了子宫癌。组织上想了许多办法，但由于当时医疗技术落后，还是没能阻止她病情的恶化。
刘筱萍病故后，组织上追认她为革命烈士，将其安葬在烈士陵园。冀中区《前进报》发表了“向模范的卫生战士刘筱萍学习”的社论，号召全区卫生人员向刘筱萍学习。
刘筱萍离世后，张鸿烈化悲痛为力量，在革命的道路上继续坚毅前行。他深知，唯有完成未竟的革命事业，才是对刘筱萍最好的告慰。后来，张鸿烈历任北京公安总队副总队长兼参谋长、解放军第六高级步兵学校三分校校长、山西省水利工程局局长等职。2001年张鸿烈逝世，享年89岁。（武春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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