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历史资料整理，旨在弘扬民族团结，请理性阅读……
满清是第二个由异族在中原建立的大一统政权，当年满清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对汉人进行血腥屠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屠空四川等，满清军队基本上是每过一境必屠一境，以至于到天下一统后，满清到底杀了多少人已经无法计算了，有人认为至少有几千万，可以说，满清政权踩在汉人尸骨上建立起来。有因必有果，遵循博弈论的一报还一报最优策略，满清末期，太平天国、辛亥革命两次运动，驱除鞑虏，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报复，达不到满清当年屠杀汉人的程度，但也颇为血腥，后人部分偿还了当年满人祖先欠下的血债。
“反满”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思想潮流中最激越人心，也是最具批判性的一个口号。
梁启超1899年发表的《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之后在1903年《新民丛报》上引用的“和事人”来函一则，更能揭示清末反满主义隐微的政治涵义。这位署名“和事人”的丛报读者说，“排满”一义实由救国而来，“革命之说一起，而思满人平日待我之寡恩”，排满于是有二义：以民族主义感动上流社会，以复仇主义感动下流社会。
这句话，对“排满”发端与内在的揭示可谓一针见血。“排满”成为主义，成为革命学说，这在晚清不单构成思潮，而且成为动员各阶层投入社会运动的一种有效手段。杨度在1907年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径直将“排满革命”称为“操术”。排满的理由各异其言，有讲“报仇”的，有讲“争政权”的，有针对“满人不能立宪”的，也有以“立宪不利于汉”为由的。这些理由单独看皆似无理，但汇成“排满”，则胜在办法简单，虽愚者亦能知之、能言之、能行之。这样的口号，应用于社会，“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
“黄种国民应有恨”、“今之革命，复仇其首”、“张九世复仇主义，作十年血战之期”、“对于以外种族的人，一定是相残杀”、“念华夷界限，必代春秋，呼冤展腥膻历史，誓为种族流血”……诸如此类的言辞，在辛亥期间的报章杂志中俯拾皆是。一百年过去了，但至今读到，还是不免震撼。广东人谢公惠在其《辛亥杂忆录》中不无感慨地说，士子们的演讲和文章例有驱逐鞑虏之类的词句。
在这种舆论影响下，反满仇满的口号在海内海外四处鼓噪；恩铭、孚琦被刺，凤山被炸，连载沣本人也遭谋刺。
满清末年，面对“革命排满”的呼声和日渐壮大的革命势力以及越来越加重的民族危机，统治者开始意识到民族隔离政策的危险。为了使人口占少数的旗人在以后的排满革命中不被清算和遭种族灭绝，清政府开始考虑放弃旗人血统，主动把旗人血统融入到汉族中来。
1901年12月，掌握清廷政权的慈禧太后发布懿旨下令废除“满汉不通婚”的祖制，实行满汉通婚，其目的是使旗人尽快融入进汉族，以避免未来汉族革命成功后被清算的命运。 1902年2月清政府选派旗人子弟出洋游学，再次宣布准许了满汉通婚的政策。这一时期一直到以后，满汉融合的现象极为普遍，这也是满族血统中汉族血统超过半数的原因。
序曲：太平天国起义中对满人的报复！
第一次是在太平天国起义，天王洪秀全“严种族之辩”，命令凡是太平军占领的地方，所有旗人一律格杀勿论。为此，太平天国攻占过的地方，旗人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仅有记载的八旗军籍的旗兵，就有超过20多万被杀。
南方是满清建政之初屠杀汉人最烈地区，由此导致南方汉民族更具有民族意识，后来的反清起义也都是从南方发起。
1853年3月，太平军包围南京，仅7日，就攻下了南京城。城内自江宁将军祥厚以下的旗人男女老幼大约有4万多人，统统被杀，一个不剩。
1860年5月，李秀成自统数万太平军东征苏常地区，仅仅用了一个多月时间，除上海之外，苏南所有地区尽为太平军攻克，而这些地区的旗人，则全部被屠杀。
1861年12月29日，李秀成率领太平军，攻克杭州，直下满城，冲进满城的将士将旗兵全部砍光，共杀死旗人驻杭州的万余名满人旗兵等等。
可以说，天平天国大起义是满人数量锐减的直接原因之一。
太平天国失败后，清廷重新调集旗人进驻南方各传统据点驻军。这些驻防的旗人在后来的辛亥革命中，大部分也没逃出被屠杀的噩运！
辛亥革命：今之革命，复仇其首！
1911年，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纲领的辛亥革命爆发，旋即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四川以及福建、广东等省先后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针对满人的第二次报复开始了。
由于《扬州十日记》、《嘉定三屠纪略》、《猛回头》、《警世钟》等引发民族仇恨和民族色彩强烈的读物是革命党人必看的书，所以辛亥革命中革命军报复满人的事件也就不足为奇了。
辛亥革命由民族主义激发，各地革命军和不堪被压迫的穷苦百姓们，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个口号的引导下，每光复一个地区，必先屠光当地满人。这场全国性的排满屠杀，一直持续到袁世凯夺权，在北京宣布就任大总统后，北洋政府才命令各地革命军停止屠杀。
当年辛亥首义的武昌城是排满屠杀最先开始的地方。
武昌起义后，以鄂军都督黎元洪名义发布的布告中就直截了当的指明：“须知今日满贼，并非我汉家儿”；“藏匿满奴者斩”；“能搜献满人及接济军械、保护外人生命财产者，均有赏”。
武昌起义参与起事的革命士兵吕中秋回忆说，最先发难的工程营在起事之前公议“禁令十条”，其中即有“勾结满人者斩”、“私藏旗人者斩”两条。起义爆发后，测绘学堂的革命学生试图杀死他们的旗籍同学松景，后被人所阻止，而阻止的原因竟然是怕血腥杀戮会吓走学生，令其不敢出去革命。
据第三十标的革命士兵鲁祖轸回忆，当时他们所在标（标相当于团）的各棚都有一两名旗籍清兵，革命前已分配同志负责解决，起义时他和另一位革命士兵刘秉钧负责结果一名叫双璧的旗兵，但当他紧跟在双璧的后面，待机动手时，“我棚正目陈佐黄见我迟慢，即高举枪托猛击双璧头顶，原期结果性命，不料枪托稍偏左，双璧顺势滚下楼梯，一溜烟向第一营旗兵营跑去”。
武昌原本不是八旗驻防地，但随着清末新政的铺开，一些旗人（主要是荆州八旗）因为各种原因而移居到这个省会城市。从1904年起，在湖广总督及荆州将军的安排下，荆州旗兵被轮派到湖北新军中受训（十名中有一名是旗兵），这些旗兵主要集中在第八镇第三十步兵标（团），其中第一营中的两个队（每营共四队，每队大概150人）和第二、三营的各一个队，大概一个营的兵力为旗兵构成，他们的统领也是旗人。
第三十一标也有一个队的旗兵，另外大概还有四分之一（大概250人）的旗兵分布在其他部队或军事学堂。尽管这些人在当晚的起义中没有抵抗（或来不及抵抗），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杀害了。武昌城里，四大满姓家族（扎、包、铁、布）均被杀害，八旗会馆也被完全摧毁。第二天的早上，当十八星旗飘扬在原总督衙门时，旗人们的尸体也堆满了邻近的街道。
据武昌起义者的回忆，“革命党人只要是捉到旗兵，不是就地杀掉，就是送到革命政府枪毙，很少幸存下来的。有的旗兵被捉后，至死不讲话。越是不讲话反而越是证明是旗兵。直到首义成功三天之后，军政府下了命令，捕杀才停止”；“首义后两天，还有不少的旗兵四处窜扰，间或也有少数人趁火打劫，同学萧杰臣、刘邦钦、傅人俊、王兆鸿等，联合部队在长街刘天保对面某住宅内，拿获枪械齐全的旗兵十余人，当即枪决。江学行、李春山等亦随蔡等出营，沿途消灭旗籍兵士甚多”。
起义后，省咨议局遭不明射击，革命士兵查抄了附近的宝瑛公馆（宝瑛为荆州驻防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曾做过湖北新军的标统，后调任陆军小学总办），当时公馆中只有宝瑛妹妹一人，后被杀死并拖到阅马场陈尸示众，为反抗革命者戒。此事在革命党人蔡寄鸥的回忆中记载甚详。
谘议局的被袭引发了对武昌幸存旗人的大清洗，革命军在大街上拦下行人并盘查他们是否满人，据革命党人李廉方的记载，“那些头后部扁平的人都被要求读666（六百六十六），如果他们读niu而不是读liu，那么他们就会被杀头。”但据革命士兵万业才所说，“在当时，革命党人捉到旗兵大多处死。有的旗兵被捉后不讲话，有的学‘湖北腔’应付盘查。革命党人想出一个办法，出入城门者，都要念‘六百六十六’后方能出进。‘六百六十六’湖北语音为“loubelousilou”,不是武汉土生土长的人，是不容易学的一模一样的”。
万业才亲身参与了起义当晚搜索旗兵的行动，“午夜过后，我们听见有一处芦苇沙沙作响。我们大声喝叫：‘哪一个？快出来！’毫无反应。我们又喊：‘再不出来开枪了！’接着对准草动处开了一枪。果然草丛里爬出两个人来，遍体污泥、浑身颤抖。我们问他：‘做什么的？为么事黑夜躲在这里？’一个不开腔，另一个吓得结结巴巴，好一会儿说不成一句话来。从语音上判别，显然是个旗兵。原来三十标的旗兵多半是从东北三省中的满族内征调而来，语音很容易辨别。天亮之后，将此二人送到军政府处决了”。
一名路透社的记者于14日来到武昌，他“发现到处都是满人尸体”，他估计有八百人被杀。一名军政府的代表则在巡视武昌后估计有四五百名旗人在起义后的前三天被杀，由于担心传染疾病，受害者的尸体都被掩埋了。革命者曹亚伯则声称，有四百名“旗人士兵”被杀，另有三百名被关押在监狱，大约一百名在1912年春天被释放，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其中有七名旗兵因为过早的释放而在回荆州的途中被杀害。美国历史学家周锡瑞认为，对武昌的旗人来说，“那差不多就是屠杀”。
在这场风暴中，旗人妇女的境遇十分糟糕，因为她们的头发、服饰和汉人女子有较大的差别。更要命的是，即使这些可以改扮，但她们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旗人女子不缠足，她们原本引以为为自豪的天足，这时却成了危险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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