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耿兵海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经过来自全国各革命根据地610名代表的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组建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俗称中革军委，朱德任主席）。范树德和王稼祥、叶剑英一起被任命为中革军委下属的总经理部、总政治部、总参谋部的部长职务。1931年12月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人民委员会，委任范树德、毛泽民为财政人民委员，财政人民委员部是人民委员会中主管财政工作的行政机关。
总经理部下设军需处、军实处、财政处、审计处、军械处、军事工业局、采购处等单位，主要承担军需、军械、军用物资的计划、征收、采购、生产供应、经费的筹措和管理，以及各项供应标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等任务。
中革军委总经理部（后改为总供给部）的成立，标志着我军历史上，最早的后勤领导机关的诞生。范树德名正言顺地成为我军历史上第一任后勤部长。
范树德和朱德共同签名向全军下发训令
瑞金革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展有两件与范树德有关的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物，从中可以看到范树德开展后勤领导工作的片断掠影。
第一件文物是瑞金革命历史博物馆展出的，1932年1月7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与总经理部部长范树德共同签名，向全军下发的有关后勤工作的训令，并盖有中革军委的大红印章。第二件文物是中央军区供给部印发的油票，票面上方写有“净茶油贰拾斤”字样。并写有油票使用的四条规定。票面中央盖有大红印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央军区供给部”。其左侧下方落款为部长范树德的手章，政委陈潭秋的手章，此票虽没注明时间，估计为1934—1935年中央苏区之文物，是红军反“围剿”冲破经济封锁，卓有成效地开展后勤工作的历史见证。文物收藏近80年，保存完好，实属不易。
前来红都瑞金参观的人们，每天成千上万，络绎不绝，人们在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面前，很多人感到疑惑不解，议论纷纷：与朱德总司令共同签发训令之人，只知有毛泽东而不知还有范树德。而且还和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任政府银行行长毛泽民一起被委任为财政人民委员。又有和共产党的创始人、“一大”代表陈潭秋共同盖手章的油票。人们不禁要问，范树德何许人？这么大的官过去没听说呀？不知其人的原因是，红军长征后，范树德留在苏区坚持斗争，在一次战斗中负伤被俘而脱离红军。多少年来，他成为历史上一个被抹掉的名字，或被回避，或被删掉，就连范树德制作和亲笔题字的朱德扁担，也与他风马牛不相关了。这是造成人们不了解范树德“锁在深闺不相识”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瑞金革命历史博物馆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恢复了范树德在中革军委供给部的历史地位，并且在供给部展室门前竖起了“范树德同志简历”的展牌。
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范树德，又名范哲明（1906—1986），出生于河北省无极县东朱村一个农民家庭里，1922年考入保定河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25年10月经同学王鹤寿（原中纪委第二书记）介绍加入共青团，后直接转入党组织。在学校因开展声援上海学生、工人的“五卅”运动和开展各种革命活动，被反动当局开除校籍。后经人介绍考入广州黄埔军校，为第四期经理科学生。1926年10月毕业后，到叶挺独立团任中尉连指导员，团辎重队队副，曾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7月调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俗称武汉政府警卫团）任少校团副兼辎重队队长（相当于团后勤负责人）。这个团在团长共产党员卢德铭（秋收起义任总指挥）的领导下，遵照党的指示准备参加南昌起义。出发前，范树德找到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留守处主任陈劲节，调来招商局“德兴号”巨轮，在黄鹤楼下全团官兵乘船东去。因没赶上南昌起义，他们便在江西省修水县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原定参加秋收起义的四个团，整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范树德任师部中校经理处处长兼第一团团副和辎重队队长职务。起义前夕，范树德和何长工等人一起仿照苏联军旗的样子，设计并制作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的第一面军旗。各路秋收起义军第一次举起了镶有斧头镰刀的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参加秋收起义的部队有国民革命军的正规部队，有穿安源矿警服装的工人，有穿农民服装的农民自卫军，为了统一起义部队的标识，范树德亲自设计并组织生产了印有工农兵锤、镰、枪图样的红布袖章几千个，每人一个戴在左臂。
秋收起义失败后，范树德坚定支持毛泽东向井冈山进军的正确主张，他们带领800人的队伍来到了永新县的三湾村。经过著名的三湾改编后，原四个团的起义队伍缩编为一个团，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步兵第一团”共辖两个营七个连队，范树德任该团团副兼辎重队队长。1928年4月，朱、毛军队井冈山会师后，部队改编为中国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范树德任军需处处长，成为井冈山时期红军后勤工作的最高领导者，军需处下设财政科，会计科，粮食科，被服厂，粮库，运输队，造币厂等机构，在各种物资非常紧缺的情况下，军需处克服重重困难，保障了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后勤供应。
1927年10月上旬，我工农革命军先后进驻了宁冈县的古城、茅坪等地，为恐引起井冈山农军首领的怀疑和不安，毛委员决定赠送茅坪一带农军首领袁文才部步枪一百支，赠送茨坪一带农军首领王佐部步枪七十支，并让范树德亲自挑选枪支安排人员带上毛委员的亲笔信分别给他们二人送去，使他们很受感动。作为回报，袁文才回赠革命军1000元大洋，并帮助安家，王佐痛快地将他储存的500多担稻谷（每担一百斤）无偿地赠送给革命军。部队才得以在井冈山中心安心休整。在二十多天的整训中，针对一些人的消极悲观的情绪，毛委员亲自给官兵们上课，召开各级党组织会议，分析形势统一思想，范树德和军官连连长陈毅安二人分别给大家教唱《工农兵大联合歌》《少年先锋队歌》《国际歌》等歌曲，使官兵们的精神为之一振，鼓舞了斗志，悲观情绪得到了遏制。
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攻克了湖南省茶陵县，在当地党组织的配合下成立了茶陵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由大革命时期潜伏在某一小纸张铺内当店员的谭震林同志担任主席。1928年1月，又攻克遂川县城，毛委员亲自指挥部队在黄坳、堆子前、大汾、草林等地打土豪分田地，并建立党组织，毛委员还指定范树德兼任遂川县筹款专员，在县委书记陈正人的支持下向县商会筹助军饷大洋5000元，并在城厢附近调查没收土豪家浮财、谷物等情况。范树德还清楚地记得，在遂川县城内还没收了天主堂制存的一些葡萄酒，分给了团直属队食用。在一家大货栈内，没收了八十捆（每捆20匹）白土布，在遂川城染成灰色，缝制了一批棉衣、夹裤、子弹带、绑腿等分别补充各连队，还将剩余的约30担白布送到井冈山桃寮村（张家祠堂）被服厂备用。
1928年8月30日，范树德协助营长陈毅安参与了黄洋界保卫战的指挥和备战准备工作，这次战斗以我军2名战士受伤的代价，取得了使敌人伤亡400余人的空前大捷。毛委员知道后非常高兴，曾写诗词歌颂之。
范树德与朱德的扁担
朱德扁担的故事，因几十年来编入小学语文课本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在中国家喻户晓，但是你是否知道，扁担的制作者以及在扁担上题字者正是军需处长范树德。
为了解决红军吃粮和储粮问题，部队开展了下山挑粮活动，朱德军长也报名参加，战士们担心朱军长军务繁忙又年过四十，怕累坏身体，就偷偷地把他挑粮用的扁担藏了起来。朱德找到范树德让他再准备一根挑粮扁担，据范树德回忆，“我当即带名勤务员到桃寮村张家祠堂附近，找到一个姓张的老板娘（当时红军对当地中年以上妇女的称呼），用一个铜子向她买了一根毛竹，砍成两根扁担，一根送给朱德同志，另一根我留着用。在朱德同志的那一根上我用毛笔写了‘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字。我去送给朱德同志时，笑问，‘你看这根扁担行吗？’朱德同志接过去看了看，笑道，‘好啊，明天就用上了。’”从此朱德扁担的故事传遍天下。
◆收藏于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内的“朱德的扁担”。
解放后，当年朱德军长的通信员朱良才上将，在《星火燎原》书上发表《朱德的扁担》文章，教育部门又根据这篇文章缩写成短文编入小学语文课本。范树德看到这篇文章后，他作为这个故事的经历者和见证人，在1982年《文史通讯》中撰文指出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尤其是朱德扁担上写的字，并不是“朱德记”三个字，而是范树德亲笔写的那八个字。朱良才上将晚年也纠正了他失实的回忆。
井冈山革命历史博物馆知道这一历史真相后，又经多方调查和考证，认定范树德的回忆是正确的，并派专人带上井冈山毛竹削好的扁担，到他晚年居住地桂林请他在扁担上重新题写这八个字，现在井冈山革命历史博物馆朱德扁担的展品就是范树德亲笔题写的那八个字。
我军后勤工作的创始人
1929年1月，范树德随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创建新的根据地。范树德仍任军需处处长，负责全军的后勤保障工作。1930年春任红三军军需处处长，后任红三军参谋长，他和军长黄公略、政委蔡会文一起指挥红三军浴血奋战，消灭敌十八师，活捉师长张辉瓒，俘虏敌人近万人，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一天，范树德到总部驻地黄陂圩找毛泽东汇报工作，当谈到张辉瓒时，毛泽东说，我已经给他谈了话，让他写出三个方面检查材料。毛泽东让范树德去给张辉瓒进行教育。范树德在毛泽东的警卫排长张金荣的带领下，见到了张辉瓒，对其进行审讯和教育。并让他按照毛泽东指出的三个方面的内容赶快写出检查材料。在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范树德促成了敌人一营官兵向我军缴械投降的事例。在战斗中，军长黄公略见前方高山上，被我军围困的敌人拒不投降负隅顽抗，当即派范树德带上四名战士前去查看，半路上遇到了两名红军干部和一名敌军军官，我红军干部向范树德敬礼后说：“这是敌军一营长，因与黄军长是同学，恐缴枪后有危险，故前来面见黄军长，接洽投降事宜。”并让范树德告诉黄军长现在何处。范树德说：“我是第三军参谋长，黄军长尚在后面山上，如去面谈往去需时，现有黄公略军长的私章在我衣袋内可以为证。”乃取出手章给敌营长看，他看后说：“今见军长私章，又有参谋长讲解的优待政策，我完全相信，请转告黄军长，我们可缴械投降了。”随后全营官兵向我军投降。
◆红军反“围剿”缴获的战利品。
1931年5月范树德任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经理部部长。同年11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革军委总经理部部长，1932年9月总经理部改为总供给部，范树德仍任部长职务。1933年冬范树德调任中革军委参谋部（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第四局局长（第三局局长叶剑英），仍然主抓军队后勤工作。他参加了中央根据地五次反“围剿”战役的后勤保障的组织领导工作。
蒋介石多次派重兵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和经济封锁，不让“一粒米，一撮盐，一勺水”落入红军之手，企图将红军困死在苏区。当兵要吃粮，打仗要花钱。面对强大的敌人和重重困难，后勤供应部门是如何既管军队生活，又管打仗的物资供应？在毛泽东和朱德的正确领导下，他们采取了以下主要办法：第一“打土豪、筹款子”。既发动了群众，又得到了给养，是最直接、最见效的办法。第二，利用战场缴获的物资补充自己。1929年3月汀州解放后，缴获了大量布匹，范树德和其他人一起组织了许多缝纫组日夜加班生产，缝制出4000套灰兰色的军装和八角帽，并给每个战士发了军饷。红军战士非常高兴地第一次穿上统一服装。第三，为了支援前线，中央苏区政府向人民群众发起了“借谷运动”和开展购买战争公债活动。战争公债发行后，人民踊跃购买，超额完成任务。赊卖红军稻谷活动竞相开展。在苏区粮食最困难的时期，宁化县每年向苏区政府和红军提供“千担纸、万担粮”。1934年8月，范树德亲自到福建宁化、清流一带负责筹集军粮五万担，并组织车辆运往江西石城县一带。为红军开展反“围剿”做好物资上的准备工作。除此以外，苏区政府在抓好农业的同时，还抓了工业、手工业、商业、边贸、税收等项工作，为苏区政府和红军后勤供应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范树德黄埔军校毕业后，与后勤结缘，可谓学业对口，发挥专长。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再到红都瑞金，他一直做后勤工作，是红军早期后勤工作的创始人，对我军后勤建设工作多有建树，在筹集军粮，保障供给等后勤工作中有很大贡献。时逢建军初期，敌强我弱，红军数度遇险，绝处逢生，其难、其险可想而知。在党的领导下，范树德尽职尽责，辛勤工作，使红军的后勤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既保障了战士们的生活需求，又保障了前线战争的物资供应。可以肯定地说，中央红军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与强有力的后勤保障工作是密不可分的。
遵义会议决议曾对红军后勤供应工作做出高度评价，称“党在‘一切为着前线上的胜利’口号下，解决了前线红军财政上、粮食上和一切其它物质上的需要”。（见瑞金供给部展室简介）党中央遵义会议对后勤工作的肯定，既是对中革军委供给部工作的肯定，又是对我军第一任后勤部长范树德的激励和褒扬。
解放后范树德随妻儿迁居广西桂林，曾任桂林市政协委员，1984年在北京应邀参加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庆典活动，1986年病逝于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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