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文｜邓咏仪 周鑫雨 邱晓芬
编辑｜杨轩
那张照片，会跟着我一辈子吗？”
一年多前，伍华在韩国旅游，途中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带有韩国定位的照片。回国不到三天，朋友发给她一张截图，是一个和她的头像、网名几乎一样的账号。不同的地方是，账号里的文字被替换成韩语，个人简介里，还出现了一个陌生网址。
令伍华震惊的是，点开高仿账户里的网址，会导向一个色情频道，污秽不堪的付费视频陈列其中——主角，全都被AI换成了她的脸。
直到今年8月末，关注到韩国Deepfake事件时，“我被一阵巨大的后怕席卷。”伍华告诉《智能涌现》，“太恶心、太难受了。”
回想起点开这些AI视频的的第一感受，伍华依旧语带哽咽。尽管高仿账号已经被她举报删除，但她不确定自己的脸，还有没有被用在其他地方。
Deepfake（专指基于AI的人体图像合成技术）技术催生出的“N号房2.0事件”，正在让隔海相邻的韩国陷入巨大漩涡。不计其数的女性，成为了男性用AI捕获的“猎物”。
仁荷大学的一位男学生，组建起了一个超过1200成员的聊天室。他们利用Deepfake技术，将学校中的女生的脸庞，安放到到各种黄色影像上，群聊中还公开分享她们的联系方式。
从仁荷大学开始，一场巨大的合谋被迅速揭开，Deepfake也因此被称为“N号房2.0事件”。从8月20日开始，韩国媒体、警方陆续揪出了大量与学校、医院、军队体系中的类似聊天室。
22万，这是韩国披露的人数最多的Deepfake聊天室成员人数。而韩国范围内，几乎每一个中学、大学都有这样的“凌辱房”。
在群聊中，男性以自己生活中熟识的女性为羞辱对象，用各种Deepfake工具，将女性的脸换到各种淫秽不堪的图像、视频中。而后，群内的男性会开始共同进行言语羞辱，甚至发展到线下威胁、骚扰。
规模较大的羞辱房，甚至还会细分成不同的小房间，比如家属羞辱房。男性甚至偷拍自己的妈妈、姐姐、妹妹的照片传到群聊中。
△聊天室中，有男性将亲妹妹的照片上传其中（照片已被红色马赛克遮挡），配文为翻译成中文的聊天记录。
2019年，震惊全球的N号房事件发生时，就有网友语带讽刺：“全韩国的出租车总数只有26万台，这意味着，你在街上碰见N号房会员的概率，和碰见出租车一样。”
这句话，不仅能用在今日的Deepfake聊天室上，真实的情况更加触目惊心。
N号房1.0基本以真实的盗摄内容为主，这意味着犯罪者还需要自行拍摄，获取素材。但Deepfake技术越来越成熟后，Deepfake房的犯罪成本降至极低——AI生成的图像、视频，内容逼真到让人恍惚。
今年5月，一位40岁的首尔大学毕业生朴某被逮捕，他用48名女性受害者的照片，制作了1852份性剥削内容，受害者都是他在生活中认识的女性。
一位在首尔的老师，发现自己也成为了“熟人凌辱房”的主角，始作俑者是她执教班级的学生，但她无法得知是哪一位。
“那张照片会跟着我一辈子吗？”她崩溃地向媒体诉说。
Deepfake事件爆出后，志愿者根据媒体报道、匿名投稿核实，制作了一张涉及Deepfake加害者地图。红色标记密密麻麻，几乎要将韩国中心地带淹没。
△志愿者整理的“加害者学校地图”，红点几乎要将韩国中心地带的地图淹没 来源：https://deepfakemap.kr
根据网络安全监测机构SecurityHero的统计，2023年韩国的Deepfake色性产业，就占到了全球的53%——与之相对的，韩国2023年的GDP，还不到全球的2%。
△2023年全球Deepfake色情产业分布 制图：智能涌现
被绝望和愤怒冲击的韩国女性，不得不在压抑的舆论中四处奔走。
“我的生活不是你的色情片！”“女性没有国家！”她们愤怒地在社交媒体高呼。
沉默中的围剿战
没人知道确切的女性受害者数字是多少。大学生智英每日灌下大杯大杯的咖啡，只为了保持清醒状态。“我害怕错过受害者的任何一条投稿。”
智英不敢停下。自8月下旬开始，她几乎失去了睡眠。
一场围剿战正在进行中。
在推特上，智英与韩国男性不停周旋。她的推特账号早已实时被男性们监控，刚上传的、呼吁大家举报的厌女内容网址，下一分钟网址就被修改了。这意味着，厌女者们一直在盯着智英的推文。
在和我们的交流中，她还尝试使用变声器——所有在推特上为这次事件活跃的女性博主，都是韩男“开盒”（人肉搜索）的头号目标，她无法透露自己的任何信息。
在女性地位低下的韩国社会，女权主义者早已是个危险的标签。韩国最大的女权主义推特Queens Archive就因为最先披露Deepfake聊天室事件，被韩国男性举报至炸号。
“有时候我们根本不洗澡、不睡觉，一直熬到凌晨三四点。”智英对《智能涌现》表示。她和推特上的“战友”，急切地将所有Deepfake相关信息、受害者保护指南、女性主义科普翻译成英语，在推特上不间断传播。
Deepfake事件涉及的加害者、受害者双方，其年龄范围比起N号房1.0都要更小。2024年1月至7月，韩国立案侦查了297起深度伪造性剥削犯罪，共计抓获178名嫌疑人，其中131人是十几岁的青少年，占比73.6%。
不少人将其比作“N号房2.0事件”，但与之相比，现在的舆论热度，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在不少女性眼中，韩国政府和警方的态度，可以用“消极”来形容。
用AI制作的性羞辱内容，由于“并不是真实的”，一开始甚至没有进入到警方、政府的视野。
“当年的N号房事件，政府就没有进行正当的处理。所以，现在Deepfake事件中的男性，很多都是未成年，受害者中也有很多是未成年人，加害者更不会觉得有什么后果，也不会坐牢。”智英对《智能涌现》说。
在本次Deepfake事件中，目前韩国警方只逮捕了15个人左右，有的加害者直接跑到海外，以移民的方式逃避刑罚。
“Deepfake事件，加上此前的N号房、Soranet等数字性犯罪案例，受害者预计有超过100万人之多，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数字。“智英感到遗憾，“所以如果我们不尽快向政府施压，政府就不会做任何事情。”
韩国女性开始向外求救，接力将Deepfake事件的内容传播到中国、日本的社交媒体上。
△来源：微博
韩国大学生恩静就跑到小红书上，用机翻的生疏口吻请求关注、扩散，不断被封号、删帖也不曾放弃。而在微博上的韩女呼救微博，在短短两天内就被转近15万次。
△来源：小红书
无人知道这些努力最终能够导向何方。恩静告诉《智能涌现》，她的亲妹妹现在也是一位中学生，学校除了简单嘱咐女生保护自己，再无其他措施——她和妹妹只能将社交平台上所有带脸的照片删除，每日穿长裤出门。
而海外舆论爆发后，韩国政府才终于认真跟进这一事件。近期韩国不同政党最近的公开发言，都离不开Deepfake事件。“事件必须短期内解决。”他们表示。
“Deepfake羞辱房”，无处不在
当一名毫无AI技术基础、留在“墙内”的中国男性，成为Deepfake加害者，前期需要付出怎样的作案成本？
在SecurityHero的报告中，中国的Deepfake色情视频数量，占全球的3%。与韩国（53%）和美国（20%）相比，这是一个并不高的数字。然而，由于报告统计的数据大多来源于海外网站，中国Deepfake色情产业的实际规模，远不止这些。
在海外社交平台X（原为Twitter）上检索“Deepfake”，很快出现一名中国Deepfake工具卖家。他的帖文露骨地写着“AI脱衣”“捆绑”“比基尼”等字眼，但主页却声明：“仅提供AI工具，对用途概不负责。”
X、Instagram、Facebook等海外社交平台，仅仅是打开潘多拉魔盒的一把钥匙。不少中国从业者，用“vx”“扣”“zfb”等字眼，隐晦地指代交易的最终场所：微信、QQ、闲鱼，甚至还有支付宝的交易界面。
通过留在X上的QQ号，我们联系上了一名卖家。为了逃避平台的监管，他的个性签名是“严禁违禁词，仅供娱乐使用，传播后果自负”。从头至尾，他表现得和一般软件销售无异，整段对话没有提及任何“性”相关的词汇。
但“性”，又成了这场交易心照不宣的目的。很快，对方用QQ“闪照（点开3秒后照片就会消失）”功能，发来两张打满马赛克的Deepdake效果图。
△作者与Deepfake工具卖家的QQ聊天记录，已举报给腾讯官方平台
点开大图，马赛克随即消失——一张凹着不自然Deepfake照，出现在了屏幕上。
3秒后，女性的照片，连同用以维权举证的证据，一同消失在了聊天记录中。
即便在国内，让女性经历一场赛博羞辱，并从法律制裁中逃逸，也如此简单。
作为脱去女性外衣的新型凶器，AI的出现，让网络性侵害的成本更低、速度却更快。在从业者发来的产品目录中，一段用AI生成的10秒内换脸视频30元，一张AI裸照只要10元，价目表上还特别注明：买5送1。
但一开始，Deepfake的背后、一项名为“生成对抗网络（GAN）”的技术，还几近人畜无害。
2014年诞生在谷歌大脑实验室的GAN，有着难以普及的一切要素：软件安装难度大、操作的技术门槛高，同时还需要昂贵的训练数据集和算力资源。这让Deepfake一度待在实验室里，没有被大众广泛使用。
事情走向失控，大致在2019年。
2019年，一款号称“30秒就能一键脱衣”的应用DeepNude诞生了——讽刺的是，这款软件用了一万张女性裸体照片训练而成，当用户输入一张男性照片，他无法脱下男性的衣物，只会为其添加一个女性的阴部。
DeepNude的背后，是几年间性能飞速提高的GAN技术，以及让使用难度大幅下降的开源生态。这让一名匿名的男性程序员Alberto（化名），基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开源GAN架构，快速开发出了DeepNude。
一边，是迅猛发展的AI技术，和逐渐繁荣的开源生态；另一边，又是野蛮生长的Deepfake，和没有做好准备的社会意识和监管体系。
DeepNude让非自愿裸照的制作，变得像点击按钮一样简单。迫于舆论压力，DeepNude发布两周后，就选择了自主下架。Alberto（化名）在采访中解释，这款软件的开发完全出于“有意思”和“好奇心”：“我不是偷窥狂。我是技术的爱好者。”
DeepNude下架了，但千万个“DeepNude”，以更隐秘的姿态、更低的操作门槛、更逼真的生成质量，开始在互联网泛滥。
Deepfake与色情产业的相关数据 制图：智能涌现
在论坛Discord上，DeepNude的安装包以20美元的价格出售。匿名卖家在主页中表示，他们提高了DeepNude的稳定性，与此同时，还删除了正版DeepNude给生成图片添加的水印——这一切，都让Deepfake裸照，看上去更加逼真。
下架不到三周，DeepNude又被开发出了更易上手的模式，成了嵌了Telegram上的一键脱衣Bot。
此后，事件的走向，和如今的韩国“N号房2.0”十分类似。Bot的使用者，自发在Telegram上建立了社群，超过10万名成员，成了“N号房”的初代居民。
最早监测到这款Bot的网络安全公司Sensity发现，上线不到一年，这款Bot已经产生了68万多名女性的虚假裸照，约104852张女性照片被公开发布在这款应用上。
向下的维权螺旋
从2019年至今，围剿DeepNude的行动一直在进行。
2019年7月，美国弗吉尼亚州通过了一条有关色情禁令的法律修正案，禁止出售或传播计算机生成的色情内容。同年年末，推特、谷歌、Facebook等平台着手整治Deepfake视频，措施包括给Deepfake视频打水印、赞助检测Deepfake的相关研究项目。
然而，无论是韩国“N号房2.0”，还是隐匿在QQ、支付宝、闲鱼中的地下灰产，都印证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现实：Deepfake从未真正消失。
2019年，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曾发表了一项研究，试图探索微信如何自动审查巨量聊天中的图片。结果显示，微信对朋友圈和群聊的审查力度，大于一对一的私密聊天，同时，政治和社会新闻，是微信图片审查的核心主题。
这意味着，平台对色情内容的监管，依然存在漏洞。私密聊天中进行的Deepfake色情交易，很难通过平台进行披露，除非由人主动检举。
但人一定能主动站出来吗？
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张荆，20年来经手了不少侵害女性权益的案件。多年来，她帮助女性和具体到个人的加害者、不公平的结构，甚至法律系统的漏洞抗争。但Deepfake性侵害的发生，让她觉得女性的斗争，又走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关卡。
“在技术不那么发达的过去，女性遭受性犯罪，起码能知道具体的受害者是谁，女性受到的伤害可以通过司法鉴定被量化。”张荆告诉《智能涌现》。但如今，无论是Deepfake内容的制作者，还是传播者，都面目模糊、数量难以确定，这对取证和量刑，都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报警不就好了？”在网络上，不少旁观者都提出了疑问，甚至有不少受害女性也曾认为，报警就好了。
但在报警之前，女性还要走过漫长的取证之路。张荆告诉《智能涌现》，“想要立案为刑事案件，去司法机关报案的前提是有基本的证据。”
而这些基本证据又包括：Deepfake传播的具体网站、侵权图片的数量（数量过少不足以被立案）、传播范围（传播范围过小不足以被立案）。
“说实话，对于不经常上网的人来说，完成这一步并不容易，她们可能甚至连网站该怎么进入都不知道。”张荆总结。
即便女性顺利走到了报警、立案的一步，加害者的处置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输入“AI换脸”，一共只有16篇文书，最早的一起案件发生在2022年。两年来，能够诉诸刑事案件的Deepfake侵害事件，数量为0。
在层层阻碍下，女性针对Deepfake的维权，成了一条不断向下的螺旋：社会的压力，和严苛的立案流程，导致鲜少有愿意站出来的女性受害者；女性声量的不足，以及立案数量的稀少，又让立法的推进变得愈发艰难。
2023年12月，在中国台湾省，曾有一起判例，给了Deepfake受害女性些许希望。网名为“小玉”的男网红朱玉宸，使用Deepfake技术，将100多位知名女性合成A片，上网贩卖获利超过1300万台币（约288万元）。最终，他以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等罪名被起诉，并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
只是，五年就够了吗？
“过去的黄色录像带、3D影片，是一个具体的小众产业，传播很难对一个鲜活的人产生伤害。”张荆说，“但今天的Deepfake，和过去色情产业的本质区别在于，它的传播，会对生活中具体的人产生伤害。”
这意味着，“依照传播淫秽色情内容对Deepfake进行量刑，程度一定是会偏轻的。”她总结。
加害者面前的，是看得到头的5年刑罚，但创伤可能会伴随女性走过更为漫长的岁月。
15岁那年，经历来自后桌男生的Deepfake骚扰后，小鱼开始不希望夏天到来。白色的短袖校服一旦被汗水浸湿，就会透出女生的内衣和身体的曲线。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下，小鱼依然选择穿两件短袖，阻挡男生的视线。
小鱼告诉《智能涌现》，她觉得告诉老师和家长，都是无用功。她记得，班上有男生曾经开女生的黄色玩笑，或是拽拉内衣的带子，但最后老师的回应是：都是小孩子之间的玩笑。
如今，离被骚扰已经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升入高中后，小鱼和后桌男生失去了联系，生活又归于平淡。只是，夏天穿两件短袖的习惯，被小鱼保持到了现在。
人类，还没有做好应对Deepfake的准备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现实可能依旧惨淡。
看到韩国Deepfake事件后，鹿影科技联创李倩愤怒透顶，当即拉着创始人头脑风暴到深夜，口干舌燥之余，二人都很沮丧。“可能要带给你一个坏消息：没有什么办法能够从技术上，直接把Deepfake性暴力给杀掉。”李倩对《智能涌现》说。
虽然无法直接根除，“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是一条常规路径。
瑞莱智慧联合创始人萧子豪向《智能涌现》介绍，公司内部会定期组织“红蓝对抗”，把工程师会分为“红军”“蓝军”两派，让“红军”模拟真实的攻击，而“蓝军”负责应对处置。“红军”一派的工程师们，为了了解黑产手段，甚至会潜伏到黑产群体中寻找线索，持续创新攻击手段。
对于用AI对抗Deepfake的人们来说，每天的工作，就是对抗各种意想不到的新案例。2周调优一个新版本、2个月迭代一版大模型，几乎是标配。
但这更多是在问题出现前后的预警提示。真正的侵害发生后，要想保护女性，更多需要依靠司法编织的网。
2022年11月，中国出台了第一条明确针对Deepfake提出的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这一规定对Deepfake内容制作者、技术服务提供商，以及制作、传播发布行为，都做出了规制。
但从法规的制定到真正落实，还有一条漫长道路。近20年来，张荆观察到，无论是办理刑事案件的律师，还是接到报案的警察、最终负责审判的检察机关，大多都是男性。
“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甚至立法机关，也基本上是男性。”张荆曾经参加过一个有关废除嫖宿幼女罪（比强奸罪量刑更轻）的研讨会。
在场的不少男性律师，给出了不少支持保留嫖宿幼女罪的理由，其中一个是：如果改用强奸罪定罪，犯罪行为人可能会铤而走险，反而让女性受害人陷入危险的境地。
现有的成功让加害者被拘留、定罪的个例，大多是女性积极自救的结果。
2023年的苏州大学黄谣和AI换脸事件中，受害者就潜入传播AI伪造图像的聊天房，进行取证，并利用排除法，将不同标记的照片在朋友圈中分组发布，进行逐个排除，最终将加害者抓获。
要进一步推动Deepfake性侵害的立法，和社会意识的前进，还需要一个真正的判例。
“有了判例，这段女性被迫害史才更有可能被写进义务教育的教科书，让性别教育前进一步。”一名在日本的女权活动者告诉《智能涌现》。
当下的AI行业，其实还是一个相当由男性主导的领域。某种程度上，从研发到产品落地过程中，都极易让女性成为被AI“压迫”的群体，成为产业中的一环。
李倩观察到的一个数据是，从互联网获得的视频模型训练数据，40%涉及成人内容，而其中的8成，内容都是女性身体。
“色情，是当下AI C端产品最成功的商业模式。”一名投资人对《智能涌现》如此评价。最终，Deepfake的泛滥被归结到了一个商业现实：用AI贩卖女性身体，会给利益者带来丰厚的商业回报。
对抗商业惯性，十分困难。
在融资过程中，部分投资人，无论男女都会告诉李倩，YoYo（鹿影科技的AI视频创作平台）如果对黄色擦边内容稍微宽容些，商业化会更顺利。
从第一天起女性友好，对人力、资金有限的AI初创公司而言，要不要走出这一步，是个尤为艰难的决定。李倩告诉“智能涌现”，从训练数据中剔除40%的黄色数据，意味着要花额外的成本补全；如果花人力和时间给用户输入的提示词设置违禁词，产品迭代的速度至少慢两个月。
“做创业者，是不是就要无性别地，看待商业世界？”但经历Deepfake事件后，李倩已经不这么认为了，“一旦开闸，行业又多了一块驱逐良币的劣币。”
如果女性能够在行业中获取更多技术主导权，未来会变得不一样。
2024年9月4日，中科院的女工程师张欣怡，将自己团队研发的Deepfake对抗模型，向全球开源。一旦有人需要帮助，就可以免费使用模型来检测Deepfake内容。
在自己的微博中，张欣怡写到：“如果一个人的火把太小，我们就把火把传给世界的每一个人。”
当新技术席卷世界，司法、技术都尚未完全跟上时，普通人每一次的发声、行动，才是社会进程得以向前推进的原因。
韩国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在极度男性主义的国家，女性权益的每进一步，都由布满血和汗的斗争之路造就。
自2015年之后，韩国女性在#MeToo、消除网络性暴力、终止怀孕非刑罪化等议题上开展了一系列女性主义运动，通过展开议题讨论、集会游行等等形式，这些活动从社会意识、立法制度层面，都争取到了宝贵的成果。
曾经揭露N号房丑闻的两位女记者姜京允、朴孝实，经受了旷日持久的网络谩骂、侮辱和精神折磨，其中一位记者甚至多次流产。
但韩女从没有停下脚步。N号房事件后，韩国就成立了专注于反对性剥削犯罪的女性团体“RESET”，推动了包括网络性犯罪相关法例的制定过程。而今年5月，将Deepfake其中一名嫌疑人送进监狱的，正是此前曾揭露N号房的两位大学生记者之一。
不能停止，不能放弃，是我们接触到的，奔走在Deepfake事件一线的韩国女性想法。“这不是仅仅为了我们这一代而奋斗，而是为了所有人的命运，”智英说，“我想要一个我的朋友、家人和所有女性都感到安全的世界。”
不同人种、国籍的女性，都开始了对韩国女性的声援。当地时间9月3日，一群居住在伦敦的中国女权主义者，从特拉法加广场走到韩国大使馆，高唱起韩国女权运动的标志性歌曲《再次重逢的世界》，声讨韩国偷拍、AI伪造等等非法行为。
红色的字，被印在各式各样的横幅标语上：“我的生活，不是你的色情片。”
△当地时间9月3日，一群居住在伦敦的中国女性主义者进行了反偷拍、反Deepfake游行。图源：伦敦的中国女权主义者
（为保护受访者，智英、恩静、小鱼均为化名。感谢星星、xwf、十月、lakyo、阿鸡、伦敦姐妹在访谈中提供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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