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办公室是工作的常规场所，员工们每日往返于家和工作地之间。然而，疫情的冲击改变了这一传统格局。许多墨尔本人在疫情期间体验到了居家办公的便利与舒适。
如今，即使疫情的阴霾逐渐散去，越来越多的墨尔本人在“尝过居家办公的爽”之后，对重返办公室表现出了强烈的抵触情绪，而这一现象正引发一系列深远的影响。
据澳媒9月12日称，这种抵触情绪导致墨尔本办公室的出勤率持续在全澳处于最低水平。据相关数据显示，去年 9 月商业机构 CBRE 的数据表明，相较其他城市的员工，墨尔本的打工人更抵制重返办公室，其 CBD 办公室平均出勤率仅略高于一半，约为 56%。
而同期，珀斯的数据高达 91%，悉尼则为 75%。在今年 3 月更新的数据中，墨尔本 CBD 办公室的出勤率虽略有上升，但仍然维持全澳最低，仅为 62%，相比之下，悉尼为 77％。
办公室出勤率的低下进一步引发了城区空置率的高企。商用物业租赁中介 Mark 向记者透露：“近期 CBD 办公室租赁一直没有起色，完全无人问津。”
房地产投资顾问机构 JLL 发布的数据更是令人忧心，截至今年上半年底，在澳洲各大首府城市里，墨尔本 CBD 空置率最高，已达 19.6％，这是自 1995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种高空置率背后的主要原因便是居家办公。
正如 Mark 所说：“员工抵触去办公室，老板没有办法强迫他回来，只能随着员工想法走。”在这样的趋势下，大型公司选择缩小办公室规模，小型公司则将办公室挂牌出租。
城区空置率的高企又导致了日间经济活力不再。张先生在墨尔本 Bourke St 经营着一家中餐馆，他无奈地表示：“自疫情以来，很多公司允许员工在家工作，City 人流明显减少。和疫情前比，店里营业额少了 4 成。”
“以前中午店里很忙，附近上班族成群结队来用餐；现在，这场面已难得一见。”
不仅是张先生的餐馆，这几条街上空置的办公室和店面越来越多，那些依赖日间经济的小餐馆和零售行业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我们这些小餐馆和零售行业依靠的更多是日间经济，现在一切都变了。商家都希望看到更多人回来，只有人回来了，经济才能真正复苏。”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具体的例子。
华人 IT 从业者 Fiona 的公司位于墨尔本市中心 Collins St。尽管公司多次强调出勤要求，但她仍享有一周仅通勤一次的办公“自由”。
她告诉记者，在家中她拥有整间书房和全套设备，通过使用特定软件和团队协作，“在家办公很自洽，即便要加班也更积极。”
早在去年，雇主就要求员工每周至少出勤 2 天，今年更是提高到 3 天。然而，这项规定始终未能真正落实，因为公司员工以西人为主，普遍抵触返工，就连主管都不愿带头。
Fiona 认为，居家办公无损工作效率，还能节约通勤时间和成本，同时省下餐饮开支。“比起郊区，city 工作餐都贵一些。现在已经是生活成本危机了，能省一点是一点。”
不过，她也坦诚地表示：“感觉打工人和雇主还在博弈，越来越感到自由难以持续。”
墨尔本人对居家办公的执着和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已引发了高度关注。在即将于下月（10 月）举行的墨尔本市议会选举中，要求员工重返办公室已成为多名市长候选人的政纲重点。
墨尔本市长候选人 Arron Wood 反对居家办公，在其选举政策中，他计划让 1700 名政府工作人员每周 4 天返回办公室，以重启城市心脏。
Wood 称：“让员工重返市区，对支持当地企业和推动经济复苏至关重要。”
与此同时，另一位市长候选人 Anthony Koutoufides 对居家办公的反对更为强烈，他表示“首要任务”就是让政府和企业员工重返市区。
然而，居家办公并非一无是处。根据《公平工作法》（Fair Work Act)，倘若员工为同一雇主工作至少 12 个月，满足怀孕、家有学龄或以下儿童等特定情况，可向雇主申请灵活工作安排（包括居家办公），后者必须在 21 天内以书面形式回复该请求。
前任就业与工作场所关系部长 Tony Burke 曾表示，许多例子表明，居家办公给员工和雇主带来了“互利互惠”，他敦促企业保持开放态度进行讨论。
未来，墨尔本将如何在居家办公与经济复苏之间找到平衡？
这不仅取决于雇主与员工之间的协商与妥协，也取决于城市管理者的政策引导以及整个社会对于工作模式的重新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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