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于1923年出生，12岁参加红军，曾在战场上负伤8次，几次差点儿丢掉性命。他曾担任省军区司令员、省委书记，“军政两开花”，正所谓“上马杀敌，下马安民”。

1964年他晋升为少将军衔。他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八一勋章、二级解放勋章、朝鲜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二级红旗勋章。”1988年他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如今2024年，老将军依旧健在。他的传奇人生令人叹服。

他就是王扶之将军。

王扶之是陕西人，世代为贫苦农民。母亲早年去世，他跟着父亲离乡去延安给地主打工。王扶之能独立就开始放羊，父亲坚持让他读点书，好说歹说才征得地主同意，让王扶之念了3个月的私塾。虽然学到的东西不多，但在红军里他也算个小知识分子。

有一天，王扶之给地主开荒种地时，看到了刘志丹领导的一支红军在周围活动。王扶之观察这支军队很亲民，经常给老百姓干活。于是，小小年纪的他便有了参军的念头。为了能当红军，年仅12岁的他，谎报称自己已经17岁了。

就这样，王扶之被分配到红26军“少共营”，他是里面最小的一个。那时候的红军装备都很落后，王扶之记忆很深刻，他的第一件武器是“马拐枪”。

1936年，红15军团部组织了一个“测绘集训队”，王扶之因“有文化”被派去学习，毕业后担任了测绘兵。之后历任通讯参谋，作战参谋。在河北平山县，部队缴获了敌人一台自行车。王扶之一有空闲时间就会练习，慢慢地练就了一手骑车好技术。他被分配到新四军三师后，常常骑着自行车载着眼睛高度近视的师长兼政委黄克诚。

解放战争时期，王扶之去了东北。他先后参加和领导了辽沈、平津等战役。朝鲜战争爆发后，王扶之被任命为志愿军39军115师343团团长。1952年，时年28岁的王扶之任115师代师长，指挥部队打下了敌精锐部队坚守的无名高地。这一仗打得好，志愿军总部指派《人民日报》的记者刘鸣深入该师采访。

8月2日，敌人向指挥所投下炸弹，顿时所有人被震晕，然后被气浪推到了洞底。王扶之醒来后，一一叫唤所里人的名字，只有作战科长和参谋两人还能发出轻微声音。当时，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与此同时，外面115师工兵连的指战员们，正冒着敌机的轰炸，进行施救作业。

就在大家以为王扶之他们都牺牲了，关键时刻有两只苍蝇从坍塌的石缝里飞了出来。既然苍蝇能活，那么，王扶之他们大概也能活。大家继续铆足劲儿地挖，终于救出了3个人。消息传到彭老总耳朵后，他由衷地感叹道：“这真是个奇迹！”

后来，彭老总还向吴信泉中将，也是当年王扶之的上级，问过王扶之的身体情况。吴信泉说，王扶之恢复得很好，身体更加坚实了。当时，彭老总笑着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如今看来，这句话真的应验了。

王扶之回国以后，担任了军参谋长、副军长兼参谋长。1968年，王扶之调总参谋部任作战部部长。在总参作战部时，王扶之经常和周总理见面，周总理亲切地称他为“扶之”，并曾交给他一些机密的任务。

1973年，王扶之受叶帅指派，离开作战部，去了山东。到山东后，王扶之被逼着交待叶帅所谓的“罪行”。为了保护叶帅，把所谓的问题全部自己承担了下来，就这样，王扶之被调到山西，担任了省委书记。

1980年，叶帅问起王扶之的情况，他被重新安排工作。不久，王扶之被调到乌鲁木齐军区任副司令员。以后，他担任了“七届、八届全国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