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25日早上8点30分左右，杭州西湖区冠苑小区，2名空调工人在拆除旧空调外机时从十楼坠落身亡。他们分别来自安徽、贵州的农村，一位52岁，一位49岁。在过去二十年里，他们依赖于高危工种谋生，时刻面临着触电、爆炸伤亡、高空坠落等风险。
坠亡
8月25日这天的杭州，太阳毒辣，早上气温已接近30度，白天最高温度36度，这是8月第24个高温日。或许是因为天气炎热，堂妹程华妹说，程卫华早上7点半就从家里出发去工作，比平常要早半小时。
程卫华是一名空调安装工人，已经在这一行干了二十多年。从他的住所出门，左转进入西湖区丰潭路，直行2公里，再左转就到了当天工作的冠苑小区。小区建成于2004年，南临西湖，西临浙大（紫金港校区），有20余栋住宅。杭州地产网信息显示，小区住宅均为11层小高层。
程卫华要安装空调的这家客户位于10楼。房屋主人没到，52岁的程卫华和49岁的搭档王小虎通过密码开门。旧空调还在，他们要先行拆掉旧机。程卫华去到窗户外面，他的腰部绑着安全绳，绳子的另一头绑在屋内的王小虎身上。
发生坠楼事件的确切位置（图源：中国消防）
楼栋斜对面的监控记录到了随后发生的一切。从监控里，能看到事发楼10楼窗外有个细小的身影在小心翼翼地挪动，那是程卫华。他将拆下的空调外机递给窗内的王小虎。王小虎双手接过外机，似乎没有站稳，突然从窗内直直地栽出窗外。窗外的程卫华也被带着一起下坠。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后，两人重重摔落在地上。一张现场照片显示，两名身穿深色长裤、短袖的工人，趴在小区绿化带旁的路面上，身上缠绕着安全带和绳子，2只鞋子散落在几步远处。警察告诉程华妹，由于窗户较高，王小虎踩着凳子去接外机，脚底没有受力点，凳子滑动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得知两人出事后，曾与两人做过同事的余科第一反应是震惊，“谁出事都想不到他们出事。”余科说，两人是合作了近二十年的老搭档：装空调一人负责拆装，一人帮忙递工具、接空调。余科从事空调安装、销售17年，他告诉本刊，外人只知道空调安装是高危工种，但并不清楚一名空调工人在工作中具体面临哪些风险，这包括触电、爆炸伤亡、高空坠落等，而每一个结果可能都是致命的。余科提到有一次，自己在更换主机压缩机电容时，客户误插上电源，“第一秒发现被电了，第二秒想挣扎，第三秒已经放弃了，闭上眼了”。好在徒弟及时发现拔掉电源。余科的两条大腿内侧大片皮肤被电焦，这在他心里留下很深的阴影，很长一段时间“害怕得睡不着觉”。
但最危险、也是工人们最容易忽略的风险是高空坠落。2018年，中国家电服务维修协会保险专委会主任在接受采访时曾提到，我国每年发生家电安装事故7500件，其中与空调有关的占到了69%。这其中，高空作业导致的死亡事故又占到了7%。对于高楼层的空调外机，空调工人常用的安全保护是在腰间系上安全绳索，并将绳索的另一头系在一个安全的着力点上。余科说，房间内一般很难找到这样的点，大部分情况下，工人要将安全绳索挂在楼栋消防栓或楼梯扶手上。
西安空调安装工赵凡告诉本刊，空调工人一般会随身携带一根30米长的安全绳，但不少时候，要想连接到可靠的位置，需要更长的绳子。绳子三元一米，增加长度会增加支出，也会增加重量，“安装包里光工具就有100多斤，碰到老旧小区得上下跑好几趟，工具能省则省。”如果绳索受力时蹭破业主家的墙，还要赔偿，动辄两三百元，“活就白干了”。而且，现在常用的五点式安全带会勒住腿部，人像被困住，迈不开腿，会影响工作进度。出于经济和方便的实际考虑，不少空调工人将安全绳绑在同伴的腰上，也有年轻气盛的小伙子，会选择不挂安全绳。余科说，程卫华和王小虎都是不急不慢的性格，从业以来，做事细心稳重，每次都会绑安全绳。
困境
余科说，程卫华和王小虎都很能吃苦，程卫华来自安徽农村，王小虎家在贵州，都有孩子要养。空调安装旺季在5-8月，4个月赚一年的钱，“忙的时候忙死”。主管根据个人能力派单，像程卫华这样的工人，旺季平均每天安装10台空调，最高峰时14台，从早上6点到晚上12点。一刻不停。余科记得，有一年最高温度达到42度，烈日下，汗像雨一样下，一天下来他的身上没有干过，“内裤都是湿的”，喝了20多瓶水。干完活回家，十指僵硬得无法握紧，澡都不洗倒头就睡。这也是程卫华他们每年都要经历的。即使如此，他们也不舍得休息一天，生病也继续干活。
在余科印象里，程卫华和王小虎一直在杭州西湖区一个空调品牌的安装网点工作。赵凡介绍，网点与工人的合约通常是一年一签，网点要求工人有高空作业证，要参加线上培训，还有考试，也会要求工人干活前穿戴安全带，在安装前拍照上传，并定期检查工人的安全设备。程华妹告诉本刊，今年5月，52岁的程卫华与网点的合约到期后，就没有续签，他注册了一家个体店面，经营普通机械设备、家电、家具等安装、维修以及销售，员工只有他和王小虎两人。赵凡说，很多网点要求工人年龄在50岁以下，50岁以上体力、反应速度可能跟不上。他推测，很可能是网点没有跟程卫华续签。
空调安装工正在高层住宅楼上为客户安装空调（图｜视觉中国）
单干并不容易。余科说，空调安装主要依靠分包模式，掌控权在经销商（网点）手里。以程卫华他们安装的空调品牌为例，空调厂家与经销商在杭州设五个网点，负责空调经销、安装和售后等业务。余科说，为降低人力成本，经销商常年只雇佣三四十个工人。为弥补人手，在每年夏季旺季到来前，会大量招临时工，如果此时依然人手不足，网点会将工作再次分包出去，个体户才有机会。赵凡告诉本刊，以他所在的网点为例，厂家给经销商（网点）的安装费是210/220元（1匹/2匹的空调），经销商给到网点工人的安装费是60-80元，还需2个工人平分。除了安装费外，员工挣的材料费和高空费，经销商也会有15%的扣除。如果是分包出去，工人的费用会更少。
赵凡提到，新机安装及售后业务由网点控制，个体户若想从中分一杯羹，不仅需要人脉，还需要一定规模的工人，这就需要给工人支付底薪，同时还要承担工人伤亡的风险和与之相对的巨大赔偿。这是像程卫华的小店面承担不起的。余科说，像程卫华他们只能低价竞争旧空调移机业务，“比如说网点收费300元，他们可能只要150元，不过有时客户会将不要旧空调送给他们。而这样的业务多数也需要老客户的推荐。”
然而过去二十年积攒了一些老客户的程卫华，有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家用空调的普及已经接近饱和状态。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3年末，全国居民百户空调拥有量达到145.9台，家用空调普及水平已达高位，进入存量换新的阶段。赵凡说，2020年，一天他能安装8台空调，新客户要等3天才能安装；现在一天只能装6台，货还没到，安装单子就已经派下去了。为了生活，很多个体工人只能兼做其他业务。像程卫华，他注册的这家店面，经营范围里除了空调业务，还包含家电、家具甚至五金产品的业务。附近一位个体空调安装店老板说自己还兼做下水管道疏通。
《做工的人》剧照
余科说很多人想过转行，但碍于没有手艺。余科说，在他接触的空调安装工人里，以20-40岁的人为主，几乎都来自农村，很多只有小学或初中学历，有几个工友甚至不识字，结算卡都得请别人填写，“程卫华读过高中，在里面算高学历，写得一手漂亮的正楷字”。余科有四个亲戚是空调安装工，都做了一二十年，他的姐夫有一年在杭州城中村3楼拆外机时，失足掉落到2楼铁皮房顶，脚部螺丝骨骨折，治了半年，至今还跛着脚在做空调安装。
归家
8月25日晚上七点多，堂妹程华妹和家人赶到了程卫华的家。在单元门口，看到程卫华那辆棕色五菱宏光7座面包车时，程华妹一下哭出声来。以往春节，程卫华都是开这辆车回家。如今车里装了一车废品，都是安装空调多余的铜管、线，一捆捆整齐码放着，原本程卫华准备当天干完活后，拉去废品收购站卖。第二天，程华妹才见到了哥哥的遗体，他的脸“就跟一个鸡蛋打在地上，全部碎完了。”
程卫华的房子只有四五十平米，是他两年前买下的，楼梯间还摆着几台拆下来的二手空调。房子狭小、逼仄、杂乱，勉强被隔成两室一厅，大一点的卧室给了儿子，夫妻俩的房间只有五平米，面前摆一张1.3米宽的床，客厅仅摆得下一张桌子和一个2人沙发。床头边、阳台上、窗户上到处都是程卫华的工具，瓶瓶罐罐的制冷剂、电线、电钻、铜管堆满一地，找不到下脚处。
除了这些，程卫华的遗物很少，连个正式的照片都没有，遗照还是复印的工作证上的头像——20年来的工作照他都保留着，因操劳不断衰老的面孔一览无余。他的衣服只装得满一个小塑料箱，外加一个塑料袋；鞋子只有四双，凉拖、棉拖各一双，一双干活的球鞋，还有一双旅游鞋。没有一件好衣服，最贵的是一条120元的裤子，崭新的没穿过，叠放在柜子里，是妻子给他买的。为了这条裤子，程卫华念叨了妻子一天，“不要乱花钱，工地不用穿。”妻子知道，程卫华是不舍得花钱。
发生坠楼事件的小区（图源：中国消防）
他们儿子读高中，没有户口，一直念的是民办学校，一年学费4万。除此之外，两人每月要还7000元的房贷。程卫华的妻子只有小学学历，一天打三份工，早上四五点出门，先去酒店做早点，下午做上门保洁，回家做完晚饭，8点-12点，还要去做一份工。晚上丈夫下班，张梅已经出门，“夫妻俩一天都见不到两面”。程卫华所在村子的村书记告诉本刊，小年以后，外出务工的人就陆续回家了，程卫华是最晚的一批，通常到腊月二十八九才回来，初七八又出门。
2003年开始做空调安装时，程卫华已经31岁。程华妹告诉本刊，程卫华家在安徽黄山市休宁县下面漳前村，家中6口人：程卫华、他年迈的父母、50岁的单身弟弟、48岁的妻子和16岁的儿子。程家以务农为生，程卫华高中毕业，也曾希望通过高考改变命运，但两次高考失利后，他只好南下广东打工。“堂哥是运气不好，第三年大学就扩招了，很多同学在黄山市都有名头。”程卫华曾跟堂妹讲过，有个同学就在法院工作。
程卫华是在广东打工十年后来的杭州。程华妹说，当时工厂月薪400元，空调安装属于技术活，底薪四百，计件工资，多劳多得，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挣几千元，算是高薪工作。程华妹当时也在杭州谋生，她记得，那时办暂住证要130多元，他们不舍得，一到查证，房东就赶他们。他们睡过屋顶，也曾在半夜11点在街上晃悠，一年换五六个住处。来杭州21年，程卫华辗转换过多个住所，一直“飘来飘去”，直到两年前安了家。在出事前，程卫华最满足的事情是每天干活回家后，在儿子房间陪他聊天。儿子的房间有一张大床，一个电脑桌，通顶的大衣柜，是夫妻俩能为他创造的最好的条件。
8月28日，程卫华的妻子和程华妹带着他的骨灰回家了。面包车下午从杭州开出，傍晚才到休宁。车子进入休宁，每路过一个村子，坐在副驾驶的妻子张梅，都会喊一句所在地的名字，并往车外丢下三张纸钱——按照当地习俗，这样可以将在外去世亲人的魂灵带回家。车子最后停在了漳前村村口，鞭炮齐鸣，一位长者提着公鸡，边走边撒米，大喊：“程卫华！到家了！”
（应受访者要求，余科、张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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