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卿不跟周恩来握手，还下达一条禁令，他的副手只好这么办
1954年4月至7月，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在此期间，社会主义国家主要的斗争对象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周恩来的谈判对手主要的也是这个杜勒斯。
杜勒斯是美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他把和平演变“寄希望于中国的第三代和第四代”的言论，当时在中国几乎尽人皆知。
在日内瓦会议上，人们没有见杜勒斯笑过一次。他笑不出来——那时西方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日子都不好过，面对当时的世界形势，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都在步步退缩。
特别是朝鲜战争，美国和美国人所操纵的“联合国军”，伤亡极为惨重。美国第一次屈辱地在失败的协议书上签字，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激昂起来的士气和自信心，在朝鲜被中国人打得一落千丈。就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杜勒斯对中国及其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产生一种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的敌意。
在人们的眼里，杜勒斯总是沉默寡言，穿一身死板的西眼，阴沉沉地坐在会议室中，板着面孔精心推敲他的发言稿。
每天开会，杜勒斯一下汽车便低着头往会议室里走。一散会，又低着头往车里钻，从不理睬新闻记者。他也不向任何观众打招呼或发表讲演，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
杜勒斯反共，敌视新中国达到了疯狂的地步。他亲口下达一条禁令；禁止任何美国代表团的人员同任何中国代表团的人员握手。
在会议期间，周恩来及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在走廊、在休息室曾几次与杜勒斯走对面。周恩来总是面色庄严而不失柔和，从容大度。杜勒斯则不同。每次相遇，杜勒斯苍白的脸立刻板紧，动作明显变得僵硬机械。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广泛流传着一个说法。据说一次开会时，周恩来与杜勒斯都早到了几分钟，两人在会议大厅不期而遇，周恩来大方而得体地将手伸向杜勒斯。这突如其来的情况让杜勒斯感到有些尴尬，他僵硬地摇摇头，转身离去。
由于杜勒斯身患癌症，会议开始一星期，他安排好一切便离开会场回国了，由他的副国务卿史密斯留下代理团长。
杜勒斯一走，经验十分丰富的老资格的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抓紧时机来看望周恩来，告诉他一件事：在杜勒斯抵达日内瓦之前，莫洛托夫请美国代表团吃了一顿饭。在私下谈话时，史密斯认为美国对中国实行敌对政策是不现实、不明智的。
“看来，帝国主义阵营不是铁板一块，就连杜勒斯自己率领的代表团都不是铁板一块哟！”周恩来微笑着说，“我们不应该放弃做工作的机会。”
会议期间，各国代表团对中、美关系十分关注。他们都在观察这两个代表团如何相处，有无来往。那些新闻记者更是到处打听，探寻中、美两个代表团之间有些什么事情可以做文章。
有个美国记者曾当面问过史密斯：“你和杜勒斯同周恩来有没有什么接触？”
史密斯回答得很风趣：“如果有接触的话，唯一的接触就是我们在卫生间共用过一条手巾。”
会议快要结束了，有一天，中国代表团和其他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外国代表团成员等很多人聚在酒吧间里喝茶。
这时，史密斯端着酒杯走过来，主动找周恩来的翻译浦寿昌攀谈，这是没有先例的。
史密斯对浦寿昌说：“你的英文讲得漂亮，地道的美国音。你在哪儿学的？”他还赞扬中国的古老文化，讲了许多友好的话。
这在敌对的两个代表团来说是不寻常的。浦寿昌对史密斯这一举动很重视，回去后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周恩来说：“好啊，既然史密斯愿意而且敢于同我们接触，那明天休息时，我找他谈谈。”
在酒吧间谈话是非正式的，可以随便聊。第二天休息时，当史密斯一个人走向柜台去喝咖啡时，周恩来便走了过去。这个动作立刻引起各国外交官的注目。
事出意外，史密斯吃了一惊，众目睽睽之下，他急中生智，连忙把杯子捧到右手上。当周恩来走到他近前，伸出右手时，史密斯演戏一样似乎急切里腾不出右手，便顺势用左手握住周恩来的右腕摇了几下胳膊。
周恩来似乎毫不介意，用友好的语气同他聊了一阵天。史密斯也笑容可掬地向周恩来赞扬了一通中国的古老文明、美丽河山，还说他非常喜欢中国瓷器，在他家的客厅里就陈设着许多中国瓷器。
会议结束的最后一天，又是在休息时间，周恩来正和别人聊天，史密斯微笑着主动凑上来同周恩来交谈。他说：“会议即将结束，能够在这里和你认识，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你们在这次会上发挥了很大作用。我希望不管朝鲜也好，越南也好，都能恢复和平。”说完，他抓住周恩来的胳臂摇晃了几下，笑眯眯地走开了。
后来，周恩来在同尼克松会谈时。他对尼克松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杜勒斯的副手史密斯想同我接近，但又不好破坏杜勒斯的‘戒条’，他右手端着一杯咖啡走到我的面前，又不好用左手跟我握手，就拉了一下我的胳膊。”引起大家哄堂大笑。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