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115师主力团长出身的杨立青,赶赴东北后的第一个任务是协助“102”首长全力抓好军工生产,专注于后勤工作而不参与前线作战,这让这位黄埔三期毕业生颇感郁闷,但他仍然严肃认真地执行了命令。时至1948年秋天,正忙于监督炮弹生产的杨部长,突然接到野司的调令,而且一上来就是一项重大任务:化身为“101”首长,指挥千军万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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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历史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的一个情节:在辽沈战役即将打响之际,我军在哈尔滨成功破获一起谍报案件,不仅缴获了敌方特务的电台,还将发报员一同俘虏。为迷惑敌人,隐瞒东北野战军南下锦州的战略意图,东野首长决定利用当前条件,上演一场精彩的迷局。

具体做法是,杨立青以东野“101”首长的名义,身处临时搭建的“假司令部”内,通过电台持续发布作战指令,当然这些指令全是关于我军攻打长春或南下热河的假情报,导致敌方驻沈阳的监听台完全混乱,无法判断这些命令的真假。

同时,通过缴获的敌方电台源源不断地向沈阳发送情报,这些精心伪造的内容与杨立青发出的假命令相互印证,最终让敌人深信,东野暂时没有突袭北宁线的计划。沈阳卫总司令和锦州的范副总司令因此可以高枕无忧地入睡。

当东野大军突然出现在锦州城下时,立青的哥哥立仁——这位负责东北剿匪总指挥情报工作的中将副参谋长——才恍若梦中觉悟,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他当时气得几乎失去理智,但一切已经为时已晚。当然,这其中显然包含了演绎的成分,并非真实历史。

在大决战期间,明明展现了一些战略眼光,也能灵活运用微操技巧,为什么三次战前预判却全都出错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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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沈战役:坚信东野不会冒险长途进攻锦州

到1948年春天,东北战场的局势已经变得极为明朗。经过东野在上个冬季长达90天的攻势,解放区的面积扩展到了整个东北的97%,解放区的人口也占据了全东北的86%。与此同时,蒋军已经被完全压缩到长春、沈阳周边和锦州地区。

黄埔校长毕竟有带兵的经验,对东北的全局形势看得较为透彻,他惊叹卫立煌部队已成“瓮中之鳖”,早已计划将东北部队撤回关内。在2月22日的日记中,他曾猛然反思:“必须以九死一生的决心杀出一条血路。”

与此同时,美军顾问团也建议,鉴于东北战局已陷入绝境,蒋军应放弃沈阳,优先打通北宁铁路,将东北的主力部队撤至锦州,以明代的“关宁防线”为依托,背靠华北实施正面防御。即便最后无力支撑,仍可直接撤回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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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深思熟虑后,决定采纳美军顾问团的建议,决定保留第53军和青年军207师继续驻守沈阳,而卫立煌则需要率领精锐部队从辽西撤退至锦州。与此同时,他于2月23日通过电报召集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前往南京亲自陈述情况。

没想到郑洞国赞同卫立煌的看法,主张继续坚守沈阳一段时间。他提出,等到部队整顿补充完毕后,再伺机打通沈锦线。意思大概是,目前局势尚未到达非撤退不可的地步,现在放弃沈阳还为时过早。经过一番劝说,校长勉强同意暂时维持现状。

到了五月,校长第三次决意撤回沈阳的主力部队(在三月底时已有一次决定),并电令卫立煌再次飞赴南京,试图说服他立刻撤往锦州。卫总司令依旧坚持原来的看法,坚称大军撤出辽西风险太大,不如固守沈阳,静观其变,同时他还指出,一旦放弃沈阳,长春的十万兵力将彻底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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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最终未能说服卫总司令,反而被对方说动,同意再观望一段时间,只要卫立煌能够解决补给问题即可。与此同时,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与西柏坡之间的电报往来频繁,数十封电文围绕着究竟先攻打锦州还是长春展开了激烈讨论。

显然,校长决定放弃长春和沈阳,并将东北主力撤往锦州的构想,远在东野南下之前就已经形成。这个设想至少可以追溯到二月,至今已有半年之久。然而,为什么直到辽沈战役爆发,郑洞国、卫立煌和范汉杰依然困守三城,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呢?

除了卫立煌等人违抗命令的因素外,校长在战略上也存在着误判,而这种误判的背后有三个原因,每一个原因都使得他的战略决心变得摇摆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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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谋本部”分析认为,东北野战军下一个阶段的作战行动,很可能将瞄准冀热辽交界地区,攻占锦州的机会几乎不存在。在八月份的军事检讨会议上,基于这一判断,他们得出了结论:“原则上不放弃沈阳,至少要坚持到十月底。”

可以这么解释:当时,在没有野战歼灭敌军机会的前提下,东野确实制定了兵进冀热辽交界的战略方案,甚至主张派出一部分精锐力量直接进入关内作战。然而,这一计划最终被西柏坡决策层否定,充分展现了伟人在战略决策上的卓越远见和英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