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期间,项英担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同时还是新四军副军长。就实际情况而言,项英同志在军内的职权和影响力要超过叶挺。项英地位高是正常的,因为叶挺将军受到一些事情影响,曾脱离组织多年没有党内职务;按照人民军队的组织特点,党内履历深厚的项英承担了更多职责。项英过往功劳大,毛主席十分信任,但对于项英的做事风格和性格特征,伟人也经常感到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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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过程中,项英与叶挺长期不和,这两人都曾向中央提出过辞职,很令延安方面伤脑筋。后来毛主席安抚叶挺,严厉批评了项英,让他不要再跟组织耍态度、努力与叶挺军长团结协作。但真正令毛主席怒不可遏的,还不是项英与叶挺的关系问题,而是1939年新四军内部发生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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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6月,毛主席收到新四军军部发来的一封电报,对电报上汇报的事情大为震惊,尤其项英在电报中的措辞,令主席当场气得哆嗦。电报中指出“高敬亭将被执行枪决”,后面还附加了这样一句:“白崇禧电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这份电报有两个令毛主席震怒的信息,一是未经中央许可,新四军便要枪毙重要将领;二是这件事情,军部竟然专门“请示”了老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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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一时间,难以相信项英干的糊涂事,究竟是出于什么逻辑。由于延安距离新四军军部太远,无法快速顺畅地联络沟通,毛主席反复分析了项英电报的用意和思维过程,多少理顺了一些:当时的背景是全民族抗战,包括新四军的番号,其实也是国民革命军编制;在名义上老蒋作为国民政府“领袖”,我党我军与其保持着礼节性的电报沟通。所以枪决高敬亭的事情,项英告知了老蒋、白崇禧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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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关键在于,毛主席根本不打算严厉处置高敬亭。事发前高敬亭担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属于新四军的骨干将领之一。红军时期高敬亭顽强坚守鄂豫皖根据地,保存住红军火种,一直坚持到全面抗战,能力、功劳都是非常突出的。但在新四军内,第四支队有些尾大不掉,高敬亭多少存在骄傲情绪,几次顶撞军部领导,对于上级的一些命令没有严格执行。中央曾专门派干部下来协调,但高敬亭改进不大。出于教育和保护高敬亭的目的,主席决定调他到延安总部学习。谁知项英却坚持要枪毙高敬亭,理由是第四支队出了投敌的叛徒(

七团长杨克志和副团长曹玉福

),要将管理不力的高敬亭“数罪并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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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接到项英的电报时,已经晚了,6月24日上午高敬亭被处死,地点是

安徽肥东县。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新四军军部没有经过中央正式同意,就枪决了高级指挥员,是严重失当的。毛主席怀疑相关干部夹带个人情绪,问题很严重。而“电请”蒋某人并向延安发电汇报,更是滑稽而可恨的做法,十分丢人,毛主席对此耿耿于怀。之所以没有第一时间追究军部的责任,是考虑到抗战大局;而且新四军距离延安较远,与八路军的情况多少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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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项英遇害、叶挺被俘。出了这样的大事,高敬亭的冤案被暂时搁置了下来,此后少有人提及。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主席晚年仍然没有忘记高敬亭,明确指示深入调查、要给将军平反。1975年毛主席摇着头评价:项英也早已不在了,但杀高敬亭的事情,多半是项英当年的问题。1977年全部流程走完,高敬亭将军终于完全恢复了名誉,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