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八旬的涂老伯毕业于名牌大学，与妻子苏阿姨都有稳定工作。退休后，二人在上海市中心城区一个不大的老房子里，与女儿涂某一起生活。然而，原本还算和谐的晚年生活，却在最近被打破了。
“你希望你的女儿做您的监护人吗？”“不希望。如果个人不能担任监护人的话，我选择居委会。”在检察官的询问笔录里、在“巡回审判”的法庭上，涂老伯多次强调。
到底经历了什么
才会让他对女儿彻底丧失信任？
前几年，苏阿姨不幸罹患阿尔兹海默症，生活逐渐不能自理，甚至基本失去意识。去年底，主要承担照顾任务的涂老伯意外摔倒碰到了头，随后和苏阿姨一起被女儿涂某送进了医院。在住院的半年内，涂某将两位老人的身份证件、工资卡、津贴卡、医保卡和现金全部拿走，支取了二老大部分积蓄，并向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请求宣告苏阿姨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宣告涂老伯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申请指定其自己为二老监护人。
年迈的父母还未出院，女儿就着急履行获得监护权的法律程序，这不符合常理的情形引起了主审法官的注意。经过调查，依照涂老伯的意愿，法官依法追加了居委会作为共同申请人参加诉讼。与此同时，徐汇检察院依托该院与辖区内各街道对接的“汇心检察”平台收到案件线索，决定支持起诉。
在多次询问当事人、证人并向社区了解情况后，承办检察官浦亮了解了事情真相。原来，女儿涂某自上职高时就频繁透支信用卡消费，欠下的钱款均由涂老伯帮其偿还，累计达100余万元。
后来，涂老伯实在拿不出钱来，为了帮女儿还上一笔30万元的欠款，还将名下唯一一套房产抵押给了债权人。
去年，涂某又从其他亲戚处得知自己不是亲生，系被二老捡拾后收养，这才有了申请指定监护人之诉。
就在开庭前几天，浦亮突然收到涂老伯手写的一份材料，称自己决定“申请居委与涂某共同监护”，并且将部分银行卡交给涂某操作使用，用于日常生活及医药用品开销。
“如果这是老人真实的意思表示，那本案将不再适合由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浦亮说，为了弄清老人为何突然改变主意，检察官来到了老人所在病房调查。据隔壁的病友回忆，当时涂某在病房里，从上午一直闹腾到下午，已经影响到了病房里的其他人休息，涂老伯实在没办法才写下了这段话，“我看他不像是自愿的”。
后来，涂老伯也明确表示这是在涂某的要求下写的，并非自愿，并在开庭前给检察官手书了一份表示自己仍希望由居委担任监护人的证明。
考虑到两位老人的身体情况，法院把审判地点放在了涂老伯、苏阿姨暂住的崇明某医院内。今年7月30日，本案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法院认为，在案证据足以证明涂某具有故意隐瞒并私自处分父母财产的行为，且不具备妥善管理父母财产的能力，因此，在尊重涂老伯意愿的基础上、从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出发，判决指定某居委会为涂老伯、苏阿姨监护人。
判决生效后，居委会成为两位老人新的监护人。根据涂老伯的意愿，在经过相关医疗检查后，居委会将他和仍然昏迷不醒的苏阿姨转入一家新的养老院生活。“不要让涂某知道我们住在哪里。”涂老伯搬走前，不忘嘱咐居委会工作人员。
“我们拿到银行卡时，发现除了一张输错密码被锁住的银行卡外，老人的工资卡、储蓄卡余额大多是零。”居委会工作人员说，他们只能垫付了一些钱，给老人添置一些生活用品。
数据显示，徐汇区60岁以上户籍老年人34.83万，占比36.7%，人口“老龄化”“高龄化”进程持续加深，类似侵犯老年人权益的案件时有发生。以本案为契机，今天（13日），徐汇检察院与区法院、区民政局、区司法局一同，会签《助老排忧协同工作机制（试行）》，将去年《关于共同保障精神障碍患者合法权益的工作机制》全面升级，将权益保障的受众，从精神障碍患者扩展到了更广泛的老年人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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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闲乐 朱陆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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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佳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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