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在一个身心工作坊中认识了一位M女士。
40出头的年纪，她已有长达六年的失眠，据她说，这些年花了半套房子的钱求医问诊都没能缓解，一直靠安眠药才能睡个把小时。
当我见到她时，她的两颊凹陷，眼眶浮肿，青黑色的眼袋上有紫红色的血管。
走路有些飘，像是那种会随时跌倒的样子。
“我已经30多个小时没睡着了，安眠药已经对我没作用了。”
M女士顶着硕大的熊猫眼，无奈地对心理师说。
在观摩心理师和M工作时，有一点很奇怪：M的身体很难放松下来。
比如，心理师的放松引导语能够让很多人呼吸变缓、身体逐渐松解，但对她并没有太多作用。
她的肩颈、脊背从头到尾是僵硬的，像一整块的钢板。
“你试着感觉下，那些无法放松的身体想说些什么呢？”心理师问。
“来不及，我不能停、要很努力，不然……会有很糟糕的事情发生。”M闭上眼睛，紧皱眉头，吃力地说。
这是长年储藏在M紧绷身体里的语言。
其实，这也是很多人常年会在脑海中循环的信念：
我要努力，我现在不行，我要上进，我要优秀，我要马不停蹄地前进......
但结果就是，信念会突然在某一天崩塌，身体也会突然崩坏。
今天想借由M的人生脚本，和大家一起觉察一个习以为常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总是不知轻重地敲打自己，让自己看上去更优秀、更完美？
生存恐惧驱动
我和M在被分到同一个小组之后，慢慢熟悉了起来。
她已婚，有一个读初中的儿子。丈夫在国企工作，自己则和朋友一起创业开了家旅拍工作室。M负责运营，朋友擅长摄影，几年经营下来，也赚了不少钱。
奇怪的是，口袋里的钱变多并没有让M感到对生活更有掌控感，相反，她的失眠更加严重，内心也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翻涌。
“随着工作室的订单越来越多，事情也越来越杂，客户、广告商常常出幺蛾子，我和合伙人也有不少积压的矛盾……”
“每天一睁开眼，我就觉得头顶悬着一把巨型的铡刀，得拼命往前跑，不然那把刀会掉下来。”
从现实的角度讲，创业必定会伴随着很多困难，所以M的压力随着事业的上升而增加是可以理解的。
为什么M没有意识到，她的经济收入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在增长呢？
在她的想象中，甚至还出现“铡刀掉下”的恐惧呢？要知道这个级别的恐惧，已达到了生死的程度。
在工作坊的后期，M讲了一个故事：
她大学毕业后工作的第一年除夕回到家，发现自己的卧室没有了，变成了弟弟的游戏间。
母亲对她说，“反正你也工作租房不怎么回家了，你的卧室空着也是空着，你弟要一个游戏间就给他吧……”
“那我没有床，睡哪里？”
“客厅沙发上不是可以睡嘛？”
那晚，她拖着很大的行李箱连夜离开家，回到自己租房的城市，从此很多年没有回去过。
但她的内心深处，永远躺着一个碗口大的创伤：那就是如果她不足够努力，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安身之处。
这份与生存有关的恐惧，不仅来源于一个除夕夜的冲突，更来自于她从小到大的很多核心需求，都被忽视、被碾压、被不公平对待的体验。
“每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但我从未真正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够真正托住我。”
学生时代，她每天5点半起床背书，上课时困了就捏自己的手臂和大腿上的肉到淤青，让自己清醒过来。
工作后，她为了一个客户可以喝酒喝到胃痉挛，为了一笔订单可以一天一夜不睡觉，可以一年不给自己放一天假……
受深层的生存恐惧驱动，她的生命底色只剩下一件事：赚钱。
哪怕赚到了钱，她也无法真正心安。
“其实你的失眠不一定是坏事，它在提醒你：你太累了，需要休息。你已经长大了，没有人再可以丢掉你的床了。”心理师对M说。
她听后，蹲在地上抱头大哭，像个孩子。
而在痛哭之后的那晚，M终于睡着了。
当深层的恐惧浮现，内在的语言被表达，而我们温柔地接纳之后，它就可以绕过失眠的躯体症状，用一种更有建设性地方式与我们共存了。
当这份恐惧被抱持后，你仍可以努力奔跑，但你知道自己可以随时停下来休息。
有条件的交换
除了重男轻女或糟糕对待的创伤，有些在家庭系统中运转的“东西”，在我们前行中也制造着某种羁绊。
比如，“有条件的交换”。
“如果你期末拿到班级前十，就带你去旅行。”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就没人喜欢你。”
我从小就是听这样的话长大的，所以我从小就知道父母对我的好，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我成绩不错，能够让他们在亲友间有面子。
记忆最深的是，在我高考填报志愿后，迟迟没有拿到录取通知书。
当时，家里的气压非常低，父亲铁青着脸，我就连看电视都不敢，生怕惹父母不高兴。
那种感觉，就如同《红楼梦》里林黛玉初入贾府，处处留神、小心翼翼，不敢轻易多说一句话或是多踏一步路。
如果我们长期浸泡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那我们所习得并内化的理念很可能是：
我只有考试成绩好、像别人家的孩子（提供父母所需要的功能），才能有资格得到他们的积极情绪（笑脸）、我的需求才能被满足、我才是好的、值得被爱的。
但随之而来的是，我们会丧失学习的主体性，会为了满足爸爸妈妈的要求而无休无止地奔跑。
马丁·布伯在《我与你》书中曾说到一种关系：我与它。
即，你将“我”视为达成目标的工具或对象，遵循的是权利规则，建立一个“我说了算”的空间。
当我们在亲密关系中沿用这种规则，那所体验到的：顶多是一个空心的工具人的感受。
首先，作为工具人，在个人成长的路上会丧失内在动力，更容易将目标设定在一些外在的东西，比如好名次、好成绩上，而非真正体验掌握知识和提高能力。
其次，在过程中出现比较高的焦虑水平，不太敢接受挑战性的任务，遇到困难有时容易退缩。
最后，自我结构也比较松散，自信水平忽高忽低。由于过于依赖外在的反馈来喂养自己的“自尊”，只能24小时地严格鞭笞自己。
而这样困境的源头，也许只是我们想听父母说一声：
“我是你爸爸/妈妈，无论你成绩考的好还是很糟，我都愿意带你去旅游，因为你是我的孩子。”
严苛的关系链接
爱自己，却停不下来地猛烈敲击自己，哪怕取得世俗的成就，仍无法和内在安然共处。这样的结果真的是我们所要的吗？
樊登读书创始人曾说:
在我的人生经验中，世界上美好的事情，大多是轻松得来的。如果你使特别大的劲儿，想获得一样东西，要么是因为它不够美好，要么它根本不适合你。
这个感觉让很多朋友感到冲突。因为在他们的潜意识里，相信要赚到钱一定得辛苦，要念好书也必须要艰苦，人不可能轻松就获得成功。
这样内化的思维体系，最初是怎么形成的呢？
举个例子。
我的小侄女六六上小学了，数学一直不开窍，她爸急得每天盯着辅导作业。
一个非常简单的十位数运算，女儿掰着手指数好几轮，最后还是错的。
爸爸很上火，“怎么连这么简单的都错？跟你讲过这么多遍，为什么又没记住……”
每次去她家，都能看到这样的鸡飞狗跳。
有一次小侄女写作业时我坐在她旁边看书，8岁的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好辛苦的小学生……”
那老气横秋的模样逗乐了我，于是我停下手里的书问她：“有多苦？”
“很苦很苦。”她伸出双手比划着。
我灵机一动，掰了一块巧克力给她：我们来玩个游戏，想象这些题目是巧克力，你做完十道题就吃一块，怎么样？
小女孩大概是没见过这么不正经的大人，嘟囔着“想象不出来”，再把巧克力一段一段掰下来，放在对应的题目上，继续往下做题。
那天，虽说巧克力有些融化弄脏了卷子，但她也是第一次在晚上九点前独立做完了卷子。
反思这事，让我有一个感悟：
那就是我们做一件事时所构建的感觉和体验，比单纯的结果更为重要。
当我们过于在乎结果，反复批评评判错误时，那么这种“不允许失误”的外在声音将会成为严厉超我的一部分，一旦遇挫就如磁带自动反复播报：
“为什么我又忘了？”“为什么我这么差劲？”
同时，父母对我们严苛要求的关系模式，会让我们内化为自己与事物的关系模式，即只有严厉与批判，才是和事物建立链接的最正确的方式。
比如，“学习是服苦役”“工作如同上坟”，这样的话，我们将永远无法想象把学习或工作当做好玩的游戏是什么感觉。
而我用一块外在的巧克力和想象游戏，是为了尝试修正小朋友内在的这份“刻苦”体验。
恰如曾奇峰老师曾问：为什么学习是刻苦，而非刻甜？
当我们与事物的关系变好了，我们才可以如一头大象，允许攻击性排山倒海地向外表达。这就是樊登所描述的，轻轻松松把事情给做成了。
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在《终身成长》里提的一个理念：成长型思维。
在这种思维体系中，我们允许犯错，而且、将每一个错误视为从中学习的“合作伙伴”。
而每一个行为的驱动力，也是由内而外的：
你要学习，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是最聪明的人，而是为了体验获取知识的快乐；
你想瘦身，不是因为别人觉得你胖，而是为了健康和愉悦自己；
你要赚钱，不是出于与他人的比较被迫，而是为了体验创造财富的自由。
当我们有意识地在后天构建这样的认知，那先前“严苛的关系链接”或许会有些松动，你会慢慢获得一种自己舒服的节奏来工作或生活。
但如果我们仍困于“生存恐惧”或“有条件的交换”等内在冲突而无法允许自己放松，那也是值得尊重的。
因为那是你在千千万万的日夜、与人生的困境独自缠斗时，所组建起来的盔甲。它保护你在职场厮杀，在城市的角落栖居，是你的自尊和骄傲，你安全感的来源。
我们心疼你无法停歇地战斗、严苛地要求自我、无尽地敲打前行，但你完全可以坦然接纳，选择继续穿着它，或者偶尔脱下它。
因为你这头大象已经足够强大。
当你尝试脱下沉重的“盔甲”却发现自己无法做到时，不要着急，可以先学会链接自己的身体，经由身体的放松，去松动头脑中沉重的信念，相信你，一定会有所收获。
*本文由无限延伸的三角创作，如需转载请联系授权。
策划丨花花
编辑丨李小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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