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9月7-9日，2024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在合肥召开。9月8日下午，由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学术对话“今天的建设&明天的遗产”邀请了多位相关领域专家学者，聚焦当代城市规划建设的历史文化遗产价值，就如何理解、评价、保护和塑造当代城市遗产等关键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
本文字数：5561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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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场介绍
主持人：王富海
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富海指出，最近40余年的城市规划建设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征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其间形成的重要成就也是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如果说古代城市的规画选址、建造形制及其背后的技术、文化、制度一直是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和研究的重点，那么中国历史上速度最快、技术最高、成就最大、影响最广的当代城市规划建设又产生了哪些遗产价值呢？从这个问题展开，理论方面，当代城市规划建设的理念、实践与成就有必要进行阶段性的总结与保护；实践方面，不同城市在老城与新城、国际与本土、传承与创新的融合中各具做法经验，值得交流互鉴；制度方面，已创设42年的国家名城制度在纳入当代城市建设的维度后也亟需新的突破。
嘉宾发言
张 松
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分会副主任委员、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资深总师
张松指出，中央高层对遗产保护的重视在多个会议讲话和一系列重要指示中可以看到，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后要求，“进一步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多元，遗产种类繁多，大众普遍认同地上和地下、博物馆馆藏的历史悠久的各类文化遗产，但对生活环境中现代建筑遗产的认识不足，包括改革开放以来的建筑成就。以深圳和浦东新区为代表的建设形态体现了改革开放的精神，深圳现代建筑和城中村等也具备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
目前遗产保护和申遗过程中存在一些误解，比如有些部门不重视现当代建筑的价值，或者担心保护数量多了会影响开发建设。而且建成遗产保护和城市建设高质量管理方面的立法和政策还不够完善，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加强。此外，还有城市建设中体量巨大的建、构筑物，可能大家也不觉得美观，如何在保存时代特征的基础上进行更新改善也是一项挑战。
再者，城市更新和新区建设需要考虑地域特色和文化特色，避免千篇一律。欧洲在这方面有较好的实践，他们认为今天的建设就是未来的遗产，并有意识地将当代建筑列入保护名录。这跟建筑师是否具有文化追求也有比较大的关系。一些建筑师缺乏原创精神，满足于抄袭或是迎合甲方的审美，这对地域文化发展繁荣是不利的。
王 军
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
王军表示，讨论“今天的城市，明天的遗产”的主题，隐藏着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如何面对昨天的遗产”。像用分区规划的思想规划出来的巴西利亚是世界遗产，但现在看来它的规划尺度太大了，不够人性化。而在故宫做研究，我们面对的是古代，很重要的议题就是研究故宫的平面布局为什么最终呈现出来是这样的。与西方不同的一点是，在中国古代的时间测定是以地平方位为“刻度”，看天体移行的位置，不同的空间对应着不同的时间。城市空间与时间的对应支撑了一个非常完整的知识与思想体系，它的空间与时间是合一的。所以古代规划里中心点一旦确定，东南西北就与春夏秋冬形成对应，时间就赋予了不同空间不同的人文意义，成为功能分区的依据。中国古代城市都是快速建成的，其内在的时空法式与模数化设计、建造技术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今天的建设应该是昨天的遗产符合逻辑的延伸。对照传统营造思想与技术体系，在深圳这样一个短短四十多年发展成容纳两千万人口，人均GDP直追发达国家水平的城市，如何去挖掘和展示其所见证的中华民族这个古老民族走向世界、拥抱世界，追赶世界潮流的激情与精神力量，梳理并保护具有重要价值的物质与精神遗产（包括城中村），真的需要认真思考。
周剑云
学会理事，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周剑云指出，巴西利亚的城市规划备受诟病，它反映了现代主义的乌托邦与现实的窘迫，却也因此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下来，这个现象值得深思。故宫的居住功能环境并不舒适，清代的皇帝也不常住，民国后皇帝被赶出了故宫，至此，故宫就完全失去了当初规划设计的目标和功能。然而，作为物质文化遗产，故宫超越了设计意图的功能性，其空间布局和物质形态具有极高的精神和象征意义。这种超越身体功能需求的遗产价值强调了规划思想和建筑理念的重要性，表明文化遗产不仅仅是物质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作为精神和历史的载体。深圳城市规划发展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思想变化及其现代化进程；其空间结构、形态布局和建筑风貌反映了特定时代的愿望的诉求，在规划的整体结构又呈现组团布局多元，形态风貌多样的特点，集中展示了改革开放的城市发展历程。
遗产的本质上是一种超越历史和时间的存在，涉及以何种态度对待和保护祖先留下的东西，以及面向未来的建设态度问题。从私人角度看，遗产是要创造一种恒久性的财富；而从公共角度来说则是城市建设要留下可持续利用的设施。文化作为物质建设的重要因素，是识别和保护前人遗留是否是遗产的重要标准；并且，文化也是城市建设过程规划设计需要考虑的重要维度，这是能否成为明日遗产的首要条件。然而，在一般意义上，遗产主要表现为可恒久使用的财富，文化依附在物质实体上，那么，物质的恒久性与空间的跨时代适用性成为城市建设的基础要求，然而，现实的规划设计规范和城市建设标准是仅供当代使用的经济适用导向的，这很难保证建筑和市政设施成为永久的物质存在。面临我国砖木结构的历史遗存，在物质载体的脆弱性与文化保留的持久性矛盾中，只能无奈地选择性保留；今后如果能够按照物质遗产标准的进行城市建设，文化保护或许就不陷入当下选择保留的困难。因此，规划设计思想的转变与城市建设标准的提升是创造明日遗产的基础。
李百浩
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分会副主任委员，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李百浩指出，研究深圳的当代城市规划建设价值，需要放在深圳城市发展的现代到过去，乃至世界和整个中国的层面来看。城市遗产应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时间维度，城市和任何事物一样，都存在这三“天”，深圳改革开放文化不仅有今天和明天，还有昨天。城市遗产和文物保护有交集但也有区别。遗产的概念虽与文物密切相关，但城市遗产需要扩展到整个城市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来看，这就涉及城市保护、城市遗产、规划遗产体系的思考，可以结合目前已有的保护框架搭建城市空间保护体系，需要认识城市的保护对象和价值。规划遗产是城市遗产的重要内涵与核心价值，对于现当代城市规划建设来说尤为明显。对规划遗产类型和价值的考虑，应包括规划思想、规划制度和规划方法方面所体现出的城市空间格局、城市空间结构和城市空间秩序等物质载体。深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其改革开放的规划思想和空间形态，如深南大道，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创新保护城市遗产的技术和方法，特别是如何通过新的物质形式传承文化价值，如建立规划遗产与规划文献档案遗产，以保护和彰显城市规划的历史和文化。
金 磊
中国文物学会 20 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副会长、秘书长
金磊认为，2016年至今，在中国文物学会、中国建筑学会指导下，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共计推介了9批900个“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它们涉及全部的建筑类型，若以城市排名论排在前面的是：北京、上海、南京、天津、重庆、武汉、广州、成都、青岛、深圳等，这说明20世纪遗产正为城市文化建设所接受，20世纪遗产也正在积极为“城市更新行动”服务。（1）在近现代中国城市建设史上有重要地位，是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是体现中国城市精神的代表性作品；（2）能反映近现代中国历史且与重要事件相对应的建筑遗迹、红色经典、纪念建筑等，是城市空间历史性文化景观的记忆载体。同时，也要重视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见证作品，以体现建筑遗产的当代性；（3）反映城市历史文脉，具有时代特征、地域文化综合价值的创新型设计作品，也包括“城市更新行动”中优秀的有机更新项目；（4）对城市规划与景观设计诸方面产生过重大影响，是技术进步与设计精湛的代表作，具有建筑类型、建筑样式、建筑材料、建筑环境、建筑人文乃至施工工艺等方面的特色及研究价值的建筑物或构筑物。
建筑与城市的关系，不能单独只谈建筑，不谈城市，什么样的建筑应该在什么样的城市都是紧密相关的。中央强调，我们要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中国式现代化通过深圳这么一个作为改革开放的经验系统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以规划的名义，以建筑的名义，用遗产的名义来致敬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在这个基础上，改革开放遗产应包括工业遗产、住宅及住宅区遗产、文博建筑遗产、商业和酒店建筑遗产研究、事件与人物为代表的记忆遗产研究等等，其中工业遗产的保护主要指新型工业遗产的保护；住宅及住宅区遗产尤其那些“鸽子窝”一样的房子要保护，可以参考纽约唐人街的华人博物馆，像城市考古学研究那样，进行切片研究，非常细致去研究历史的痕迹；文博建筑遗产研究和商业、酒店建筑遗产研究和事件与人物为代表的记忆遗产研究方面，上海宾馆可以形成一个记忆点。改革开放遗产作为1978年以来中国城乡建设的新遗产，见证并传承着新中国20世纪遗产保护发展的历史进程，以深圳、厦门、汕头、珠海等为代表的改革开放城市，确要保护那些承载着改革开放历史记忆的城市记忆与建筑遗产的文脉。
张宇星
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研究员
张宇星认为，第一，遗产问题是中国当下城市规划和建筑学的核心和基础问题。城市已经从增量转向存量发展阶段，实际上所有的存量都是广义的遗产。而城市更新的本质是遗产的创新问题，不是简单的以新替旧，需要关注的不再是简单的量而是质量，以及隐藏在质量背后的思想和价值观；
第二，遗产是面向未来的，而文物是面向过去的。文物需要保护，这是无可争议的。遗产是新的思维方法和观念，深圳作为现代城市需要将遗产视为未来城市和建筑真正的价值核心；
第三，遗产的当代性和日常性至关重要。遗产不应只是静态的文物，而应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西方的遗产保护实践表明，遗产应该被使用，成为日常生活的空间。深圳的城中村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展示了遗产如何在当代和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成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
第四，遗产的本质是时间性，而非纯粹的文化属性。时间性使得遗产具有持久的价值。中国古典文化将时间和空间观念融合在一起，但现代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这种观念。今天的城市更新应关注时间性，实现资本和空间的循环利用，增加遗产的价值；
第五，遗产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而文物则不行。通过设计和创新，可以将具有历史信息的元素融入现代建筑，使其成为遗产的一部分。我们趣城工作室在深圳的实践证明，通过遗产环境下的新设计，可以将旧建筑改造为具有遗产价值的新空间，避免今天的建设在明天被拆除的命运。
刘 岩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规划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刘岩认为，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利用是需要多元化的，而保护则需要形成一个共识。从今天的发言看，现在这个共识并没有完全形成。我个人从事“三边”工作，一边做名城街区的规划，一边做工程实施的遗产利用，一边做存量资产的管理和运营咨询。这三个“边”综合起来，就是要解决遗产保护“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比较棘手的是，我发现这三种工作有很多不交圈的地方：没有经历过工程和运营的做出来的规划，往往不能真正搞懂底线是什么，很难不成为实施的障碍；没有做过法定的这些规划，又很难理解为什么看似正常和理所应当的实施和资管又会碰到多少麻烦。由于现在政策和资金的限制以及考核和审计的压力，使得文化遗产的实施和资管工作变得比以往更加复杂和艰难。而保持开放的心态，在认真修复老东西的过程坦荡地接受新东西的介入，这样才能在历史城区和新城建设中找到平衡，不能僵化的保护。另外就是要守底线。现在讲“要素全囊括”，不能理解成为“全都不许动”。底线思维跟开放心态是缺一不可的。
深圳一直就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城市。城市的保护不要拘泥于条例和规范中历史城区—历史文化街区的限制，而要从大遗产观的角度，是从整个城市的生成、山水格局和肌理出发，提炼出深圳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评判标准可以从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的标准倒推一下，比如历史文化街区的格局对应深圳城市建设过程中生成的脉络。历史文化街区标准提倡功能的延续性，注重营造与保持宜人的尺度，这样能才得到生命周期越来越长的城市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同时也是特别好的资产，它不可再生而且区位一般都好，在改革开放的遗产的价值判断上建议多采用资产管理的经济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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