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惠斌
“孔庙三碑”是指位于曲阜孔庙大成殿东庑内的三块古碑，分别为“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它们是享誉中外的历史人文遗迹，被历代金石家、书法家奉为“汉隶圭臬”。
“乙瑛碑”全称“汉鲁相乙瑛请置百石卒史碑”，又称“孔和碑”，刻立于东汉永兴元年，无额，通高260厘米、宽128厘米、厚23厘米，共18行，满行40字。碑文记述了司徒吴雄、司空赵戒将前鲁相乙瑛代孔子后人之言上书，奏请在孔庙设置掌管祭祀和礼器的专职官员“百石卒史”，汉桓帝准允，因乙瑛当时已去职，后以孔和补任。
“乙瑛碑”碑末刻有“后汉钟太尉(锺繇)书，嘉祐七年张稚圭按图题记”，但据稽考，所谓钟繇书丹乃后人伪托。“乙瑛碑”法度谨严、布局平实，横成行、竖成列，字距略大于行距，方整中有顿挫之势，平正中显秀逸之态。结体端庄匀适，字势开张、左右拓展、俯仰有致、向背分明。字形方圆兼顾，注重笔画的曲直平斜、粗细刚柔、轻重徐疾的变化，讲究笔势的穿插避让、高低疏密的关系。
“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刻立于东汉永寿二年。碑无额，通高227.2厘米、宽102.4厘米，四面环刻文字。碑阳16行、满行36字，记述鲁相韩敕倡议修饰孔庙、增置礼器之盛事，碑末有韩敕等9人题名。碑阴3列、每列17行；左侧3列、每列4行；右侧4列、每列4行，皆刻捐资立石者的姓名和数额。
“礼器碑”行距紧凑、字距疏朗，结体上下精密，呈梯形状，左右伸展、横势宽绰、粗细有致，寓欹侧于平正中，寄疏秀在严密内。笔画以方为主，略带圆意，竖画外柔内刚，折画形断势连，撇画略取侧势，捺法圆润劲险。碑阳部分纵有序、横有列，字距宽、行距密；碑阴则纵有序、横无列、行距适度、字距参差。
“史晨碑”亦无额，通高231厘米、宽112厘米、厚22.5厘米，因是一石双面，两碑同刻，又名“史晨前后碑”。
前碑全称“鲁相史晨奏祀孔子庙碑”，刻于东汉建宁二年三月，有17行，每行36字(因每行末字掩埋于原石座中，旧拓多为35字)，字径3.5厘米，记载时任鲁相史晨和长史李谦祭祀孔子的奏章。
后碑全称“鲁相史晨飨孔子庙碑”，刻于东汉建宁元年四月，有14行，每行35字至36字不等，记载祀孔和飨礼盛况，文后有武周正书题记4行。“史晨前后碑”迄今磨损极少，完整可诵，书风相类，笔致如出一人，传为蔡邕所书。
“乙瑛碑”拓本（局部）
“史晨碑”碑文近千字，起笔露而能藏、尖而寓圆，其横笔取势平稳，竖笔劲挺稳健，斜向撇捺，极意伸展；左撇收缩，右捺舒展。结字扁平方正，呈方棱形；章法布局，横平竖直，纵横有列、井然有序，体现出儒家崇尚“中和为美”的审美情趣。
“孔庙三碑”作为汉代中后期隶书鼎盛时期的典范之作，久负盛名，唐宋以降，历代金石书家对它推崇倍至，清代金石学者翁方纲《所著两汉金石记》称“乙瑛碑”为“汉隶之最可师法者”。
“孔庙三碑”对我国书法发展影响深远，是后人学习隶书的入门范本。唐代史惟则、梁升卿，清代郑簠等，皆喜临“乙瑛碑”。
（本文作者为上海市崇明区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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