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夏天，江青想到青岛避暑，她让秘书杨银禄先去青岛为她打前站。杨银禄到青岛后，当地的负责同志向他介绍说，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也在青岛避暑疗养。
杨银禄知道，江青特别忌讳和贺子珍同时在一个城市居住，更怕碰面，如果自己把贺子珍住在青岛的情况报告给她的话，她很可能会把贺子珍赶走，如果不报告，江青到了青岛后，万一知道了贺子珍也在青岛，那自己的麻烦就大了。杨银禄经过再三考虑，最后还是把此事报告给了江青。
江青听后却说：“一个姓贺的在青岛怕什么？她休息她的，我休息我的，井水不犯河水，就是偶然碰了面，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当然了，尽量避开就是了。我告诉你们，谁也不能阻止我去哪！”
江青既然发了话，杨银禄便开始做出发前的各项准备。江青有一把特制的、能移动的、专门外出用的解大小便的马桶椅子，其形状像一把靠背扶手椅，在坐板中间挖了一个椭圆形的洞，在洞下25厘米处钉有木板，木板上放上便盆，便盆的外面用三合板包起来。江青每次到外地，这把马桶椅是必带之物，这次杨银禄自然也准备把它带到青岛去。
这次江青却特意提出不带这把马桶椅，护士晓兆再三劝她带上，她却说：“我觉得我现在身体不错，有劲儿，解大小便能蹲得住，不用你担心。”
江青的青岛之行由吴法宪和李作鹏亲自陪同，她一到青岛就玩开了，逛公园、看电影、爬海岛、嬉海水……玩得不亦乐乎。但第一天晚上，江青就遇到了上厕所的困难，因为没带马桶椅，她在痰盂上坐了不到一分钟就坚持不住了，只好让人找了一个小游泳圈放在痰盂上，并让两个护士左右扶着她，她才勉强解完大便。
第二天，杨银禄找了一个用藤皮编织的小方凳，他把坐位处的藤面剪掉，为江青改成了一个便凳，江青对此很满意。此后的几天里，江青坐在便凳上解大小便时很注意保持平衡，没有出什么事，但时间长了以后，她的思想就麻痹了。
一天夜里，江青迷迷糊糊地从床上起来解小便时，一不小心从便凳上摔了下来，她感到左锁骨很疼。第二天一早，江青就对杨银禄说：“小杨啊，我估计我的锁骨坏啦，疼呀！我觉得这里有鬼，没有安全感呀！你赶快给总理打电话，说我想马上回北京，在这里再也不能呆下去了，多呆一分钟，就有一分钟的危险！”
江青回到北京后，医生为她进行了检查，诊断结果是锁骨轻微骨折。江青得知自己骨折后，很想发火，但她清楚发脾气会影响治疗，只好暂时忍了下来。
几十天以后，江青的伤势基本上恢复了，他便把杨银禄叫过去，质问道：
你明明知道贺子珍在青岛，为什么不直接向我报告？还叫我到那个鬼地方？我到那个鬼地方以后，为什么不把她给我赶走？叫我们两个水火不相容的人住在同一个城市里，这不是有意捉弄我吗？出我的洋相吗？你居心何在？贺子珍是什么东西，她有什么资格在青岛休息？我是政治局委员，叫她和我平起平坐，是你有意安排的吧？你在这里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
杨银禄知道江青又要借题发挥整人了，自己越解释后果越糟，他索性直接闭嘴。江青又说：“这是一次政治事件，要把后台揪出来，我看在青岛是有人把你收买了。”
此后江青又把自己摔伤的事对所有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讲了一遍，但没有一个中央领导同意她的说法，大家听后都是一笑了之。江青见没有人支持她的说法，后面也就不再提了。
“九一三”事件后，江青又把杨银禄叫过去问话：“我总觉得我在青岛摔坏锁骨有问题。我问你，我被摔坏锁骨的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的时候，李作鹏是不是到我住的那栋楼里去了？”
杨银禄回答说：“是他去了。”
江青又问：“他在那个时候干什么去了？”
杨银禄如实回答说：“他那天早晨问我：江青同志今天有什么活动，我们好作准备。”
江青却说：“不对吧，哪有那么巧合？我刚刚被摔坏，他就跑去了，他显然知道那天晚上我要出事，我怀疑是他亲自指挥你们把我摔坏的，我身边的工作人员中肯定有内奸和特务，我要把他们揪出来！这件事，我要请总理出面调查清楚。你知道内情不说也没有关系，等我调查清楚了连你一锅端，要么你是直接参与者，要么你是知情不报，在我身边的人员中，无论哪一个有问题，你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对此杨银禄仍然采取了沉默的应对方式，后来他回忆说：
我对江青太了解了，如果表示同意她的看法，她会对我的话如获至宝，立即命令我写出证明材料，我没有证据，不能陷害任何人，缺德的事我可不干，害人必害己。如果表示不同意她的看法，她会说我对她不忠，把我骂个狗血淋头，甚至说我包庇坏人。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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