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以何种建材建造房屋相当重要,其中性价比最高的是无疑砖块,而中西方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砖”。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西方”,不是特指如今西方国家,而是由西方学者书写历史的区域,包括古埃及、苏美尔、古印度等,本文为了表述简洁而使用“西方”。

既然中西方都有砖块,那么就有比较的意义。然而,对比中西方的“砖”史,却会发现其中存在很多令人费解之事。

与绝大多数本土起源的发明一样,中国砖是逐步演化出来的,是事物与社会发展到某个阶段后的必然产物。与中国不同,西方砖史却充满迷雾,起源与发展显得比较突然。下图为秦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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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砖史:考古发现演化全链

进入农业社会之后,为了种植农业,古人不得不离开山洞,走到平原地带。但平原地带没有天然可以遮挡风雨野兽的地方,于是南方古人在树上巢居(有巢氏构木为巢室)或盖高脚楼,北方使用地穴或半地穴式的居所。其中,河姆渡显示当时已有榫卯结构。

此时,古人往往使用堆筑法,就是堆砌石块或泥块,由此形成半地穴的“墙体”。但距今8000年前时,中国发明“夯土版筑技术”,即先混合生土、黏土和沙土,然后将之浇筑到两块木板之间,并将之夯实、再浇筑、再夯实,最终形成坚实厚实的筑土墙,距今9000年左右的彭头山古城城墙就是这么建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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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另一方面,使用2万年前的制陶技术,衍生出了一个新发明,就是“红烧土块”。估计是古人烧陶等过程中,无意中发现烧过的土块更坚硬防水,于是就将之用到建筑物上。但在距今7000年前时,出现了“特制”的红烧土块。

所谓特制的红烧土块,就是人工制作土坯,将稻秆、稻壳等搅拌于黏土原料中,经摔打成型,然后放到窑内烧制,但这种红烧土块是“不规则的多面体、没有固定的形状”。距今6400多年的湖南大溪文化城头山遗址中,就出现了专门烧制“红烧土块”的陶窑,此时红烧土块相对较为规整一些了,厚约10—15厘米,还未定型。距今5000多年的肖家屋脊屈家岭文化层,出现四块长方体状的红烧土,此时相距“烧结砖”已经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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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烧土之后,还出现了“红烧土房”,就是将整个建筑火烧一遍,将之半陶化,但这种方式成本太高,一般是祭祀场所或部落首领居所才有资格享受,大溪文化遗址等中就有此类房屋。

从不定型的红烧土,到略微规整的专门烧制的红烧土,再到四块长方体状的红烧土,终于最终演化出了与后世形状大致相仿的烧结砖了。2014年,在距今5000多年的仰韶文化蓝田新街遗址,考古发现了5块经过烧制的残砖,与如今的近乎无异,被誉为“中华第一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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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砖出现了,但是由于成本的缘故,真正广为使用(并非底层百姓可用,数十年前中国农村还有泥砖或板筑房),还是要到宋明之后。

总之,通过上文可以看到:中国“砖”是古人在数千年时间内一步一个脚印的结果,是事物发展到某个阶段后的必然产物,其中砖的长条形,也是逐步演化出来的,不是古人一开始就知道应该制作成长条形。其中,因为成本缘故,史前遗址中并没有多少砖块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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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砖史:起源发展令人费解

与中国砖史相比,西方砖史就显得非常神奇,甚至可以说令人费解。

上个世纪,在巴勒斯坦境内的约旦河河口附近,西方考古发现“耶利哥古城遗址”,考证时间为距今大约万年,内部大概有2000居民。

因此,耶利哥被誉为“世界第一城”,拥有在当时属于“庞大数量”的居民,下为复原图。当然,令人费解的是,该遗址属于“前陶新石器A期”,就是西亚陶器出现之前的古城,那么如此规模的人群聚集,如何解决装水容器的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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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费解的是,既然是“古城”,那么就有城墙与居民住房,按照西方考古介绍,耶利哥城使用的是“泥砖”,即将粘土与水以一定比例混合,再通过人工塑形,干燥或经阳光暴晒,便得到了原始的泥质砖。看来,耶利哥人必然非常富有,粮食非常充足,故而才能建造如此一座史前巨城。

也就是说,中国砖的形状是逐步演化出来的,古人漫长探索过程中的产物,而耶利哥人一开始就将“泥砖”制作成长条形,缺少演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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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哥古城之后,是古印度文明的“美赫尕尔遗址”(位于巴基斯坦),西方认为该遗址距今9000年—5000年。该遗址大量使用长条形泥砖,但形制较耶利哥遗址的砖更为规整,为了避免在晾晒中开裂,制砖的泥里通常会混有稻草等植物。

上文谈到,中国红烧土块中也会加些稻秆、稻壳等,另外夯土建筑中也会加入稻壳等。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古印度与中国是不谋而合,还是中国这一技术传向印度?其中,不可能是印度传向中国,否则中国7000多年前就有长条形砖块了。

总之,在距今5000多年前,或者说中国真正的烧结砖出现之前,在西方历史叙事中,西亚、古埃及、古印度等已有没有演化过程的规整的长条形泥砖,但也仅限于泥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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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5000多年之内,也即中国烧结砖出现之后,苏美尔、古印度、古埃及先后出现了大量烧结砖,上图为三个文明的烧结砖。

比如,距今5100—4900年的苏美尔乌鲁克时期出现烧结砖,距今5000年的古印度卡里班干遗址出现烧结砖,与中国秦砖近乎一个技术水平。

也就是说,距今万年时,西方已经出现泥砖,但在之后大约5000年内没有变为“烧结砖”,却在5000多年、中国出现烧结砖之后,突然出现烧结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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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这里还有两个令人费解之处:

首先,想要烧好砖,就需要一套烧制技术,以及相应的砖窑等,这些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需要漫长时间的摸索。比如,温度要控制在 950℃—1150℃,过高会导致砖块会融化成玻璃状,过低会导致硬度不足且会碎裂。总之,中国烧结砖是从红烧土块开始慢慢演化而来,但苏美尔等的烧结砖缺少技术递进的演化环节,似乎一下子就掌握了如何烧砖

其次,烧结砖出现后,虽然成本昂贵,但却迅速就在苏美尔等推广,比如距今4600—3900年的古印度遗址中,贵族住房、城墙、卫城表面、蓄水池、排水通道等都大规模使用烧结砖,又比如苏美尔人还使用烧结砖建造水渠等。相比之下,中国烧结砖推广远远不如古印度、苏美尔。下图为距今4000年左右的古印度摩亨佐·达罗遗址,简直就是一座“砖城”,且与今天的红砖别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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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中西砖史的大致情况,其中中国砖史肯定可信,因为这是一步一步演化而来,符合探索认知的规律,但苏美尔、古印度等的砖史存在很多技术进步与社会推广等的“跳跃”之处,这一点无疑让人费解。

与西方砖史一样,古埃及、苏美尔、古印度、古希腊等西方历史叙事中,也都存在大量与一般社会演化规律相悖的“跳跃”之处。那么,为何西方历史叙事下的文明,都存在类似的问题?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

参考资料:《大众考古——早期文明中的“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