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3月，深圳特区开始申请立法权，并准备争取在全国人大七届二次会议上审议讨论。可没想到，这一提案遭到了上海、广东等地代表的强烈反对。
主持会议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冲，看到这么多的代表强烈反对，没有冒然决定将这一议案提交大会表决，感到时机还不太成熟。但他心里清楚，这绝对是有利于深圳发展的，更是有利于特区趟出一条快速发展的新路子的大好事。
那么，既然这是一个好方案，为何遭到代表们的强烈反对呢？尤其让人不解的是，深圳是广东省的，广东省的代表竟然反对最强烈，原因是什么呢？
很多代表认为，在此之前，广东省已经有立法权了，国家给予了那么多的优惠政策，如果现在深圳再取得立法权，那就相当于又得了优惠，深圳发展的脚步就会更快，这与全国其他地区比，差距就会进一步扩大，恐怕不能安抚其他地区的人心。
还有同志认为，我国法律有明文规定，人大会议是最高权力机关，才有立法权。但是，当时深圳并没有人大这个机构，立法又何来呢？为了申请立法权，成立了这样一个立法委的机构，这个机构到底能不能立法，这可不是小事，要慎重审议。
有人形象地打了一个比喻，说这是还没解决户口的问题，就开始给粮票了，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合理的，所以不应该这样搞。
而广东省的同志反对，则意见更加明显了。他们认为，本省已经有立法权了，这是国家授予的，深圳的立法任务虽然很重，但广东省人大绝对是可以完成的。
现在广东有立法权，深圳再有立法权，这就可能多头立法了，一个省就不能统一了，甚至是割裂的了。再说了，如果深圳取得了立法权，那么省人大的权威和作用体现在哪里，这明显违反了国家法律的统一性原则，这是万万不可以的。
面对这些反对的声音，彭冲觉得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大的方向来看，深圳这一步棋没错。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进行了广泛的调研，要建设好经济特区，没有立法权是不行的。
因为，在以前我们搞的是计划经济，一切都由国家统一调配和指定，也不存在什么问题纠纷，可能也不存在法律救济的问题。但是，特区成立以后，各项建设发展太快了，立法的问题就显现了。
比如要搞招商引资，外部的资金和企业要进来，过去我们内部靠的是发红头文件，也就是政府内部的人知晓，也默认为这就是同意引资了。
但是，外企可不信这个东西，反而他们认为这总是在搞“暗箱操作”，他们只相信法律，只有法律保障好了，他们的投资环境才有保障，才敢过来投资的。
如果单单依靠省人大立法，那效率就太低了，他曾向深圳要过数据，从1981年到1986年6年时间里，省人大才通过了16项法律。不是他们拖着不办，是他们立法的任务的太重了。珠三角的城市，都在开放，都有这个需求，他们根本干不过来。
于是，为了推动这项工作，他采取了迂回的政策。就在委员长会议上，他提出，深圳这个议案是由国务院体改办提交的，既然有反对的声音，那就缓一缓，委员长会议是不是可以这样决定：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深圳市依法产生人大及其常委会后，再对国务院的议案进行审议，作出相应的决定。
这也就预示着，这项议案最终决定权交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了，将来通过更可控了，与会人员大部分表示同意。
同时，彭冲觉得，如果按照以往的表决方式，同意的举手，再点数，恐怕好多人在里面不愿举手，也没有什么压力。于是，他搞了一个“变通”，这一次他要求不同意的请举手。
这一下，压力就给到了与会人员，很多人不想当这个出头鸟，也明知仅有的几个反对意见，也是无法左右决定通过的。所以，他们干脆就不举手了。因此，这项决议顺利通过。
三年后，在彭冲等同志的推动下，深圳的立法权议案终于在七届三次全国人大第一次常委会讨论通过，助力深圳发展走上了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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