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无论是战争还是冲突，对当事国的影响都非常大，其中对经济的冲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以俄乌冲突为例，这场持续2年多的冲突对俄乌两国都产生了不同的冲击，乌克兰自然不必说，作为冲突的主战场，乌克兰可谓是损失惨重，战后重建费用将是一个天文数字。俄罗斯虽然避免了主战场的厄运，但西方的严厉制裁对俄罗斯的经济也造成了严重冲击。
打仗打的就是经济和钱粮，战争要靠经济做支撑
《雍正王朝》上有这么一个场景，邬思道向处于夺嫡之争的雍正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西北用兵打的是钱粮，只要掌握了向西北提供后援粮草的陕甘总督一职，就算老十四在西北拥兵百万也无惧。
（一）战争打的是经济，但也重创经济
其实终归一句话：战争打的就是经济，打的是钱粮。而经济上的冲击表现自然也反映了双方打仗的钱粮。乌克兰自然不必多说，在俄乌冲突开始前，经济就一直非常不景气，俄乌冲突爆发后，乌克兰原有的很多经济产业，像粮食出口遭受严重冲击。现在乌克兰打仗的钱粮主要来自西方的支援，如果西方突然停止提供资金的话，乌克兰的麻烦恐怕要非常大。
再看当下的加沙冲突，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23年11月所发布的报告，战斗才刚开始一个月，加沙走廊和约旦河西岸的贫困人口就已增加近20%，并且分别减少了61%和24%的就业机会，“人类发展”指标也出现11至16年的倒退。当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就已示警，如果战斗持续到第二个月，贫困人口总数将增加34%（50万人），巴勒斯坦经济则将遭受19年的发展倒退。
这还仅仅是加沙冲突爆发1个月后的数据，如果考虑到这场冲突已持续近1年，巴勒斯坦遭受的冲击只会更大。香港《01报》在谈及约旦河西岸时表示：该地区的经济主要受到以色列三大政策冲击。第一，在去年10月份之后约旦河西岸的15万巴勒斯坦劳工便被禁止进入以色列工作；第二，以色列也在西岸发起军事扫荡与宵禁，加上以方定居者的暴力袭击，部分巴勒斯坦人因此无法正常工作；第三，以色列财政部扣留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税收，后者因此无法支付部分公务员薪资。根据国际劳工组织12月数据，仅仅是冲突前两个月，约旦河西岸就失去了32%的就业机会，即27.6万个工作岗位。
作为主战场的加沙地带更是惨不忍睹，早在战争爆发前，加沙的贫困状况就已相当严重：在这片进出皆受管制的“露天监狱”中，大约61%人口生活在贫穷线以下；2023年战争爆发后，情况更是每况愈下：2024年2月的世界银行报告揭露，加沙GDP已暴跌80%以上，从第三季度的6.7亿美元降至第四季度的9,000万美元，“几乎每个加沙居民都将生活在贫困中。”
这场冲突下来，作为当事方之一的巴勒斯坦损失很大
今年5月的联合国报告也示警，加沙的生产基础已被破坏，各部门损失超过90%，2024年的加沙地区的生产总值则可能下降51%，且加沙至少有37万套住房遭到破坏，其中7.9万套完全被毁，就算以每年992套的速度重建，也要到2040年才能完成，且整体重建费用约在400亿到500亿美元间，破坏规模是二战以来首见。然而浩劫仍在继续：2024年6月，国际劳工组织表示加沙失业率已达80%；8月，巴勒斯坦主要银行协会表示，加沙各地的银行都已停止运营，现金危机正在蔓延。
整体来说，战争不仅重创加沙，也波及约旦河西岸。反观作为冲突另一方的以色列，虽然也承受相关冲突成本，却没有太受经济情况掣肘，很少听说以色列有缺钱打不起仗的新闻报道出现。那么这背后有何奥妙呢？
香港《01报》在一篇文章中总结称：背后原因除了丰厚的外汇存底，也与以色列特殊的对外关系有关。
首先观察以色列的战时经济表现。毫无疑问，这场历时超过11个月的战争，是以色列近年的最大经济挑战。
以色列毕竟也是当事国，总体来看他也无法逃离冲突对本国经济的冲击。根据以色列2024年2月发布的官方数据，该国的2023年第四季生产总值萎缩将近20%，远大于各界原本预估的10%，下跌幅度主要来自私营部门的消费萎缩（26.9%），以及固定投资的大幅下降（68%）。与此同时，以色列的进出口也分别下降了42%、18.3%，虽说政府支出因为冲突增加88.1%，可以抵消部分前述损失，但2023年的以色列生产总值增长率最后只剩2%，低于2022年的6.5%。
因此可以发现，加沙冲突确实削弱了以色列经济，原因也不难想象：各行各业都受两大因素掣肘，一是投资减少，二是劳动市场混乱，作为以色列经济引擎的高科技产业尤其明显。
谈到投资减少，根据以色列创新局2024年4月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以色列经济在过去20年受到高科技产业的大力牵引：1995年，高科技产业贡献了当年生产总值的6.2%；2023年则达到20%，且占出口总额的53%（735亿美元）。报告特别指出，高科技产业在以色列经济中的角色，就像石油与天然气对于俄罗斯。
这场冲突已经深入影响了以色列社会，政治、经济都是重点领域
但即便如此，以色列政府的研发投资比例还是低于美国、英国、韩国等其他全球科技大国，虽说以色列的研发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占比位居世界第一（6%），但这背后的主要推手还是私营部门与外国资本投资，例如以色列高科技新创业，就有高达80%的创投来自外国资金。
不过外国资本在考虑投资时要进行的首要考虑就是安全。但从去年加沙冲突爆发后，外国投资者对以色列的信心在下降，这是战争的必然结果。以色列一家智库今年4月发布的报告揭露，2023年第四季流向以色列科技业的投资总额为17亿美元，2024年第一季的数据则为16亿美元，与去年10月7日战争爆发前的两个季度相比，投资额下降了31%，与2022年最后一季和2023年第一季相比，也下降34%。在冲突爆发后6个月，活跃在以色列的外国投资实体数比前6个月减少了23%，本地活跃的投资实体数下降幅度更大，达到了30%。
至于说劳动市场混乱。如前文所述，去年10月冲突发生后，约旦河西岸的15万名巴勒斯坦劳工便被禁止进入以色列工作，此外也有不少外籍移工选择离开，农业、建筑等领域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对此以色列政府虽积极要从印度、斯里兰卡等国招募移工，却还是无法迅速填补缺口。
更重要的是，冲突开始后，以色列便迅速动员36万名预备役军人参战，这是1973年“赎罪日战争”以来的最大规模动员，当然也会影响国内经济运作。根据以色列官方发布的报告数据显示：2023年的以国高科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成长2.6%，达39.6万人，几乎占全国劳动力的12%，但2024年进行调查时，却有科技公司表示“受战争影响，必须减少招聘”，可想而知后续项目的推进也受到影响。
整体来说，因为筹集资金发生困难、员工改穿军装奔赴战场，以色列的科技业被迫经历困顿，新创公司的处境尤其艰难。当然早在冲突爆发前，以色列科技业便已出现衰退，其原因主要来自全球经济放缓，但冲突的爆发无疑是在这个趋势上，再给了以色列一记当头棒喝。
科技行业的重创基本上是以色列整体经济行业的一个缩影，由于禁止西岸巴勒斯坦工人入境，以色列建筑业面临了前所未有的缺工危机，即便政府已从印度、斯里兰卡招募工人，但截至目前，新募工人尚未正式部署，以色列的劳动赤字高达14万人，营运工地的生产力仅剩30%，全国有将近50%的工地被迫关闭。如果再考虑到胡塞武装在红海频繁袭船，对以色列的进出口造成冲击，估计以色列的损失要更多。
以色列的经济也在这场冲突中遭到了不小的重创
整体来说，以色列各行各业都受冲突影响。根据一家商业资讯公司数据，截至2024年7月，以色列已有46000家企业因为战争被迫关闭，如果冲突持续到年底，倒闭的企业数可能突破6万。
此外，冲突对以色列造成的预算压力也在上升。根据以色列央行2023年11月数据，战争才刚开始一个月，以色列每周的经济成本就高达6亿美元，约占本国每周生产总值的6%。其中包括教育机构完全关闭导致工人缺勤和生产力下降的成本（3.25亿美元）、受战争影响地区14.4万疏散居民的缺勤成本（1.54亿美元）、动员36万名预备役军人的相关费用（1.3亿美元）。
央行也同时预测，如果战争持续到2025年，以色列的战争花费将超过530亿美元，这是基于税收减少的背景下，国防和其他支出持续增加所进行的估算。
基本上从持续的时间与强度来看，以色列已经多年未有这么大规模的军事活动，上一个还是在2014年，当时以色列针对加沙的大规模行动虽只持续一个月，却已让以色列损失19.6亿美元，这当中还不包括预备役军人工资或各种军备的费用，当时的以色列政府还为此从国防部以外的各部削减5.59亿美元的预算，来使财政恢复正常。但与2014年的情况相比，这次冲突给以色列政府所带来的负担要更大。
（二）以色列的战时经济
但即便如此，以色列经济距离崩溃还有很长距离，而且经济压力在未来中短期内，也很难成为以色列政府结束这场冲突的关键，原因主要有两个：以色列丰厚的外汇存底和特殊的对外关系。
根据以色列央行数据，过去20年间以国的外汇存底成长不少，从2005年的270亿美元上升到了2023年的2046亿美元。
虽说目前加沙冲突尚未结束，但以色列央行已经预测2024年、2025年的外汇存底及相关数据：外汇存底分别为2161亿美元、2291亿美元，外债分别为1641亿美元及1674亿美元。整体来说，以色列的外汇存底还是高于外债金额，外部流动性尚佳。
以色列有着不小数字的外汇储备，这足以支撑以色列打一段时间
外汇存底还有一个重要功能：这些资产不仅为国家带来投资回报，也让央行有能力在外汇市场上捍卫本国货币。例如2023年底，由于以色列央行迅速出售外汇支撑本国货币新谢克尔，后者汇率的贬值趋势已有所缓解。
此外，以色列也积极发售债券，基本上这是以色列一直以来的战争传统：1967年“六日战争”期间，以色列债券的销售额超过2.5亿美元；1973年“赎罪日战争”期间，销售额超过5亿美元；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以色列遭伊拉克发射导弹，销售额又超过10亿美元。
这次当然也上演了类似场景。一直到2024年5月，以色列政府已经出售价值180亿美元的债券，这些购买者如果不是本国与海外的爱国人士与资本，基本上就是欧美各国，这里便会牵引出以色列经济之所以屹立不倒的关键：特殊的对外关系，尤其是跟美国。
以债券为例，从1951年开始，以色列发展公司就在美国市场发行债券，并以美元计价。长期以来，这些用于支持预算的债务工具，在以色列外债中固定占比12%-15%，由此成为国家信贷和硬通货的重要来源。2023年10月7日以来，以色列发展公司更是大幅扩大以色列债券的销售规模，并与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达成合作，后者因此大力动员官员与相关部门推广以色列债券，效果当然也相当惊人。
根据英国《卫报》2023年11月报导，光是冲突爆发后的第一个月，美国各州就已购买3亿美元的以色列债券，以此向以色列提供财政支持。6个月后，这个金额来到了17亿美元，之后当然继续增加。
但美国对以色列的债券采购，仅是美以特殊关系的一环，其他场域如军事援助，美国的角色同样吃重。从奥巴马时期开始，美国每年对外军事融资计划中，就有33亿美元固定拨向以色列，涵盖了后者15%的国防开支，同时还额外提供500万美元用于导弹防御。2024年4月又向以色列提供130亿美元。
当然，欧盟也没有“袖手旁观”。除了同样采购债券外，欧盟对以色列的最大支持，就是没有中断商品与服务交流，双方的经贸联系一直都在继续，而且欧洲和以色列的经贸通道只需要走地中海，并不需要走风险极大的红海，这就更提供了一层保障。
以色列和美国有着非常特殊的关系，甚至能够堪比“英美特殊关系”
作为以色列第五大贸易伙伴的土耳其，虽从今年4月开始对以色列实施54种不同商品的出口限制，并且在5月停止了与以色列的所有进出口贸易，但这一政策还提供3个月的缓冲期，同时允许企业通过第三国履行现有订单，不会立即产生严重冲击，而且土耳其和以色列在水泥与汽车产业的深厚联系，外界也预估两国可能会循“第三国转运”方式，继续重要商品的隐形贸易，以色列经济也不至于因此伤筋动骨。
因此，加沙冲突确实不可避免地冲击以色列经济，但因以色列本身家底殷实、而且没有俄罗斯的“能源病”，所以经济问题暂时不会成为以色列的停战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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