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9年3月，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往北平途中，领袖们不禁感慨万千。
其中一位领袖说道：“进北平是要进的，但是没有想到这么快！咱们没有想到，蒋介石更没想到，他天天想消灭我们，反而被我们消灭了！”
原来，这位领袖就是毛主席。
抗战胜利初期，国民党政权有着不可忽视的统治基础，再加上国共双方实力悬殊，国民党可谓占尽优势，偏偏会在之后短短几年时间里变得一败涂地，不由发人深省。
就在国民党政府在受降过程中对沦陷区百姓进行无情搜刮之际，我党上下对人民利益却是秋毫无犯，民心向背可想而知。
直到1947年6月开始，我军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全面加快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也敲响了国民党政府的覆灭丧钟，这其中又发生了什么？一同来了解一下。
一、主席深刻洞悉历史之际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
提起战争，战略才是关乎全局、影响深远的根本，想要实现长远且根本的战略目标，把握事物发展本质规律以及基本趋势就显得很重要了，除此之外，战略制定者还要克服困难、抵制诱惑、瞄准长期目标、持续行动。
毛主席向来注重通过学习、总结历史的方式，大胆预测并指导革命、建设实践活动，正如他年轻之际就提出了“读历史是智慧的事情”，晚年时的他也曾总结“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
如此一来，解放战争时期，主席凭借对历史的深刻洞悉，一直坚守着非凡的战略定力，还能将战略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
抗战胜利初期，国民党方面拥有正规军200万人，加上其他军事力量共计430万人，而我军仅有61万人，加上地方部队以及后方军事机关人员也不过127万人，双方兵力对比为3.4:1。
尤其是在抗战后期，国民党军队得到了美国的大量军事援助，装备条件也有着很大的提升，几乎有四分之一的部队达到了美械或半美械程度。
等到受降之际，国民党军又接收了侵华日军100多万人的武器，中国境内所有大城市以及主要交通线、现代工业也都在国民政府的掌控之中。
此时国共双方的差距悬殊昭然若揭，未来双方关系何去何从也变得越发扑朔迷离，就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两天，主席说出了一番极有战略预见性的看法。
“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蒋介石此人历来是不知道感恩的，翻一翻1927年的老账，他还想照样来干！”
如此看来，当时的主席已经做好了国民党发起全面内战的心理准备，最重要的是，他已经从战略层面上有了很清醒的认识，尤其对于党内高级干部即将面临的艰苦斗争形势也有着一番战略预判。
“我们还是宁可将事情估计得坏一些，不但要准备打三年到五年，还要准备打十年到十五年，最坏就得打得我们连一个县城也没有的地步！”
1946年6月，解放战争全面爆发，面对国民党军的疯狂进攻，我军被迫全线撤退，针对于党内存在的“胜不胜”的问题，主席的见解可谓真知灼见。
“许多人希望我们胜，但是害怕我们不能胜，怪我们失掉许多地方！”
8月6日，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之际，主席再一次以历史的长远眼光深度总结了内战时局。
“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正如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之前，俄国国内到底哪一方拥有真正的力量呢？从表面上看，俄国沙皇很有力量，可二月革命的一阵风就把沙皇吹走了！”
在主席口中，就连希特勒都算在内，曾被人看作无法战胜却最终被认定只是纸老虎的存在，源于此，他才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要知道，这一理念在当年成为了我党与国民党彻底决裂并誓死斗争到底的决心和信心来源。
二、抗战胜利之初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
前面提到了国共双方在抗战胜利之初的兵力对比，事实上，这只是国共两党力量对比的一个方面，要说当时国民党政权具有绝对优势是有原因的。
在蒋介石的日记中，他曾记载了1945年12月16日访问北平之际受到学生欢迎的盛况，他本人的民望在当时一度达到巅峰。
“北风凛冽，今午为甚。到太和殿对北平全市中学生以上学校学生训话，约二十分时，训毕先往场中巡阅，先时学生尚有秩序，与其数人握手以后，其他学生皆离队来前围住，不能前进，此为从来所未有试尝之滋味！”
因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国民党以及蒋介石民望空前，虽说“九一八事变”之际，国民党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以及“攮外必先安内政策”导致民心大失，可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还是顺应了民意，民心所向有所恢复。
不过，看似形势一片大好，国民党军政内部腐败同样有目共睹，尤其是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军又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因为国民党政府新闻封锁的政策，导致很多人无法得知真相。
直到抗战胜利，举国振奋之际，蒋介石以及国民党的民望再度被提升，这其中包含更多的是中国人民对于来之不易的胜利的喜悦，还有国民党官僚政客的宣传鼓动。
即便如此，当年国民党政府的综合力量还是很强盛的，纵向强于历代政权，横向则仅次于美、英、苏等世界强国，与我党相比，可谓占尽了优势。
就在沦陷区民众对国民党抱有希望之际，国民党的“劫收政策”等等巧取豪夺的行为都让饱受战争之苦的民众瞠目结舌。
在受降过程中，国民党政府对沦陷民众进行了无情的搜刮，好端端的胜利盛典变成了强盗的庆功会。
就拿当年的法币与伪币兑换比例问题，根据经济学家的预估，合理的法币对伪币兑换率为1:50，实际执行比例却是1:200，大量的后方国统区人员携带法币进入沦陷区收割财富，无数沦陷区民众沦为赤贫。
再来看当年共产党面对民众的表现，在解放上海之际，战士们在绵绵细雨中露宿街头的照片至今依旧被视为经典，当时的20军60师178团一营机炮连文化教员冯炳兴对此记忆深刻。
“那个时候，南京路还很窄，我们一个团的2000多名战士，就这么分成两排露天休息，从浙江路一直排到了西藏路，整整500多米！”
动乱之际，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始终坚守着秋毫无犯原则，屡次兑现“群众生命重于泰山”的承诺，尤其对于新收复区，国民党与共产党截然不同的对民政策显而易见，民心所向可想而知。
要说两党军事力量相差悬殊，可在民心所向这一方面，国民党已然呈现败局，虽说我党一直在为寻求和平做着努力，可国民党的穷凶极恶注定了解放战争的爆发，也催使人民军队逐渐从内线作战转为外线。
三、内线作战转向外线的战略必然性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之际，国民党军队处于战略进攻状态，人民军队则采用战略防御，战争主要是在解放区内进行的。
虽说我军在内线作战过程中可以很好地利用地形，还得到了解放区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伤病员得以及时安置，各项补给得以快速补充，可战争对于人力物力的巨大消耗，使得不少解放区再度成为战场，这对于国民生活的破坏也是极其严重的。
内线作战持续了1年的时间，人民军队规模达到将近200万人，可解放区的实际人口不到1亿人，人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已经不容忽视。
随着时间的推进，战争给解放区农民造成的负担明显加重，造成这一复杂局势的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在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之下，人民军队主动撤离了一些城市，解放区的面积由此缩小，各个解放区的情况都是如此。
另一方面，内战的爆发催使我军再度开始轰轰烈烈的参军参战动员，人民军队规模的激增，也对全靠农业支撑的解放区造成了严重的负担。
正如当年的亲历者在回忆中说的那样：“内战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在内线打了，再像前几个月那样打下去，我们不但无法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解放区也完全负担不起！前几个月在冀鲁豫地区展开的拉锯式战斗，打过来、打过去，有些地方，百姓们的耕牛、猪、羊、鸡、鸭几乎全打光了，地里种不出粮食，部队也没饭吃，这仗要怎么打？”
眼看国民党军已经与我军撕破脸，生死存亡之际，中共中央也从战略上将这场战争从自卫战争重新定义为全国解放战争。
在领袖们眼中，如果仅仅是一场自卫战争，我军或许还可以继续依托解放区进行内线作战，可想要从根本上打倒蒋介石独裁以及国民党反动政府、解放全中国，转向外线作战就成为了必然。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经过长达一年的战争，人民军队在战争中得以发展壮大，如此壮大不单单是军队规模的提升，还有实战方面的锻炼，战士们的战斗水平得到提高，我军从战场上缴获的大量装备也使得作战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
虽说此时的解放区军民因为大量的作战消耗变得有些苦不堪言，可大家对于和平的渴望也是空前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提出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由战略防御转为反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并以此开始全面且细致的部署。
内战爆发初期，周恩来带领的中共代表团还在南京努力与国民党进行和谈，当时我党提出的口号是“武装自卫”，意图也是边打边谈、以打促谈，以此实现制止战争、恢复和平。
直到1946年10月，国民党军公然占领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蒋介石又强行召开了“国民大会”，直接将国共和谈的大门堵死，由此，我党领袖也只能痛下决心通过战争彻底打败国民党反动派。
11月21日，党中央召开会议，主要听取了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以及国民党统治区情况的汇报，此时的主席已经对敌我双方的战斗力对比做到心中有数。
“经过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争取消灭国民党七八十个旅，以此停止他们的进攻，随后开始反攻，把他们在美国援助下攒下的七八年家底在一年内打破，实现两党平衡，那时候我们就能打出去了，首先是安徽、河南等等，之后再向长江以南进发！”
这是主席当年首次在党内以全局角度明确了战略进攻的大方向，不过，想要彻底从内线战斗转为外线还需要一个极为艰苦的扭转过程。
从1946年内战爆发到1947年1月，我军歼灭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正规军56个旅，平均每个月歼敌8个旅，是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总兵力的四分之一。
事实上，当年国民党军一共有正规军248个旅，90%都投入到了进攻解放区，大后方仅留下30个旅，也就是说，蒋介石很难再从后方调集更多的战斗力向解放军持续进攻。
鉴于国民党军如此情况，1947年2月，主席在党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中做出明确的指示。
“我军如能于今后数月内，再歼四十到五十个旅，加上之前歼灭的一共一百个旅左右，国内战事一定会发生重大转变！”
4月10日，主席对于我军一年来的作战情况进行了总结，还对接下来的战略部署进行了细致的剖析。
“除山东以外，一切作战区域都已终止敌战略进攻，并转入我军之进攻，山东敌军集中力量攻打鲁中，估计这种情况也很难持久，我军将逐步转为攻势！”
在主席看来，接下来我军的作战任务便是全力攻打山东以及太行两区并彻底攻占长江以北，西北力争甘宁大部，北线攻占大部并以此孤立平、津、沈几座大城市，最重要的是要占领平绥铁路，以此打通东北与华北的联系，实现军火接济。
不难看出，主席的如此部署恰恰是在为内战第三年大反攻进行铺垫，使大后方得以巩固，也深度明确了战略进攻路线。
接下来的战事的确如主席预想得那般顺利，4月14日，西北野战军取得了羊马河战役的胜利，成为了西北战局转折点，从那之后，组织战略进攻被提上议事日程。
5月4日，党中央对前方将领发出电报批示：“刘邓大军十万立即进行休整，于六月前完毕，之后独立经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与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向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地区，或打郑汉、或打汴徐等等，因时制宜、往来机动！”
电报中的一个“出”字，再度预示着我军对国民党军战略进攻阶段的即将到来。
9月，主席进一步明确了内线作战转为外线的必要性。
“我军未来一年的作战基本任务就是举行全国性的大反攻，让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实现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瓦解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以及大量消耗解放区人力物力的企图！”
由此可见，我军提出内线作战转向外线的战略规划是在内战爆发后不久，这一点足以见得我党领袖们的目光长远。
至于前面提到的1947年国共势力发生逆转也是有目共睹的，试想，敢在收复沦陷区之际大肆欺压民众的国民党军，面对解放区的民众只会展露更加可恶与贪婪的嘴脸，无论从人心所向以及战斗局势来看，国民党军都在走下坡路，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我军的不可战胜。
四、“眼底六洲风雨”、“胸中百万兵”背后的决胜千里
擅长在作战部署之际总揽全局的主席曾说过这样一番话：“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从1947年下半年开始，我军各野战军相继进入战略进攻阶段，不但一一收复了内战爆发之际被国民党军占领的解放区，还开辟出了大量新解放区。
直到1948年上半年，我军攻城掠地，所向披靡，继续保持着战略进攻的态势，一年时间里，国民党军152万人被歼灭，3700万人口、15.6万平方公里土地、164座城市得到解放。
此时，我军终于有了更多的资本和底气面对国民党军展开最后的战略决战，先前的努力都为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创造了理想条件。
9月12日开始，东北野战军集中主力兵力70万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国民党军55万人马孤悬关外，是走是留举棋不定，党中央迅速做出战略部署：“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锦州也就成为了这一战略的重中之重。
10月10日，主席电令前线作战将领，要求东北野战军要将注意力放在锦州作战方面，还要尽可能迅速攻下锦州城，即便其他战略部署无法及时兑现，只要攻克锦州，我军便赢得了主动权。
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对锦州发起总攻，31个小时的激战过后，锦州迎来解放。
拿下锦州后，东北野战军火速回师，从南北两个方向合围国民党军廖耀湘兵团，10月26日完成对该兵团的分割和包围，两天一夜激战后，10万敌军兵力被全歼。
10月27日，主席写下了著名的《东北我军全线进攻，辽西蒋军五个军被我包围击溃》，其中那句“飞将军从天而降，使该敌逃跑也来不及”至今听起来依旧令人心潮澎湃。
就在我军全面占据优势之际，主席还能做到《孙子兵法》中的“以武止戈，不战而胜”这一战术，这又何尝不是一位军事家最高的战略境界？
11月29日，平津战役打响，东北野战军联合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采取“围而不打”以及“隔而不围”的战术完成了对盘踞在北平、天津、张家口敌军的包围以及分割。
直到12月20日，战役部署全部兑现，我军此时已是胜券在握，主席再一次充满前瞻性地提出了“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理念，在他看来，这种可能性极大。
在主席口中，我军完全可以尝试利用傅作义及其集团内大批干部对于自身生命财产危险的恐惧，并用考虑允许减轻对他们的惩处以及允许他们保全私人财产为条件，以此达到傅作义下令全军放下武器的目的。
可就在谈判过程中，傅作义一直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如此一来，我军按照“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顺序发起攻击，12月下旬接连攻克新保安、张家口。
1949年1月14日，我军以强大兵力对天津发起总攻，经过整整29个小时的奋战，这座有着国民党军坚固设防以及守备的大型城市得以解放。
面对局势的无法逆转以及我军的强大力量，傅作义最终决定顺应民众意愿，下令部下出城听候改编。
1949年1月31日，北平迎来和平解放，这座千年古都得以免受战火荼毒，由此，也就有了开篇提到的那一幕。
直到此时，国民党军的大势已去成为定局，正如主席感慨的那般，此前三年，任谁也想不到国共两党的命运会发生如此惊天逆转，唯有一点可以肯定，我党从始至终都是顺应民意以及民心所向的化身！
结语
正所谓“人间正道是沧桑”，国民党政权在解放战争中的惨败是必然的，试想，一个大搞劫收、发动内战、军政腐败、通货膨胀的政权，从根源上就是违背民意的，如何能够长久呢？
就在解放战争波澜壮阔的历程中，以主席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总能做到观大势、谋大局，顺应历史大势、践行人间正道。
这便是1947年后，国共势力发生大反转的原因所在，我党坚持“以民为本”的政治路线，注定会得道多助，唯有我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人民才能在神州大地上当家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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