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少帅张学良被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幽禁了54年之久。期间，除了陪伴在张学良身边的有赵一荻（赵四）外，还有一人“陪伴”了他25年，此人就是看守他们的军统少将特务刘乙光。
刘乙光，1903出生，永兴人，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被保举到国民党中央军校任职。北伐成功后，转任军统局工作，曾任蒋总统的侍从室警卫队长及军统的特务队队长。
西安事变后，刘乙光奉命“陪伴”（看守）少帅张学良，是张的“贴身护卫”。从1937年起，刘乙光出任军统局直属的张学良管理处中校主任，具体负责“伴张”，直到1962年调回安全局，他在少帅身边“伴”了25个春秋。
在人们眼里，刘乙光奸诈狡猾，凶狠毒辣，是折磨张学良的鹰隼。在张学良眼中，刘乙光是他的仇人，折磨张学良夫妇25年，但同时也是他的恩人。
刘乙光对老蒋死心塌地地效忠，奉命看守张学良后，他“尽职尽责”颇费了一番心机。他规定：执行看守警戒任务时，特务人员白天须站在张学良住房十丈左右的位置，晚上则移至寝室窗外和门口： 张学良的自由活动区域有200米，且只限于白天，黄昏以后不能走出屋门。宪兵连的士兵们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形成一个包围圈。
有一次，刘乙光接到密报，有人想趁乱营救张学良，他召集了200多名特务，切断了电话。一名同情张学良的特务对张学良说：“副司令你要有所准备。刘队长已经给我们做了布置，如果有人营救，会把副司令和四小姐当场击毙。”闻听此言，张学良气坏了。
这还不算，刘乙光为了更好的陪伴，还将自己的妻子儿女也带来同住，全家人还“陪伴”张学良吃饭。借此机会，张学良的一言一行，都受到了刘乙光的严密监视。
在刘乙光的长期折磨下，张学良有时也压抑不住心头的愤怒，大声对赵一荻说：“十多年来，他把我张学良看作江洋大盗了，唯恐我越狱逃跑，又怕我自杀，处处限制我，给我难堪，折磨我。不管我受得了受不了，他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实在做得太过分了。”
后来，刘乙光因看守折磨有功，在几年间由中校迅速升至少将。
尽管张学良对于刘乙光很是厌恶。但是不得不说，刘乙光还是十分“称职”的.他曾救了张学良的命，以至于张学良在晚年说：“刘乙光是我的仇人，也是我的恩人。仇人是他看管我，恩人是他救了我的命。”
1941年5月，有一天，张学良突患急性盲肠炎、病情严重。刘乙光怕发生意外，在来不及向军统局和蒋介石报告请示的情况下，先找国民党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协助，后护送张学良到贵阳市中央医院手术医治。最终，使得张学良转危为安。为这事，张学良很感激刘乙光，称他是“恩人”。
在负责看守张学良的25年中，一方面，刘乙光严格地按照要求剥夺张学良的自由，对张学良夫妇进行折磨；另一方面，他又在职权范围内尽量给张学良以“便利”，甚至，当张的情绪实在不稳时，会急报上头设法解决，上头的做法是或者宋美龄来看望，或者请东北故旧去拜访张学良。
一方面，张学良和刘乙光不时发生些大大小小的冲突。另一方面，张学良对刘乙光又有一份理解，晚年记者要他评价刘乙光的时候，张学良如是讲：“刘乙光折磨我们夫妇25年，是仇人，但是他有他的立场，是在做事。”
1962年，刘乙光奉命调回安全局。张学良夫妇为他举行了“饯别”宴会。在宴会上，除刘乙光、彭孟缉等人外，还有张学良的亲友以及蒋经国等人。
酒席上，张学良向刘乙光敬酒后，语出惊人：“一句评语，刘乙光是我的仇人。”众人听后很惊讶，刘乙光也脸色大变。
只听张学良又继续说道：“刘乙光是我的仇人，也是我的恩人！说是仇人，因为他严格看管我；说是恩人，因为他曾救过我的命。在桐梓时，我突然发病，刘乙光在来不及请示获准的情况下，自作主张，将我送到医院急救开刀。如果不这样做，后果不堪设想。现在，他要走了，我想送他一笔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25年中，刘乙光奉命对张学良和赵一荻两人进行“折磨”，自己其实是心中有愧的。可临走时，少帅不计前嫌，特意设家宴为他饯行，还要给他一笔钱，还能说出当年自己出于职责送张学良去医院这事。这使得刘乙光很是感动，忍不住说道：“少帅，四小姐，对不起你们啊!”
刘乙光婉拒了张学良的馈赠。晚上回家，把情况讲给大儿子刘伯涵听，父子俩都觉得张学良讲了公道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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