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上海发生“一月风暴”，造反派夺权成功，此后全国各地纷纷效仿，造反派开始大规模夺权。1967年2月8日，武汉的造反派“工总”等在《长江日报》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这份声明简称为《二·八声明》.
《二·八声明》中，“工总”攻击了其他造反派，使得造反派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在这种背景下，武汉的局势越发复杂起来。2月18日，武汉军区发表声明，严厉驳斥了《二·八声明》，同时也把“工总”的几个头目逮捕起来，并决定解散“工总”。
不过，随着十年浩劫的进行，尤其是“不准任意取缔群众组织”发布之后，武汉的一些造反派开始为“工总”说话。5月16日，“百万雄师”成立，这个群众组织与“工总”水火不容，在这种背景下，武汉的武斗愈演愈烈，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影响。
6月26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办事组与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共同给武汉发送电报，要求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汉的武斗，恢复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同时，中央将请武汉军区与各个群众组织代表进京汇报工作，目的是促成造反派“大联合”，为成立湖北省革委会创造条件。
不过，7月10日，总理突然通知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要他不要进京，并说武汉的问题就在武汉解决。14日下午，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王力以中央代表团成员的身份赶到武汉，当天晚上，主席也到达了武汉，住进了武汉的东湖宾馆。
然而，在武汉期间，王力却违背了工作纪律，公开支持“工总”，反对另一派“百万雄狮”，这就使得“百万雄师”处于极其被动的局面。在这种背景下，7月20日，“百万雄师”冲击了东湖宾馆，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这就是历史上的七二零事件。七二零事件发生后，为了保护主席的安全，中央警卫团专门派出了一个连，前往武汉，把主席接上飞机，飞到了上海。
在这之后，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被认为是“百万雄师”的后台，陈再道与武汉军区政委（第二政委，主持工作）钟汉华双双被撤职，并受到了审查。不久后，陈再道又被要求前往北京汇报，在北京期间，他又受到了造反派的冲击，还是在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的保护下才幸免于难。
七二零事件发生后，主席乘坐飞机前往上海，同时，这也是主席最后一次乘坐飞机，在这之后，主席外出考察都是乘坐专列。到达上海之后，主席感受到的又是一份不一样的景象：当时上海很多部门前面都有工人站岗，秩序井然，尤其是“工总司”，在王洪文的带领下，搞得有模有样。张春桥也趁机向主席介绍了王洪文，主席记下了王洪文这个名字，王洪文也由此进入高层视线。
七二零事件的发生，不仅改变了湖北的形势，而且也使得身在上海的王洪文得到了人生中非常重要的机会。在这之后，王洪文堪称平步青云，尤其是“十大”期间，甚至成为正国级干部。只是身居高位后，王洪文却迷失了自我，并铸成大错，最终落得个锒铛入狱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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