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恰逢淮海战役胜利70周年。解放战争期间，淮海战役规模最大，战况最激烈，背景和决策也最复杂。
由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写的《淮海战役——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战场记忆》一书，提供了丰富而详细的史料，特别是以“敌方”视角对战役的审视，增添了历史探索的乐趣。
其中，原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中将记述的《淮海战役始末》一文中，“徐蚌会战”计划的来龙去脉浮出水面。
1948年10月22日，辽沈战役已经进入扫尾阶段。
东北通往关内的门户锦州已经被东北野战军封闭，围困了半年之久的长春也已解放，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部所在地沈阳成了一座孤城，而最后的王牌第九兵团约10万人已经陷入东野的包围圈。
就在这一天，南京国防部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顾祝同召集作战厅等部门开会，商讨中原作战计划。此时蒋介石仍在北平督战“辽沈会战”（国民党方面对战役的称呼），并没有参加此次会议。
国防部认为东北大势已去，又鉴于一个月前，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继续进攻徐州“剿总”辖区的可能性很大，应将兵力集中于徐州外围，同时放弃陇海铁路沿线的城市。
10月23日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飞赴北平向蒋介石做了汇报。
10月29日国防部在蒋介石缺席的情况下再次召开作战会议，提出“守江必守淮”的主张，产生了两种方案。
第一种是“除以一至两个军坚守徐州外，所有陇海路上的城市完全放弃，集中所有可以集中的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津浦铁路两侧，作攻势防御”；
第二种是“退到淮河南岸凭河川防御”。
国防部倾向于第一种意见。
10月30日蒋介石从北平飞回南京后，拟定了一个“徐蚌会战计划”，内容与上述第二种方案类似，“集中兵力于蚌埠附近”，蚌埠位于淮河中游南岸。
11月3日蒋介石派国防部作战厅副厅长许朗轩将“徐蚌会战计划”带到葫芦岛征求杜聿明的意见。
正在葫芦岛组织东北残留国民党军海运南撤的杜聿明基本赞同这个会战计划，并对国防部倡导的“将兵力集中于津浦路两侧”的方案嗤之以鼻。
11月5日上午原本要去徐州做会战部署的蒋介石临时委托顾祝同代劳，而顾总长传达的命令仍按第一种意见，并于6日正式下发。
国民党最高军事决策层的内部意见相左，蒋介石的态度并不坚决，“徐蚌会战”的结局早早便注定了。
更耐人寻味的是，上述两个并不统一的作战方案，在实际中都没能实施。
1948年11月6日，也就是顾祝同下发“徐蚌会战”计划的当天，华东野战军向国民党第七兵团（黄百韬任兵团司令）发动了突然袭击。
对此，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惊慌失措，急令原负责接应、掩护第七兵团西撤的第十三兵团向徐州收缩，坐视黄百韬被华野阻击、合围在碾庄。
中原地区的国民党第二兵团、第十六兵团也向徐州靠拢，至此，国民党在徐蚌间的会战部署还未实施便彻底搁浅了，而且陷入了“被合围、救援、再被合围”的应急连环套。
先是黄百韬兵团被围后，邱清泉兵团（国民党第二兵团）、李弥兵团（国民党第十三兵团）解救无果；
后来是黄维兵团（国民党第十二兵团）被围，杜聿明集团（邱、李两兵团，以及孙元良的国民党第十六兵团）在解救途中被围。
此后，蒋介石再也无力抽调新的援军，至1949年1月10日，国民党中原地区的重兵集团灰飞烟灭。
作者简介：赵刚（Andrew）
国际教育知名观察员，北京城市广播特聘教育专家，英国格拉斯哥大学MBA，获评网易号“2018态度风云榜年度耕耘作者”、腾讯教育“2017年度最具价值自媒体”、搜狐“2016年度留学类自媒体人”，撰写出版《留学的逻辑》《到英国去》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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