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在美丽的海滨城市烟台，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抗战文物展览。

然而，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正是因为这场展览，一件尘封已久的“宝贝”重见天日，同时向众人揭开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抗战往事。

今天，衔笔就来讲讲这段故事。

烟台博物馆

在抗日战争期间，烟台既是胶东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域之一，又是抗战胜利后解放得最早的沿海城市，不仅抗战文物资源丰富，熟悉抗战史的行家自然也是人数众多。

因此，为了搞好这场文物展览，烟台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全体出动，打开封藏已久的库房，准备将压箱底的“宝贝们”都请出来。

所谓的“宝贝们”，就是由烟台军分区在1964年移交给博物馆的一批从日军手中缴获的武器。

由于这批文物性质特殊，之前亮相的机会不多，绝大部分时间都沉睡在库房当中。因此，参加登记展品工作的人员们都小心翼翼地，生怕一个失手，损坏了这些饱经战火的珍贵文物。

然而，就在大家忙碌工作的时候，一名工作人员迷惑地停了下来，手里端着一支奇形怪状的枪：“这......这是什么枪？”

听到声音，其他人停下手中的工作，纷纷围了上来。一名工作人员看到了原先悬挂的标签，便说道：“这不是写的么？‘缴获日军武器’！”

话音未落，有人便反驳道：“我看不像，日军制式武器就那几种，谁见过这样的枪？”

这名工作人员说得相当有理：这支怪模怪样的武器，枪管又短又粗，口径达到了35毫米，枪管下还伸出两根可折叠的脚架，既不像枪又不像炮，简直是个“小怪物”。

无人认识的“怪枪”

大家围着这支枪研究了一会儿，有眼尖的工作人员发现了枪身上刻着“昆嵛厂制”几个字，众人便七嘴八舌的争论起来：

“从这几个字来看，应该是八路军制造的吧？”

“不一定，抗战时期，昆嵛山一带还有郑维屏、王豫民组建的国民党保安团，都配有修械所，也有可能是他们制造的武器。”

“对啊，当时还有伪军，就凭几个汉字，恐怕不能断定是八路军制造的。”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大家争执不下，只得一边暂且按照“缴获日军武器”出库准备展览，一边求助于北京的武器专家，希望他们能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

听到这个稀奇的消息后，专家很快便赶到了烟台。然而，当看到这支怪枪时，见多识广的专家也有些傻眼——这种武器，就连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都没有！

军博历来是中国军事装备的百宝库

不过，专家否定了这件武器其他可能的出处：抗日战争时期，无论是日伪还是国军，都有标准的武器制式，而且装备量都比较大，基本不会出现这种“奇门兵器”。

而当时八路军的兵工厂，由于缺少物资和设备，只能碰到什么用什么，武器的设计也只能因地制宜，随时改进，样式自然是五花八门，各有特点。

综合这些因素来看，这支怪枪最有可能的诞生地，还是在八路军的某家兵工厂里。

听完专家的解释，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不禁感到头痛：当时八路军的生存环境极端危险，许多兵工厂都经历过多次搬迁转移，文字档案十不存一，再加上亲历者基本上都已故去，怎么才能追本溯源，找到这支枪真正的诞生之处呢？

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方查访，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位年逾八旬的老妇人，名叫周培德，而她的父亲，便是胶东抗日根据地军工厂的创始人周吉隆。

在周培德老人的手中，还珍藏着周吉隆生前亲笔撰写的回忆录，正是从这份珍贵的文字资料中，众人才得知了这支怪枪的来龙去脉，以及深藏在它背后的动人故事。

周吉隆

1914年，周吉隆出生在烟台黄县大田周村（今属龙口市）。由于家境殷实、家庭风气又开明，他的幼年时光风平浪静，一路读书进学，不到20岁便在青岛农林事务所谋了份差事，在旁人看来，算得上少年得志、前途大好。

然而，令所有人想不到的是，这个表面上温和干练的青年，内心里却有着滚烫的热血——

来到青岛后不久，周吉隆便结识了黄县同乡、同时也是黄县历史上第一位共产党员陈文其。

在陈文其的影响下，周吉隆的思想一点点发生了变化，逐渐成长为一名进步的革命青年。

黄县第一名党员陈文其 也是著名的北海银行创办人之一

如果时局没有发生变化，周吉隆大概会与陈文其一样，成为隐蔽战线上的战士，成为一名无名英雄。

但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卢沟桥畔的枪炮声，不仅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彻底改变了周吉隆的命运——

“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陈文其找到周吉隆：“全面抗战要爆发了，我要回黄县老家开展工作，你要不要一起去？”

听了陈文其的话，周吉隆一跃而起：“当然，算我一个！”

回到黄县老家后，周吉隆在陈文其的安排下，开始从事革命工作。然而，日寇在华北、淞沪等战场节节进逼的消息，让周吉隆有些坐不住了，他越来越渴望奔赴战场，与日寇真刀真枪地拼上一场。

1938年的春节，周吉隆的机会终于来到了。这一天，他来到妹妹周吉贞家拜年，却偶遇了另一名同乡，时任黄县抗日游击队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仲曦东。

开国少将仲曦东

一见到仲曦东，周吉隆高兴得仿佛天上掉下个大馅饼一般，当即郑重其事地要求参加抗日队伍。

见周吉隆态度如此坚决，仲曦东派人核实情况后，当天下午便同意了周吉隆的请求，将他编入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大队。由于周吉隆有文化，便暂时安排在了大队部工作。

在周吉隆的想象中，既然已经加入了队伍，就应当马上开赴沙场，与日军拼个你死我活，马革裹尸在所不惜。

然而，真正来到大队报到后，严酷的现实当即便给周吉隆兜头浇了一盆凉水——彼时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虽然拉起了队伍，但枪支弹药严重不足，大部分战士只有梭镖、大刀，别说与日军作战，就连打土匪都费劲。

当年的抗日民兵 依旧配备了大量的冷兵器

眼见部队装备水平如此之差，周吉隆急得头疼，却也是无可奈何。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就在周吉隆为武器装备发愁时，另一个改变他命运的机会到来了。

加入第三大队20多天后，在前往大队部开会的路上，周吉隆被同村的铁匠周抡奎拦了下来。

周抡奎找到周吉隆，是来求他说情的——不久之前，他被国民党军队拉了壮丁，在修械所里混碗饭吃。后来在国民党军与游击队的一次冲突时，他成了游击队的俘虏，不仅被游击队教训了一番，工具也被没收了。

没了吃饭的家伙，周抡奎急得团团转，他听说周吉隆参加了游击队，就想要托他说情，把工具要回来。

说明来意之后，周抡奎苦着脸道：“吉隆兄弟，千万帮帮忙，这可是一家人的饭碗哪！”

听了周抡奎的话，周吉隆心里突然一亮：在附近十里八村，像周抡奎这样会修理枪械的铁匠还有不少，要是把他们集合起来，不就能自己造枪了么？

民国烟台街头的铁匠摊子

想到这里，周吉隆试探着问道：“要是把家什还给你，你愿不愿意参加游击队，一起打鬼子？”

周吉隆的话让周抡奎有些意外：“打鬼子没说的，可咱只会打铁，怕是要误事。”

周吉隆亲热地拍拍周抡奎的肩膀：“放心，要的就是你会打铁！”

在这一天的干部扩大会议上，周吉隆正式提出了建立兵工厂的建议，并详细分析了现存的有利条件：黄县拥有相当发达的工商业和手工业，筹集设备、招募技工都较为方便。

同时，黄县依山傍海，既方便隐蔽转移，又能借助海路运送原材料和制成品，一旦规模扩大，不仅能够保证当地部队的供应，还能够有力支援其他地区的抗日武装。

黄县码头旧照

听了周吉隆有理有据的分析后，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纷纷表示赞同，一致通过决议，让周吉隆担负起筹建兵工厂的任务，并当场任命他为兵工厂厂长。

大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倒让周吉隆有些坐蜡——别说造枪，他自己连枪也没摸过几次，根本就是个门外汉，怎么当这个厂长？

与这个难题相比，更麻烦的问题是没钱。

虽然建立兵工厂已经提上日程，可一穷二白的三大队，实在挤不出多余的钱。最后还是大队长范心然靠着私人关系，从当地钱庄里借了500大洋，才让周吉隆不至于两手空空。

纵使如此，想要靠这点钱建起一个兵工厂，也基本属于白日做梦。看着这可怜的500大洋，周吉隆吃不下睡不着，天天在家里转圈圈。

就在周吉隆发愁时，还是家人和黄县乡亲帮了他的大忙——深明大义的老父亲和妻子，拿出了压箱底的1000多块大洋，让他安心抗日，不要替家里担心；

黄县一带的工厂主们，听说周吉隆要造枪炮打鬼子，纷纷表示可以将机械设备借给兵工厂，甚至有的厂主带着设备和工人直接就加入兵工厂；

至于小铁匠周抡奎，他不仅挑起担子加入了兵工厂，还和周吉隆一起东奔西走，动员了几十名同行前来加入。

靠着部队和家乡父老的大力支援，短短几个月时间，兵工厂就在黄县圈杨家村开工了。

这个兵工厂虽然是新成立的，但规模却相当可观——建厂不久后，便拥有各类机械设备50余台，熟练工人300余名，下设8个工种部，每月能生产80支步枪、5000发子弹、5000枚手榴弹、500发迫击炮弹......

从装备水平和生产能力来看，当时的圈杨家兵工厂在整个八路军兵工行列中都能够名列前茅，足以称为胶东抗日根据地的骄傲。

胶东兵工厂旧照

只可惜好景不长，随着日军在胶东一带的不断增兵，这个先进的兵工厂也成了日军的眼中钉、肉中刺，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扫荡，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失。

为了保护这个宝贵的工厂，1939年3月，圈杨家兵工厂全部搬离黄县，转移到平度、莱阳一带的山区里继续坚持生产。

就在兵工厂转移的同时，已转任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采运科长的周吉隆，则接到了另一个艰巨的任务：在栖霞县路家沟村新建蓬（莱）黄（县）战区兵工厂。

蓬黄兵工厂旧址

如果说，一年前建立圈杨家兵工厂时，周吉隆面对的是“困难级任务”，那么筹建蓬黄战区兵工厂，周吉隆算是遇到了“地狱级任务”。

与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黄县相比，路家沟村位于山区腹地，完全没有工业基础，别说机械设备，就连摆弄过设备的工人都找不到。

更要命的是，随着抗战形势的日趋严峻，路家村周围的交通要道上据点林立，封锁力度极大，想要搞到必需的生产原料，难度堪比登天。

蓬黄兵工厂石碑

纵然面对如此巨大的困难，为了早日给前线的战士们提供支援，年仅25岁的周吉隆咬紧牙关，走上了艰苦卓绝的“攻关之路”——

没有设备，他就软磨硬泡地向上级要了两台几乎报废的车床和一台损坏的柴油机，将它们拆成零件运进山里，又一点点地组装修复，搭起了兵工厂的骨架；

没有工人，他便冒险潜入敌占区，一家家地做工作、谈形势、摆道理，最终发动了30多名熟练工人与他一起进山；

没有原料，他一边组织村里的脚夫从敌占区偷运原料，一边想方设法地寻找替代材料：有一次，他听说烟台某厂有200多斤报废的电影胶片在出售，便马上冒险全部采购了回来，就是因为电影胶片含有硝化纤维素，能够用来制造迫击炮弹的发射药包。

就是靠着这种极致的奋斗精神，几个月之后，蓬黄兵工厂的车间里终于响起了机械轰鸣声，而周吉隆却变得又黑又瘦，两鬓也露出了微霜......

经过短暂的磨合，蓬黄兵工厂的生产能力逐步提升：根据史料记载，建厂第一个月，他们就造出了4门65式迫击炮、800发迫击炮弹，同时修复各种枪械300余支，复装子弹1万余发。

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然而，当所有人都为蓬黄兵工厂的成绩而高兴时，身为厂长的周吉隆却并不满足。他望着山外林立的日军据点，心里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日军炮楼

众所周知，作为二战当中的头号“基建狂魔”，热衷于永备工事的日军，在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上，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打法——

在硫磺岛战役打响前，栗林忠道花了一年多的功夫，挖空了整座折钵山，将所有的杀戮伎俩全部掩藏在了厚厚的山体之下。

而在中国战场，日军却在一马平川的平原上，建起了森罗棋布的炮楼，仿佛生怕八路军看不见一般。

如此巨大的差别，除了地形条件的区别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八路军极端缺少大口径直射火力。

迫击炮是八路军主要的火力支援 也是一种典型的曲射武器

在各类影视剧中，大家基本都见过炮楼的模样。这种结构的建筑有一个显著特点，如果攻击它的顶部，对整体结构几乎不会造成重大影响，只要墙体还在，敌人依旧能够对攻坚的八路军造成重大杀伤。

而想要摧毁据点的墙壁，最有效的方式，则莫过于直射火炮。这也就是《永不磨灭的番号》中，李大本事软磨硬泡，也要从师长手里借来大炮的原因。

但电视剧毕竟是艺术虚构，在真实的抗战前期，八路军的直射火炮堪称金疙瘩，只有在团级、甚至师级规模的战斗中才有可能出场亮相。如果打个炮楼都要拉火炮上阵，不用日军出手，军需规模就能把八路军压垮。

说白了，日军大建炮楼，就是明摆着欺负八路军：我就在这儿，有本事来打！

艰苦的战斗，虽然锻炼出了钢铁的部队，但在周吉隆这样的兵工战士心中，每一名牺牲在攻打炮楼中的战士，都像是一记皮鞭，抽得他浑身发痛。

因此，他向兵工厂的全体战士宣布了自己的决定：一定要研发出一种有效的大口径直射武器来！

用轻武器打炮楼 效果极为有限

听了周吉隆的话，兵工厂的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就算是总部的兵工厂，想要仿制大口径武器都是难上加难，就凭这点设备和人力，还要搞独立研发，岂不是在做梦？

然而，当工人们看到周吉隆开始日以继夜地与技术人员讨论方案、绘制图纸时，他们才相信，这个年轻的厂长，绝对不是说说就算的。

在不明真相的人看来，周吉隆的宣言，颇有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味道。但周吉隆之所以有信心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身边有一位最得力的助手——于鸿春。

于鸿春出生于烟台掖县（今莱州市），少年时便随着家人闯了关东，进入了奉天兵工厂当学徒。

彼时的奉天兵工厂，是张作霖前后花了2亿多大洋建立起来的。拥有近万台先进设备，工人2万余人，是全中国当时最大的兵工企业。

被称作“东方克虏伯”的奉天兵工厂

除了硬件出色之外，当时督办兵工厂事务的东北军名将杨宇霆，曾在工厂内建立了科学研究会，定期组织技术人员研究世界先进武器技术，这份科学研究精神，在民国时期的众多兵工厂里更是独树一帜。

在这种环境当中，于鸿春自然学到了一身本领。“九一八事变”之后，他被日军在东北的暴行深深刺痛，偷偷逃出东北，来到黄县，在一家工厂里做工谋生。

当周吉隆筹建圈杨村兵工厂时，他的老父亲听说了于鸿春的故事，不顾年迈体弱，亲自登门拜访，替周吉隆挖掘出了这个宝贵的人才。

正因如此，在筹建蓬黄兵工厂时，周吉隆唯一提出的条件，就是要把于鸿春一起带过来。

这正也是周吉隆提出研发新武器的真正底气。

使用89式掷弹筒的日军

在着手研发新武器之初，周吉隆认为，以蓬黄兵工厂的能力，想要直接设计大口径火炮不现实，因此，应当以日军的89式掷弹筒为参考，设计出一款以发射榴弹为主的直射武器。

然而，于鸿春压根没给厂长面子，他告诉周吉隆，这个想法根本不切实际——日军的89式掷弹筒之所以要支在地上，以曲射方式射击，就是因为所配备的50毫米口径榴弹的后座力太大，一旦改为直射，只能靠战士抵肩来对抗后座力，别说是人，恐怕是一头牛也受不了。

看着大摇起头的于鸿春，周吉隆悠然地说道：“既然50毫米榴弹后坐力大，那缩小一些口径不就行了？”

于鸿春瞪着眼愣了一会儿，又摇起了头：“不成，口径缩小威力也小，炸不塌据点的墙！”

周吉隆不禁哑然失笑：“就算打不了据点，野外作战时难道也不能用？再说了，虽然现在我们的条件不够，如果以后我们有了更好的炸药，那威力不也就上来了？”

周吉隆的话，让钻在牛角尖里的于鸿春恍然大悟，他顾不上回话，马上跑回屋里，开始忙活了起来。

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研究、讨论，1939年9月，周吉隆、于鸿春等人所研发的榴弹发射器最终定型，并研发出了配套的35毫米榴弹，这也就是烟台博物馆里那支“怪枪”的真正由来。

正在做试验的胶东兵工战士

由于条件限制，蓬黄兵工厂只生产了几支样品用来试射，直到1943年，武器图纸才被移交到位于昆嵛山中的胶东兵工三厂，开始正式生产制造，并被前线将士形象地称作：“两脚步枪小炮”

当时，因为抗日战争形势变化，八路军缴获的日军火炮等重武器越来越多，所以这种榴弹发射器并没有进行大批量生产，而是逐渐湮没在了历史的尘雾当中，也就难怪连武器专家都难以辨识了。

然而，虽然它没有取得更加辉煌的战绩，但它的出现，却在无意中创造了历史——它不仅是八路军独立设计完成的完整武器系统，更是世界上第一支真正现代化的榴弹发射器，而与它采用相同原理，被许多人当作现代榴弹发射器鼻祖的美军M79榴弹发射器，则要在整整20年后才问世。

美军M79榴弹发射器 虽然形状有区别 但原理与八路军的发射器如出一辙

因此，这支武器虽然样式奇怪，制造也并不精细，却是中国兵工人智慧的结晶。它与它背后的中国兵工战士，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