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为啥大清亡了得剪辫子，大英亡了大家还戴假发呢？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爱翻出老港剧、港片回味一下的习惯，如果你们也喜欢这样做，不知道大家在看港剧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那些法官和律师为啥总戴假发？他们是不是都秃顶啊？
香港历史与现代身份的平衡探索
香港特区政府立法会最近就2024年成文法杂项规定条例草案进行了首次解读，这次修订主要是对多条现行条例进行简化和调整，并且废除了一些被认为限制了香港特区地位的条文。
这次修改不仅涉及法律条文本身，更触及了香港作为一个有着深厚英国殖民历史背景的城市，其现代法律与历史遗留的复杂关系。
香港的很多地名和路名都是从英语直接音译或者与英国王室有关，如维多利亚港、维多利亚山、皇后大道等。
这些名称不仅是地理标识，也是历史的见证，反映了英国对香港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统治和文化影响。
法案的修改，尤其是对这些带有浓厚殖民色彩的条文的调整，无疑是试图在尊重历史的同时，寻找香港作为一个现代国际城市的新身份。
讨论中特别提到了一个历史故事，关于一条名为波电炸街的街道。
这条街道的名字来源于1858年，由港英政府命名，用石块铺成，街道的命名看似简单，但背后却承载了殖民时期香港社会的苦难记忆。
据报道，这些石板街可能见证了过去在香港新界等地区抗议中流逝的鲜血。
这不仅仅是对一个地名的历史回顾，更是对那段殖民历史影响下的社会痛点的深刻反思。
此外，文章还提到香港的法律职业中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细节——法官和律师的假发。
在香港，许多法律职业者在执行职务时仍然佩戴金色的假发，这是一种源自英国的传统。
英国人佩戴假发的习惯最早是从法国学来的。
尤其是在17世纪中叶，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时代，由于花柳病在欧洲上流社会广泛传播，许多贵族为了掩饰因病导致的秃头，开始戴上假发。
这种做法很快就在欧洲的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中流行开来。
对于香港来说，法官假发不仅是一种职业装束，更象征着法律传统和文化遗产的持续。
在这次立法会的讨论中，触及这样的细节，显然是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开始模仿法国人的时尚，将假发作为日常装束的一部分。
这种风潮很快在英国上层社会中蔓延开来，到了1685年，齐肩的假发已经成为宫廷礼服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且象征着一种权威的诠释。
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时尚趋势，更深层次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权威和尊严的追求。
进入18世纪，假发的流行已经从宫廷走向了职业装扮，尤其是在法律职业中。
英国的法官和大律师开始普遍佩戴假发，这种装扮逐渐成为他们职业身份的一部分。
在法庭上，一顶制作精良的假发不仅代表着专业性，也是区分资深律师和普通律师的标志。
这时候，假发已经不只是一个装饰品，更是一种专业的象征，代表了正式感和尊重感。
然而，到了19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和社会审美的变化，假发的流行开始出现下滑。
英国人开始追求更具本土特色的服饰风格，假发这种过时的审美逐渐被摒弃，尤其是在英国的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中。
但是，一些传统职业，如马车夫、宗教界人士以及法律工作者仍然坚持使用假发。
到了1830年代，即使是马车夫和大主教也开始逐渐放弃假发，唯独英国的法官和律师还在坚持。
这种持续了几个世纪的传统，即便到了20世纪，仍然在英国的司法界保持着。
但进入21世纪后，即便是最为保守的司法系统也开始进行改革。
从2007年起，除了在处理刑事案件时外，英国的法律工作者在民事法庭或最高法院出庭时，不再需要强制佩戴假发。
这标志着对于传统服饰的一个重大放宽，体现了对职业形象和实用性的新思考。
大清灭亡之后，许多人纷纷剪去象征封建束缚的辫子，以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然而，每个社会的变迁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香港的法律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香港迈向现代化与多样性
香港，这个曾经的英国殖民地，直到1997年才正式回归祖国的怀抱。
在这之前，香港的法律体系深受英国影响，不仅沿用了英国的司法制度，连法庭里的律师和法官都需要佩戴象征英国法官身份的假发。
这一传统，无疑是殖民文化的一种延续，也反映出了一种等级观念——英国人是上层，华人是下层，华人在法庭上要想公平竞争，就必须在外表上尽量模仿英国人。
然而，随着香港的回归，这种旧有的制度逐渐显得不合时宜。
香港虽然保留了一定程度的法律独立性，但其法律人员毕竟是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服务香港市民的，继续保留这种殖民时期的习惯，无异于是对时代变迁的一种抗拒。
事实上，改变已经悄然发生。
2021年，香港的司法机关取消了律师在出庭时必须佩戴假发的硬性规定。
这一变化，并非源于内地的压力，而是起因于一位锡克教徒律师的实际困境。
他由于宗教信仰需要包头巾，佩戴假发极为不便，香港司法界考虑到这种宗教和文化多样性，最终决定放宽这一规定。
这一决定，不仅体现了对个体差异的尊重，也标志着香港法律界在逐步摆脱过去的殖民影响，向更加公正和开放的方向发展。
尽管如此，许多香港的法律工作者仍然选择佩戴假发，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习惯和传统的惯性难以改变。
如同大公文会在评论香港残存的英国殖民地名时所用的比喻——狗，习惯性地在新地方撒尿标记领地，这些法律工作者佩戴假发的行为，也许只是在不自觉中延续着一种“领地标记”的老习惯。
虽然英国人已经离去，但他们留下的文化印记，如同街头巷尾的尿骚味，依然挥之不去。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香港法律界的这一现象，实际上也是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交融与碰撞的缩影。
一方面，法律制度与文化传统的保留有其历史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需求；
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制度和传统也必须不断地进行调整和优化，以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和价值观念。
正是这种动态的调整过程，使得香港的法律文化呈现出独特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重庆奉节县的程振清庭长和他的团队为例，他们常常溜索下乡，跨过险峻的山川，只为将正义和法律的光辉带到最需要的地方。
在新疆乌鲁木齐，我们有像努和马尔这样的法官，他们骑马巡回办案，不畏艰险，确保法律的公正执行。
与此同时，我们的香港同行则处在一个全然不同的环境中，他们头顶着标志性的假发，这种自大英帝国时代以来就被保留下来的传统，成了他们与众不同的象征。
然而，这样的传统，这样的象征，究竟还有多少意义？
英国的殖民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尘埃，而我们却还在坚持一些已无多大实际意义的象征性习惯。
这种对传统的盲目追随，不仅限制了我们的视野，更可能阻碍了法律职业的现代化进程。
正如辜鸿铭在《觉醒年代》中所提到的，外在的束缚可以摆脱，但内心深处的束缚，却是最难割舍的。
在这个快速发展变化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是摘下那些无助于真实自我展现的假面，展现我们作为法律人的真实面貌和专业能力。
面对日益严峻的法律与社会挑战，我们更应该意识到，摆脱这些无形的枷锁，对法律职业的现代化改革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法律的世界里，每一个行动、每一份努力，都显得尤为重要。
无论是溜索还是骑马，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行动，实则代表了法律人对于职责的坚持和对公正的执着追求。
结语
在这个变革的年代，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成为改变的一部分。
正如过去的先烈们在面对生命危胁时也能果断地舍弃旧有的束缚，我们同样能够在今天摘掉那些束缚我们思想的枷锁，让自由与真实重归我们的生活。
通过这样的行动和思考，法律不仅仅是冷冰冰的条文，更是温暖人心的力量，是推动社会公正与文明进步的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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