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无比黑暗的月份。
在这个月里，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沦陷，30万南京市民，即将堕入血海。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大肆挥舞屠刀的同时，在日本陆军部大本营里，一个更加隐蔽、同时也更加毒辣的计划出炉了。
这个计划的名字，叫做《否认现中央政府后的事变处理要纲》，它的根本目的，是谋求中国抗日政权的溃灭，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则是“使抗日政权在金融上崩溃”。
从此开始，一场不见硝烟的中日经济战逐渐拉开了帷幕。
日本人打算如何做？国共双方又是怎样应对的？
今天，衔笔就来聊聊这段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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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8年开始，许多商人突然发现，虽然战火四起，但生意却变得出奇地好做——
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在安徽一带能卖到2元钱1斤的煤油，在汉口进货，不过3毛钱1斤；在广州进货价2毛钱一斤的食盐，拉到广西就能卖到1.4元；而广州1500块1包的棉纱，到了重庆更是能卖到3000元。
如此低廉的进货成本，即便加上运费、人工、再算上运输损耗，也足以使他们挣得盆满钵满。
眼见有暴利可图，这些商人自然一哄而上，将一车车、一船船的廉价商品运到了大后方，然后就可以坐等钞票哗啦啦地进账了。
然而，就在他们眉花眼笑地数钱时，很少有人注意到，为他们供货的商行，基本上都来自于同一个国家——日本。
民国事情的日本商行
日本付出了大量的廉价商品，他们得到了什么呢？结果显而易见，国统区老百姓能够给出的只有法币。
在许多人看来，日本的这一波操作着实有点迷：即便在当时，法币也算不得什么硬通货，离开了国统区，它的作用还不如一张手纸，日本人要它来有什么用？
实际上，日本下的是一盘大棋，他们的真正目的，是要“在财政上使中国现中央政府自行消灭”，而法币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
法币
从1935年11月4日开始，国民政府正式发行法币，用它彻底取代了银元。
然而，推广使用新的货币，难度比想象中要大得多——从古到今，货币之所以能够被老百姓接受，无非3种情况：要么与金银等贵金属挂钩，可以自由兑换；要么国家实力无敌、信用过硬；再要么就是能够兑换更加坚挺的硬通货币。
第一种方式的典型代表，就是我们常见的“袁大头”：标准重量7钱2分，直接可以当做银子用；而第二种方式的典型代表，就是现在的美元——美国之所以敢拿这些本身毫无价值的绿纸片到处买买买，靠的就是胳膊粗、拳头硬，全世界不得不买账。
而当时的国民政府，金银储备量并不宽裕，信用更是一塌糊涂，因此，它只能选择第三种方式：与硬通货币英镑和美元挂钩。
从1935年11月开始，法币正式与英镑挂钩，100法币大约可以兑换6英镑。半年之后，法币又以100：30的汇率，成功地与美元挂上了钩。
靠着这两大硬通货的加持，法币终于成功得以推行，而这也正是它成为日军目标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中的道理很简单——法币要维持自身的信用，就必须确保它能够自由兑换成英镑和美元，换言之，只要日军掌握了大量的法币，他们就可以从国民政府的银行里名正言顺的换取外汇。
众所周知，以日本本国的资源，想要支撑这样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因此，在不断掠夺中国资源的同时，他们还需要从英美等国大量进口石油、铁矿石、有色金属等战略物资，而用法币套取的外汇，就正好派上了用场。
侵华战争时期的日本兵工厂
不仅如此，由于日军搜罗了大量的法币，他们还可以肆无忌惮地以天价抢购中国后方的粮食和物资。
根据史料记载，在1944年初，福建莆田一带的大米价格为1400元一担，而日军为了撺掇奸商走私粮食，竟开价到7000元一担，不仅如此，只要有人一次运送50担粮食以上，日军还另外奖励5000元。
这样一来，日军不仅能够弄到源源不断的物资，还使得中国后方物价飞涨，老百姓的日子也就更加难熬了。
说白了，日军这一手，就是最标准的“以战养战”——吃你的、喝你的、用你的，反过头来还要揍你。
日军掠夺的物资堆积如山
然而，日军搜罗的法币再多，也总归会有花完的一天，忙活了一年多，日军终于回过味来——费这么大劲搞法币，还不如自己印！
在1938年12月，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亲自批准了一个代号为“杉工作”的秘密行动计划，开始研究如何伪造法币。
而负责这项工作的，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著名“钞票迷”山本宪藏。
山本宪藏
根据资料显示，这位山本宪藏，打小就对钞票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当同龄的孩子沉迷于舞刀弄剑和体育运动时，他已经把“造钞票”当成了志向，常常埋首于书桌前，一笔一划地画钞票。
如果没有战争，山本宪藏大概率会成为造币厂的一名优秀员工，然而，抗日战争的爆发，让他彻底走上了邪路。
山本宪藏经过一番周密调查，认为法币的防伪手段并不高明，并且老百姓对于假钞的防范意识不强，“杉工作”这一计划，一定能够顺利实施。
经过1年多的反复试验，山本宪藏终于造出了几可乱真的法币假钞，不光假钞本身无懈可击，甚至在捆条、签印、装箱等各个方面都做到了完美，即便拿到银行去，也可以顺利兑换。
根据史料记载，仅1940年间，在抗日大后方流通的日本造伪钞就多达2亿，而到日本投降时，日军更是累计投放了70多亿的假钞，让原本就脆弱的大后方经济雪上加霜。
真假法币
俗话说：“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日军如此肆无忌惮破坏中国的金融基础，国共双方自然不能坐视不理，只不过，两方的应对手段却大有不同——
就在日军实施经济战后不久，蒋介石在下令大力控制法币流出、查缉假钞的同时，又秘密成立了一个特殊机构，名为“对敌经济作战室”，而负责人正是他的心腹爱将、军统首脑戴笠。
蒋介石与戴笠
搞经济，戴笠自然是外行，但作为地下工作的行家，日军这套见不得光的作伪伎俩，倒是很对他的脾气。
在戴笠看来，要对付日军的经济战，最好的办法就是以牙还牙：你能造假钞，我难道就不能造？
当然，戴笠不会蠢到去仿造日元——即便能仿出来，他也没地儿花——他的目标，是沦陷区傀儡银行发行的“伪币”。
伪满洲国发行的伪币
在戴笠的策划下，军统与英国德纳罗印钞公司、美国钞票公司两大印钞业巨头达成了合作协议，从美国买来了最先进的印刷设备和纸张，重金聘请了技术顾问，还从中国银行造币厂抽调了一大批技术骨干，在重庆歌乐山秘密设立了一间规模庞大的“假钞工厂”，专门仿制伪币。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工厂却迟迟不能开工，火冒三丈的戴笠跑去责问工厂负责人，得到的答案让他始料未及：没印版，我们怎么干？
原来，与法币相比，仿制伪币的难度要大得多——并不是伪币的防伪手段有多高，而是伪币的种类实在太多。
当时，国民政府负责发行货币的银行只有4家，而当日军侵入我国后，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扶持起了7家傀儡银行。
这些银行规模有大有小，发行的伪币更是五花八门，总数不下几十种。如果单独仿制一种，数量就不能印得太多，否则容易露馅；而要是制作多种印版，花费的时间又太长，蒋介石恐怕没这份耐心。
在电影《无双》里 我们可以看到制作印版相当麻烦
听完负责人诉苦，戴笠反倒不慌了：印钞票我是外行，但弄几份印版，对于手眼通天的军统来说，就是小菜一碟。
在戴笠的直接指挥下，军统的几条地下暗线立即开足马力运转起来——
与军统暗通款曲的南京汪伪政府财政部长、伪中央储备银行行长周佛海，给重庆送来了日伪发行的各类钞票印版，并且还能做到实时更新；
与军统合作的银行家贝祖诒——也就是著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的父亲——利用职务之便，收集了大量伪币样票，以便军统参考；
军统打入日本特高课的高级特工林一平，每当日军发觉假钞的漏洞时，便将消息及时通知军统，好让他们第一时间调整印刷方式，使日伪一直找不到对付“军统版假钞”的有效办法......
贝祖贻与夫人蒋士云
通过这一系列的组合拳，军统不仅有效打击了日伪在沦陷区的经济，自己也赚得盆满钵满——据“对敌经济作战室”副处长邓葆光回忆，仅军统用假钞从沦陷区购买的大小金条，就多达数万根，其中的一大部分，都进入了军统高层人员的口袋。
但话说回来，由于军统和日伪都没有找到限制对方假钞的有效办法，说到底，戴笠的这套应对方案，属于“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打法，拼的就是看谁能撑到最后。
这种“富裕仗”，共产党自然是打不起的，因此，在1939年2月，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想出了一个另辟蹊径的主意。
彭德怀元帅
提起彭德怀，许多人第一时间想起的，都是他“横刀立马”的霸气、刚直朴实的性格，但很少有人知道，在指挥千军万马之余，彭德怀还有“扒拉算盘”的天赋——
从八路军挺进华北起，彭德怀就应朱德总司令委托，开始负责八路军的经费供给和抗日根据地的财政工作，成为了八路军的“账房先生”。
这份差事着实难干得很，因为八路军实在是太穷——根据史料记载，当八路军刚刚完成整编时，账面上的所有钱加在一起，也只有23万余元，靠这点钱支撑数万大军的衣食住行，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彭德怀与朱德
更要命的是，虽然当时国民政府每月供给八路军60万元的军费，但这笔钱属于定额供给，也就是说，不论八路军如何扩军，钱就只有这些，多一分也没有。
用蒋介石的话说：这叫做“宽给其经济，严限其兵额”——不愧是股票经纪人出身，小算盘果然打得精明。
钱不够用，彭德怀只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1938年1月，彭德怀着手制定了一份堪称严苛的供给标准：每人每天1.5斤小米（16两秤）、1斤菜、油盐肉都是3钱，从普通士兵到总司令，无人例外。
至于津贴费，彭德怀虽然制定了相应标准，但大多数情况也只能停留在纸面上，因为实在是发不出钱来。1939年5月30日，在晋东南根据地纪念“五卅惨案”的集会上，彭德怀发表了演讲：
“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怕困难的......八路军本月每人只发津贴1元，我们的总司令，今年50多岁了，也只领得1元......有人说八路军特殊，这就是我们的特殊，这个特殊我们永远保持！”
我们可以做个简单的对比，1939年，上海申新纺织厂的普通女工，每月平均工资数为17.51元——八路军总司令和副总司令的薪水加在一起，还不如纺织女工的零头，这种情况，放眼世界军史，恐怕也是独一无二。
民国女工
实话实说，八路军的精神特殊，但肚子不特殊，总是这么节衣缩食下去，只会影响八路军的战斗力。
为了摆脱这一困境，1939年2月，彭德怀向党中央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建议：应迅速建立我们自己的银行，在根据地里发行货币！
彭德怀的建议，在延安引起了一波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如今正是国共联手抗日的关键时期，在这个当口建立自己的银行，很有可能授人以柄，让国民党给八路军扣上“破坏统一战线”的帽子。
还有人认为，八路军穷得叮当乱响，根据地的老百姓都看在眼里，如今发行我们自己的货币，老百姓能认账么？
针对这些疑问，彭德怀做出了详细的解释——发行自己的货币，是为了逐渐在根据地里建立起自主而统一的货币流通体系，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日伪在根据地内套取法币，并维持物价的稳定。
与此同时，只要将我们的货币推广开来，还可以给根据地的老百姓发放低息贷款，扶持根据地政府发展生产，最终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
彭德怀的主张，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大力支持。1939年10月，在山西黎城县小寨村的一个院子里，冀南银行挂牌成立了——在许多年之后，它被称为新中国金融事业的摇篮和基础。
冀南银行所在地——黎城县小寨村
在冀南银行开业之初，彭德怀再一次展现了他在金融领域的天赋——
首先，彭德怀对冀南银行的货币（简称：冀钞）发行量做出了严格规定：以根据地人口为标准，总发行量不允许超出人均3元的范围。
其次，严格限制法币、伪币在根据地里流通，老百姓可以用手中的法币或伪币兑换冀钞，而回收上来的法币和伪币，则通过地下渠道，在敌占区收购金银等贵金属，以此作为银行的准备金。
经过这么一番操作，冀南银行的实力很快增强了起来——1940年8月，冀南银行还专门在黎城县举办了一次准备金展览会。
闻讯赶来的老百姓，被银行工作人员抬出的大量银元、元宝、金条等贵金属震得目瞪口呆，纷纷交头接耳：“看样子八路军的钞票不光是纸印的，后面有真金白银哩！”
不仅如此，由于彭德怀严格控制了货币发行量，直到抗战胜利之前，华北根据地的物价始终维持着稳定，有效杜绝了通货膨胀的情况发生。
由于冀钞的信誉良好，不仅很快占领了根据地的市场，就连周边敌占区的商人也乐于接受冀钞，并用它来根据地收购各类土特产品，使根据地和敌占区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商品流通。
冀钞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要问，冀钞既然这么好用，日军就没有盯上它吗？
答案自然是肯定的——日军不仅盯上了冀钞，还先后印制了6000多万元的假钞，想要以此套购根据地的物资，同时破坏根据地的货币秩序。
然而，日军在国统区百试百灵的伎俩，在华北根据地里，却栽了大跟头。
原来，八路军在发动群众排查假钞、普及辨别假钞知识的同时，在冀钞本身的防伪上，也下了一番细致的工夫——
根据资料记载，在冀钞发行之初，所用的印钞纸都是秘密从天津采购的专用纸。这样的纸印刷出来的钞票挺括、品相好看，却也容易被敌人仿制。
在发现日伪军开始仿制冀钞之后，八路军经过一番研究，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转用根据地生产的土纸来印刷冀钞。
这些土纸虽然质地粗劣，但在当时，却成了一个天大的优势——用它印出的钞票相当不耐用，大概使用上半年，老百姓就需要来兑换新钞，回流的速度非常快。
在这一基础上，八路军不仅对每一批次的新钞手工加盖不同的印码，而且对不同批次的钞票，在票版颜色上都做出了微调。
这样一来，日军想要仿制冀钞，不仅需要费力去模仿和生产土纸，而且往往刚刻完票版，新一批的冀钞又出来了，只得推倒重做......花费了大量时间不说，还出不了成果。
八路军兵工厂
靠着这种简单却有效的方式，八路军成功挫败了日伪的毒计，不仅维持了根据地金融秩序的稳定，还在日伪和国民政府的重重封锁下，支持根据地政府开办起了各色工厂——根据资料显示，到1945年，华北根据地已有纺织、造纸、卷烟、采矿、染料等多种日用工业，同时建立起了制造枪弹、火药、手榴弹、地雷等军工厂，基本实现了日用必需品的自给自足。
用现在的眼光看来，这些工厂的规模可能也就比小作坊略强一点，但就是靠着这些简陋的工业产品，八路军不仅获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更为新中国的解放，打下了一个坚实而稳固的基础。
在这一切的背后，我们既不能忘记为之辛苦忙碌的战士和人民，更要铭记以高屋建瓴的眼光，开创了这一切的彭德怀元帅。
谨以这篇小文，向彭德怀元帅致以深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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