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1月底，初冬的陕北，已是天寒地冻。

这一天，刚刚在米脂县杨家沟安顿下来不久的毛泽东、周恩来，来到一间不起眼的窑洞里，专程看望了住在这里的一群人。

在谈话过程中，毛泽东不无歉疚地说道：“你们是无名英雄，工作取得成绩，功劳再大，第一不能登报，第二不能宣传......不过党是记得你们的，总有一天，人民也会知道。”

这些得到毛主席高度评价的人们，就是神秘的中央军委二局。

他们的核心任务，就是破译敌人的密码——如果用一个流行词来形容的话，他们就是党中央身边的“听风者”。

今天，衔笔就来聊一聊，这些“听风者”们，究竟有多厉害。

井岗三杰

1932年11月16日，红军在江西抚州的资溪、金溪地区，歼灭了国民党军1个旅加1个团的兵力，缴获4000余条枪，打了一场大胜仗。

通过这场胜利，军委二局初露峥嵘。

红军报务员

1931年1月，在击败国民党第一次“围剿”的过程中，红军缴获了两部稀罕货——军用电台。

准确地说，应当是一部半——因为其中一架电台的发报机已经被敌人砸坏了，成了一个只能听、不能说的“哑巴”。

看着这台“半残废”的电台，有人提出：既然不能用，还不如劈了当柴火使，省得让人看着生气。

这时，被俘虏后参加红军的原国民党第18师电台台长王铮说话了：“不能发报，也可以截听敌人的通迅嘛。”

王铮将军

在当时，由于根据地的无线电装备基本为零，不少国民党军队在使用电台联络时，便肆无忌惮地使用明语呼叫，压根没把红军放在眼里。

如果能够截听到这些情报，红军自然可以瞄准“七寸”，狠狠打击敌人的要害部位。

王铮的建议，很快被上报给了毛泽东，而一贯重视情报工作的毛泽东也当即做出指示——大力发展我们自己的无线电侦察队伍！

毛主席在井冈山

于是，在之后的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中，缴获敌人电台，就成了红军将士的重点任务之一。

到1931年9月，红军又陆续缴获了9部军用电台，各个军团都成立了无线电队，红军的指挥网络初步建立了起来。

在这个基础上，1932年初，总参谋部进行改组，将原先的侦察局改为情报局，由于这个局在总参谋部的序列中排名第二，“军委二局”便就此诞生了。

而军委二局局长的重担，就落在了曾经做过中央军委谍报科科长曾希圣的肩膀上。

曾希圣

与很多人想象中不同，军委二局在刚刚成立时，就摔了一个不小的“跟头”——

红军有了无线电台，国民党自然也是知道的。因此，从1931年下半年起，国民党部队明显加强了保密措施，在密码的“加持”下，截获的情报成了一篇篇“天书”，让红军指战员们头痛不已。

1932年2月，红军强攻江西重镇赣州，由于无法破译密码，红军没有及时掌握敌人的调动情况，红三军团在赣州城下遭到国民党军的内外夹击，付出了伤亡3000余人的惨痛代价，才最终突出了包围圈。

这次失利，让曾希圣痛心疾首，更让他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破译敌人的密码！

然而，要突破密码这道难关，又谈何容易！

密码原本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古希腊战场上就出现了用密码加密的情报，在我国宋元时代的战争中，用密码加密消息的行为也已经较为常见。

不过，密码开始在我国大规模使用，还是要从电报传入之后算起——

对电报知识有了解的朋友们可能知道，国际上通用的“摩尔斯电码表”，只对应着26个英文字母、0-9共10个阿拉伯数字，以及几种标点符号而已，对于汉语的方块字来说，并不怎么适用。

1871年，上海大北水线电报公司挑出了6800多个常用汉字，以4个数字代表一个汉字的方法，编出了世界上第一本汉字电码本——《电报新书》

后来，清末民初的启蒙思想家郑观应在此基础上，又编写了一本《中国电报新编》，逐渐成为了通用的汉字电码本。

自从汉字电报出现后，各种军事密码、商业密码随即也出现在中国大地上，常见的就有以下几种——

自编密书法：将通用电码本打乱顺序，编出一本新的电码本，实现加密；

密书加密法：双方约定一本书籍，用4个数字分别代表页码、行数、字数，接收到电报后，在书籍中按数字查找便可解密；

数字加密法：在四个数字中加上或减去一个特定数字，进行加密和解密；

公式加密法：采用数学公式，将原本的四个数字转换成为完全不同的另一组数字，从而实现加密；

可以说，为了保守秘密，人们绞尽脑汁、奇招迭出，人类最高贵的智慧与最恶毒的手段，齐聚于这一段小小的密码当中。

《潜伏》中余则成使用的就是密书加密

打个比方来说，这时的曾希圣，面对的就是一把有着无数个锁孔的锁头，只有找到唯一的一把钥匙，才能打开通往胜利的大门。

为了尽快破译敌人的密码，从1932年5月开始，曾希圣与中央苏区最优秀的报务员曹祥仁等人一起，一头扎进了解密的无尽黑夜里。

然而，解密的艰苦与残酷，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曾希圣和曹祥仁整整忙活了两个多月，进展仍然极为有限。

就在两人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前方的红军指战员给他们送来了一份大礼——

1932年8月，红军攻占了江西抚州的宜黄县城。在打扫战场时，战士们在一名被击毙的国军军官身上，发现了一个公文包，里面有一份写着密密麻麻数字的文件。

当这份文件送到曾希圣手中时，他兴奋地差点跳了起来——原来这份文件，是时任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司令孙连仲发给宜黄守军的电文原件，而它所使用的，正是当时国民党军的主要密码，代号“展密”。

更宝贵的是，这封电文已经译出了30多个字，为接下来的破译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孙连仲

靠着这封电文，结合之前破译出来的信息，曾希圣、曹祥仁等人，一路“夺关斩将”，终于在1932年10月份，将全本“展密”破译完成。

正是由于成功破译了敌人的密码，红军才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前文提到的金溪、资溪胜利，军委二局功不可没。

“展密”的破译，让红军高级指战员们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1932年底，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将一个17岁的少年送到了军委二局，专门叮嘱道：“给你们送一个好脑袋来！”

这个少年，名叫邹毕兆。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他无疑是一个“天才”。

邹毕兆

根据史料记载，邹毕兆在1930年参加红军之前，只读过几年私塾，并没有受过什么高等教育。

在参军之后，上级很快发现，这个年轻人记忆力极强，几乎达到了过目不忘的程度，于是，经过层层甄选，邹毕兆进入了三军团无线电队，成了一名报务员。

当上报务员之后，邹毕兆更是如鱼得水——他在极短的时间内，便背下了整本电码手册，并掌握了收发电报的专业技术，成了三军团首屈一指的报务员。

正因如此，彭德怀才会像送宝贝一般，将他送进了军委二局的大门。

彭德怀

来到军委二局没多久，邹毕兆就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破译“猛密”。

“猛密”，是国民党军为了进行第四次“围剿”而启用的“特别本密码”，保密级别、破译难度都是前所未见的。

面对这一难题，邹毕兆再一次发挥了自己的天才头脑，提出了一个破解思路——从电文格式入手。

众所周知，国民党对于公文格式相当讲究，从开头的“奉xxx电”，到中间的“1、2、3......”各小项，再到结尾的“此电”、“奉闻”，一丝不苟，规矩十足。

邹毕兆的思路，就是参考以往电文中的常见重复词语，对比新截获电文中的重复数字，通过归纳分析，找到相对应的文字，从而推算出敌人的加密规则。

对谍战小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发现，邹毕兆的这个办法，实际上结合了密码破译中经典的“综合分析”、“频率分析”、“归纳破译”等多种手法——一个刚刚接触破译工作几个月的少年，就能够想到这种办法，除了“天才”，我实在想不到其他的形容词。

国军电文原件

确定了破译方向，剩下的就是努力向前——曾希圣指挥监听人员，不断截获国民党军的来往电文，邹毕兆和曹祥仁则夜以继日，在海量的电文中查找、对比、分析......

经过不懈努力，他们终于在极短的时间内，破译了“猛密”。自此，国民党军的调动、部署、装备、兵力......都暴露在了红军指战员的眼皮底下，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这是在用玻璃杯‘押宝’，看得准，赢得了！”

根据史料记载，从军委二局成立到1933年7月，军委二局累计破译国民党军各类密码100余本，为红军立下了汗马功劳。

正因如此，1933年7月，中央军委授予曾希圣二级红星奖章，授予曹祥仁、邹毕兆三等红星奖章，“破译三杰”的称号，当之无愧。

从左至右：一等、二等、三等红星奖章

在后来的长征中，“破译三杰”继续屡立奇功——突破乌江、四渡赤水、强渡金沙江......毛泽东的每一个关键决策的背后，都有军委二局的身影。

正因如此，当红军胜利抵达陕北吴起镇时，毛泽东曾经感慨地说道：“军委二局，就是我们长征路上走路的灯笼！”

英雄辈出

当代著名的谍战小说家麦家曾经这样写道：

“密码，是人类毒杀科学和科学家的阴谋和陷阱。这里面需要智慧，却是魔鬼的智慧......”

这句话看上去有些危言耸听，但实际上并不算过分——密码，尤其是破译密码，堪称“天才的坟场”。

二战破译天才图灵 在破译过程中也忍受了巨大的精神折磨

长征的辛劳与长时间、高强度的脑力劳动，已经严重影响了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等人的身体。据邹毕兆后来的回忆，在他刚刚20岁的时候，已经患上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失眠、头痛、耳鸣......一天天折磨着他，整个人甚至都变得有些神经质了。

为了保护他们的身体健康，党中央陆续将他们调离了军委二局，安排到了其他的岗位上。

正所谓“薪火相传”——“破译三杰”虽然离开了军委二局，可他们手里的火炬，则传到了后来人的手中。

这些后来人中的优秀代表，就是继任军委二局局长的戴镜元与副局长王永浚。

延安初期的军委二局 前排蹲坐（从左至右）：戴镜元、王永浚、曹祥仁、钱江、罗舜初 后排站立：邹毕兆

这两个并肩作战的人，人生轨迹却大不相同——

即使在年轻人扎堆的军委二局里，戴镜元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小字辈”。他1919年出生，9岁入团、10岁入党，加入新成立的军委二局时才13岁，是个标准的“红小鬼”。

在“破译三杰”身边，戴镜元飞速成长起来，在长征时期，他就已经成了军委二局中的主力成员之一。

与集体中成长起来的戴镜元相比，王永浚则是单打独斗的“怪才”。

在参加红军之前，王永浚原本是国民党部队里的一名报务员，1933年，他被红六军团俘虏，随即参加红军，成为了湘赣苏区无线电队的一名教员。

由于专业人手短缺，当时的湘赣苏区无线电队，除了负责部队的通信联络之外，对国民党军的通讯主要以监听记录为主，并没有专门的破译人员。

看着越积越多的敌方电文，王永浚开始琢磨：“能不能破译这些电文呢？”于是，在获得批准之后，王永浚抱着一摞电文，钻进了一间茅草屋里，开始了孤独的破译工作。

起初，谁都不相信王永浚能看懂这些“天书”，但不久之后，王永浚拿出的结果，让他们大跌眼镜——仅用了不到两天时间，王永浚就破解了国民党军的一部初级密码！

根据史料记载，从1934年3月到8月，王永浚凭一己之力，破解各类密码近60种，为红二、六军团在湘赣苏区的作战，做出了巨大贡献。

红二、六军团主要指挥员合影

这迥然不同的两个人，在担起军委二局重担之后，配合得却异常默契——

自从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军委二局的工作变得极为繁重。他们不仅要面对从未见过的日军密码，还要时刻注意国民党军的动向，甚至还要监控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举一动，防止特务对边区的渗透......

面对繁杂而艰巨的任务，在陕北安塞碟子沟的窑洞里，戴镜元和王永浚开始分头行动：戴镜元带领着一群年轻人，开始攻克日军的军用密码；而王永浚，则独力承担起了破译国民党军和特务机关密码的任务。

这两条路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充满着荆棘与险阻。

陕北安塞碟子沟 军委二局旧址

要破译日军密码，不仅需要通晓日语，还需要了解日式电报的编码方式、行文格式、发报习惯......这些从未接触过的知识，戴镜元等人只能一边学习、一边破译，工作难度之大，可以想见。

更要命的是，戴镜元带领的这些年轻人，大多数是怀揣一腔热血，从沦陷区奔赴延安的大学生。但枯燥而单调的破译工作，让不少人怀疑起来：“这也算是抗日？”

有的年轻人甚至打起了退堂鼓，找到上级领导，说什么也不愿意再干下去了。

面对这种思想苗头，戴镜元只能一边耐心地做思想工作，一边继续组织开展破译，仅有的空余时间，还要向新同志讲授密码知识，忙得脚不沾地。

在延安的女大学生

与戴镜元相比，王永浚这边就要显得清静得多，但困难却一点儿不少——

从1938年开始，国民党军采取了更为先进的密码，王永浚原先的经验没了用武之地，只能从头开始、重新攻关。

而军统、中统等特务机关为了保持独立性，使用的密码，在加密方式、电文格式等方面，都与军方密码大相径庭，压根不是一个套路。

换言之，在那段时间里，王永浚等于是在与两个敌人同时进行着战斗。

据王永浚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在那段时间里，经常看见王永浚抱着自己的孩子，站在院子里面发呆，一旦突然想起一个思路，就猛地跑回屋里，在本子上计算起来，惹得孩子经常哭闹不止。

有的时候，同志们实在看不下去，就从他手里把孩子抱走，他也浑然不知，直到想通一个关窍之后，他才发现孩子不见了，又开始到处找孩子......

面对着重重困难，军委二局的这些年轻人们，用自己的心血，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惊人的成绩——

1939年，军委二局破获华北日军后勤系统代号“七码”的军用密码，为八路军摸清各地日军兵力配置提供了重要参考；

同年，他们找到了国民党军新密码系统的编制理论，随即破译了大量国民党军在陕甘宁边区周围的秘密调动情报；

1941年，军委二局破译了德军准备进攻苏联的秘密情报，提前将这一消息发给了苏联，事后，斯大林专门发来电文表示感谢；

1942年，军委二局又攻克了国民党内号称“铁壁”的军统密码系统，以此为依据，找到了大量潜伏在根据地里的特务人员；

为了表彰军委二局的功勋，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联名向他们发出了秘密嘉奖，这样高规格的嘉奖，在我党建立以来，还是开天辟地头一次。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曾经专门接见了二局局长戴镜元，在他的笔记本上留下了亲笔题词：“步步前进，就步步胜利！”

毛主席给戴镜元的亲笔题词

屡立奇功

经过14年的艰苦奋战，抗日战争终于迎来了胜利。但是，就在全国百姓欢天喜地、庆祝胜利的时候，军委二局的人们却没有丝毫懈怠，马上投入了新的工作当中——

1945年9月，为了确保八路军顺利进入东北，中央军委需要弄清华北、东北一带国民党军的最新动向。为此，毛主席专门下令，要求军委二局迅速破译情报，为军委提供参考。

而毛主席给出的时间期限，只有7天。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戴镜元、王永浚率领二局全体人员，夜以继日、争分夺秒，终于在期限之内，找到了破译的方法，为八路军顺利进入东北奠定了基础。

接收东北日军装备的八路军

解放战争打响之后，军委二局更是开足马力，上至国民政府国防部，下至各军、师的联络情报，源源不断地被军委二局破译出来，成为了毛主席身边最可靠的参谋。

就在军委二局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1947年3月，胡宗南集结25万大军，气势汹汹扑向延安，意图一口吃掉整个陕甘宁边区。

为了打破敌人的计划，3月18日，党中央撤离延安，随后，在枣林沟会议中，党中央决定兵分三路，其中，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委，拉开了陕北转战的大幕。

作为毛主席的“千里眼”、“顺风耳”，军委二局责无旁贷，跟随着毛主席踏上了这段凶险无比的征途。

转战延安

虽然军委二局的不少同志都经历过长征的考验，但转战陕北，则又是一番完全不同的经历——

首先，在长征路上，虽然战事频繁，但军委二局作为红军的“金疙瘩”，始终位于重重护卫当中，除了头顶上偶尔飞过的敌机之外，生命威胁并不算大。

但是，在转战陕北的过程中，整个中央前委周围，只有区区4个连的兵力，一个不慎，就可能引来灭顶之灾。

其次，为了进攻延安，胡宗南下了血本，专门从美国搞来了先进的无线电测向设备，一旦中央前委开机发报，就随时可能暴露行踪。

攻入延安的胡宗南

面对这种困境，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央前委制定了严格的纪律——非重要事项不得发报，如必须发报，则用小电台将电文发至其他解放区，再由解放区进行转发。

同时，负责监听破译工作的军委二局必须24小时待命，截获的情报必须随时破译、随时上报。

纪律宣布之后，戴镜元、王永浚着实觉得有些棘手了。

前委的命令是绝对的——发报受到限制，如果情报收集工作再跟不上，那还谈何指挥？

然而，就在当时，国民党军在美军顾问的协助下，已经开始逐步开始使用一套号称“在理论上无法破译”的高级密码，想要彻底掐断解放军的情报来源。

如果有一个安静稳定的工作环境，戴镜元、王永浚是有信心破译这套密码的，然而，在转战陕北过程中，连夜行军、躲躲藏藏是常事，连吃饭、睡觉都经常无法保证，良好的工作环境？更是想都别想。

军委二局曾经走过的陕北山路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戴镜元、王永浚率领着军委二局的工作人员开启了义无反顾的攻关。

每到一个宿营地，他们顾不上休息，马上支起天线，尽可能接收更多的情报用作参考；行军的命令一来，他们收起设备便上路，在路上也时刻思考和讨论着破译方法，好几次差点掉进山沟里......

自有电报密码算起，在这种环境中开展最尖端的破译工作，恐怕得算是头一份了。

“有心人、天不负”，面对危险环境和高难密码的双重考验，军委二局不负众望，终于成功破译了这套密码，自此，国民党军队在毛主席面前，再也没有秘密可言。

根据史料记载，仅在后来的淮海战役期间，军委二局就破译了1000余份国民党军队的绝密情报，立下了永远无法磨灭的功勋。

淮海战役复原图

尾声

随着淮海战役的胜利，人民解放军兵临长江北岸，全国解放已经在望。

这时，毛主席终于可以公开表扬军委二局的无名英雄了。1949年2月，毛主席在西柏坡的一次会议上，郑重褒扬了军委二局的贡献：“解放战争中，你们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你们的作用有多大呢？你们起到了一个方面军的作用！”

随后，毛主席下达命令，在全军传令嘉奖军委二局。

这正是：英雄虽然无名，但人民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