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58年5月2日，日本长崎最著名的滨屋百货，挤满了前来参观、购物的日本民众。
这里正在举办的，是一场名为“中国邮票、剪纸、丝绸”的博览会。
在会场里，除了精美绝伦的手工艺品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面鲜红的五星红旗，向日本人民昭示着，这些商品，来自于一个新生的中国。
滨屋百货所在地——长崎滨町商业街
然而，就在这天下午4：20分，3个面露凶光的男人冲进会场，不由分说，一把将五星红旗扯了下来。
这3个人被长崎警方逮捕后承认，他们属于一个名叫“菊旗同志会”的右翼组织，他们声称，破坏中国国旗，只是因为他们不喜欢！
这件事，便是震惊了中日两国的“长崎国旗事件”。
日本右翼分子
这一事件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让人疑惑的是，在当时中日关系已经逐步解冻的情况下，为何会突然发生这样恶劣的事件呢？
今天，衔笔就来讲讲“长崎国旗事件”的来龙去脉。
01 剪不断理还乱
根据现存史料记载，至少从汉朝开始，中日之间就有了官方层面的往来。
在《后汉书.东夷列传》里记载着，汉光武帝时期，倭奴国便曾派遣某位“大夫”前来“奉贡朝贺”，光武帝还曾赐给他们印绶，承认了倭奴国的属国地位。
这枚印，就是著名的“汉委（倭）奴国王印”，是日本文部科学省认证的“国宝级文物”。
——顺带一提，为了纪念这枚印绶的发现，福冈市还专门建了一座公园，把印文放得老大，堂而皇之地摆在公园里，引以为自豪。
这枚印章 现存于日本福冈市博物馆
公园里复制的偌大印文
倭奴国虽然是九州地区的一个小诸侯国，但他们的朝贡行为，无疑为中日之间的交往开了先河。
从这时起，日本与中国的交往就基本没有中断过，毫不夸张地说，所谓的日本文化，完全是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
虽然从清末以来，日本这个“吵闹的邻居”，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但想要将两国真正割裂开来，恐怕是难以实现。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然而，自从新中国建立以来，中日关系就处于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尴尬境地中。
一方面，日本的许多有识之士，认为在日本重建的过程中，中日关系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否则，日本绝不可能走上和平、兴盛的道路。
正因如此，在1949年，日本就成立了“中日贸易促进会”、“中日贸易议员联盟”等组织，致力于促进中日关系的正常化。
日中贸易促进会的发起人之一 鲁迅先生的老朋友——内山完造
1950年4月29日，日本参议院通过了《关于促进日中贸易的决议》，在这份文件中，明确说明了，未来日本将要发展关系和贸易的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另一方面，在“冷战”造就的世界两极化趋势下，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极力阻止日本向中国靠拢。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曾经说过：
“如果日本进入共产主义阵营，苏联、中国、日本结合起来，形势就会变得极为艰巨。”
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就彻底放弃了二战之后给予日本的“中立”立场，开始把日本当做在亚洲限制共产主义国家的桥头堡，先后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共同防御条约》等文件，把日本塞进了由“日本—冲绳—菲律宾”组成的的“第一岛链”之中。
第一岛链
美国这么一掺和，中日关系这个问题，复杂了。
02 日本的小算盘
实际上，对于新中国来说，美国的小动作完全是在意料之内的。
从抗美援朝战争开始，美国就拉帮结派，带领着一群“小弟”，天天叫嚣着要对新中国实施“禁运”、“封锁”，说得直白点，中国已经见怪不怪了。
毕竟，新中国虽然落后，但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接近5亿5千万人口做基础，真要是关起门来过日子，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日本，可是真的受不了。
在美国的眼里，日本只不过是它在亚洲的军需工厂而已，因此，从战后开始，美国给予日本的援助，绝大部分都流进了汽车、机械、化工等与战争相关的行业之中。
至于和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嘛，那就不在美国人的考虑范围之内了。
1946年 靠乞讨过活的日本老人和儿童
另外，作为一个资源贫瘠的海岛国家，对外贸易原本就是日本的经济支柱，看着中国这个偌大的市场干瞪眼，实在不符合日本的利益。
因此，从二战结束后，日本便一边端着“美国爸爸”送来的碗，一边瞅着中国这口大锅，琢磨着怎么来锅里舀口饭吃。
琢磨来琢磨去，日本内阁搞出了一套名为“政经分离”的把戏——
1951年10月18日，日本首相吉田茂在国会就台湾问题进行答辩时，说了这么一番话：
“现在中共未被美国承认，而（台湾）国民政府未被英国承认，即便选择权在日本，其行使也要在考虑各国间关系的基础上决定......我从未向杜勒斯做出承认（台湾）国民政府的保证。”
10月29日，吉田茂又再次表态：
“（日本设置）海外事务所的目的，包括台湾的海外事务所的目的都是通商......如果中共允许我们在上海设置海外事务所的话，那我们也可以设置。”
日本战后首任首相 吉田茂
从吉田茂的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小算盘：
就当时日本的实际情况来看，“美国爸爸”着实得罪不起，但在中国问题上，日本认定了“惹不起躲得起”的路数，能不表态就不表态、能不参与就不参与，给自己留足了后路。
只要不表态，日本就有和中国谈判的底线——你看看，我虽然没承认你，可我也没承认他呀？咱们还是聊下一话题，说说做买卖的事儿吧！
不得不说，吉田茂不愧是老牌政客，“刀切豆腐两面光”的本事着实到家。
用“协和语”来说就是，吉田茂这老头，“狡猾狡猾地”。
在吉田茂之后，日本鸠山内阁、石桥内阁都继续沿用了这套办法，不断地向中国“暗送秋波”。
吉田茂的继任者 鸠山一郎 他有个孙子 叫鸠山由纪夫
对于日本政府的小算盘，新中国的领导人们心里清楚得很——
早在5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便指出：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中日贸易的发展和经济的交流，是完全有它的广阔前途的。”
而在1954年10月，周恩来总理在会见日本议会代表团时，更是发表过一番意味深长的谈话：
“我们承认日本人民的日本，日本人民投谁的票，谁得的票多，谁组织政府，我们就承认谁。日本政府却采取了相反的做法，中国人民不要蒋介石，日本政府却承认台湾代表，是日本政府不承认我们，对我们采取不友好态度，美国压在日本人头上，这是很不幸的，阻碍了中日关系的发展。”
周总理这番话，表达了三层意思——
第一，新中国对日本人民和日本政府都抱有善意，这点毋庸置疑；
第二，你们现在不承认新中国，主要是因为头上有美国人压着，这点我们很理解，官方交往不了，民间可以往来嘛；
第三，但日本政府也别总想着当“两面派”，中日关系要真正发展，你们早晚得有个明确说法！
绵里藏针、点到即止，这就是周总理的外交风格，所谓大国风范，莫过于此。
周恩来总理
可以肯定的是，周总理的这番话，日本政府完全听懂了——大家都是成年人，心照不宣最重要。
于是，就在周总理发表谈话后不久，1954年12月，日本国会便通过了邀请中国通商使节团来日本访问的决议，紧接着，日本便宣布即将从中国增加进口8万吨大豆，并准备了780万美元外汇，作为继续进口的费用。
1955年3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代表团便应邀访问了日本，走访了东京、大阪、神户等地区，受到了日本人民的热烈欢迎。
可以说，在这一时间段，新中国和日本两国，已经逐渐走上了一条破冰之路。
03 破坏者的身影
新中国与日本的民间往来越来越密切，中国人民很高兴，日本人民也很高兴，但在台湾的蒋介石却非常不高兴。
早在吉田茂隐晦地表达要和新中国开展经济贸易时，蒋介石便曾大发雷霆，并通过美国向日本施压，要坚决扼住这个苗头。
在美国的压力下，1952年4月28日，日本吉田内阁和国民政府签订了《日本国和中华民国之间的和平条约》，也就是俗称的《日台条约》。
有了条约做保证，蒋介石终于松了一口气。
蒋介石在台湾
然而，蒋介石没料到的是，在吉田茂看来，这份《日台条约》基本上等于一摞废纸。
在吉田茂本人的回忆录中，对《日台条约》是这样评价的——
“此次签署的条约，并未承认国民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政权，我每遇机会便在审议这个条约的参众两院申明这一点。”
如果蒋介石看到这句话，表情一定是相当精彩。
正因如此，在《日台条约》签订后，日本和新中国之间的民间交往和经济贸易反而有蒸蒸日上的态势，蒋介石虽然恼怒，也只能徒呼负负而已。
然而，就在1957年2月，蒋介石终于等到了他的同盟军——岸信介，成为了日本第56任首相。
岸信介，是个死硬的右翼分子，早在1936年，他就担任过伪满洲国产业部次长等职务，与东条英机等人并称为“满洲五巨头”。
日本投降之后，岸信介被定为二级甲等战犯，扔进了东京巢鸭监狱。
由于岸信介在战时主要负责经济和军需工作，没有受到美国人的重视，1948年，在东条英机等战犯被处死的第二天，岸信介却施施然地出狱了。
这样一个人，居然当上了日本首相，中日关系自然是凶多吉少。
岸信介待过的东京巢鸭监狱
果然，在上台不久之后，岸信介便出访了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到处宣扬“中国威胁论”，称新中国是“侵略国”，是日本身边的“共产主义威胁”。
在回国途中，岸信介还专门拐了个弯，到台湾与蒋介石见了一面，拍着胸脯保证，要和台湾“加深合作”，甚至要支持蒋介石“收复大陆”。
这句话一出，正搔到蒋介石的痒处，简直要将岸信介引以为知己。
岸信介与蒋介石、宋美龄合影
然而，说归说、做归做，新中国和日本的经济贸易，对日本企业和日本国民来说不是小事，在舆论的压力下，岸信介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强行制止中日民间贸易行为。
正因如此，在长崎这场博览会开幕后，当蒋介石得知会场上出现了五星红旗之后，暴跳如雷，马上指示台湾驻长崎的“领事”常家恺，必须把这面五星红旗摘下来！
蒋介石发了话，常家恺自然不敢怠慢，马上跑到长崎市政府提出了抗议。
然而，举办这次展览会的，正是中日贸易促进会的长崎支部，成员都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长崎市政府也不敢轻易得罪，于是，长崎市政府的工作人员只是不咸不淡地应付了两句，便请常家恺走人了。
见长崎市政府这个态度，常家恺明白，靠官方手段是没戏了，左思右想，常家恺想出个馊主意——你们不是不摘吗？我找人摘！
接下来，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第二天，在常家恺给台湾的电报中，详细说明了他的布置——
在长崎市政府碰了个软钉子之后，他便安排领事馆秘书王希武去接洽了菊旗同志会，在王希武的煽动下，菊旗同志会便派出了三名成员与王希武一起去了展览会现场，扯掉了五星红旗。
并且，常家恺还洋洋得意地声称，当日本警方将这三人带走时，“本馆及王秘书都未出面”，不会产生不良影响！
“死道友不死贫道”，这个常家恺，办事实在不地道。
04 醒狮的愤怒
得知“长崎国旗事件”发生后，岸信介内阁迅速做出了反应——罚款500日元，将3人释放。
这是向新中国赤裸裸的挑衅！
然而，岸信介没有想到的是，他所面对的，早已不是那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而是一头已经醒来的雄狮！
事件发生后，周总理怒不可遏，说道：
“日本政府对这个事件不负责任，也不道歉......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很大的愤慨！”
很快，日本政府就明白了，在周总理口中，中国人民的愤慨意味着什么——
5月8日，中国政府宣布停止向日本企业发放进出口许可证，在日本的商业代表团立即回国；
5月9日，中国官方电台向全日本企业发送通电，宣布现有的中日企业间贸易合同全部作废；
5月11日，外交部发表讲话，从即日起，断绝中日之间一切经济、文化交流活动；
与此同时，新中国海军出动大量舰船，对进入东海禁渔区的日本渔船进行严厉缉拿；
根据日方的统计，由于这一事件，日本110家公司的1262份合同被终止，损失金额达到了3500万英镑。
新中国一连串的制裁行动，彻底将岸信介打懵了，他怎么也没想到，二十多年前还对日本唯唯诺诺的中国，如今怎么会变得如此强硬？
因此，当完成连任后，岸信介便非常鸡贼的表示，之前没有向中国送达书面的道歉文件，是因为这种方式并不妥当，出于两国之间关系考虑，希望恢复中日贸易。
岸信介的言外之意，是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受气小媳妇的样子——我之所以没法道歉，都是因为有美国压着，大家相互体谅一下，这件事就这么过去吧！
在外交领域，有些事的确可以让步，但也有一些事，是绝对不能讨价还价的。
面对岸信介既不愿认错、又想占便宜的嘴脸，周总理答复地非常痛快——
1960年4月10日，周总理在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明确表示：
“岸信介政府一天不放弃敌视中国的政策，中日关系就一天不可能改善。中日关系目前的不正常状态，其责任完全在于岸信介政府！”
面对周总理义正辞严的谴责，岸信介会作何回应，我们已经不得而知——因为在2个多月后，他就由于强行通过《新日美安保条约》，在日本国内引起轩然大波，不得不灰溜溜地辞职了。
自此之后，岸信介隐身于日本政坛幕后，直到46年后，他的外孙安倍晋三成为日本首相，岸信介这个名字才再一次与日本的最高权力联系起来。
不得不说，“长崎国旗事件”，对于新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是一次巨大的打击，直到14年后，当新中国和日本正式建交时，中日关系才回到正常轨道上来。
然而，以周总理为首的新中国外交人员，在这场事件中体现出来的坚持原则、敢于斗争等精神，也使全世界再一次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国，绝不可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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