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是黑暗、屈辱、不幸的朝代？晋朝如何突破二世而亡的历史瓶颈期？皇室与士族共治秩序的产生，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
《晋朝的死结》是一本完整的两晋政治史读物，全面揭示了两晋兴衰背后的深层次治理逻辑与历史因果，多角度透视了晋王朝的困境。书中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环境等多方面出发，结合人物个案和家族研究，剖析了导致晋王朝衰败的死结现象，并关联东汉与三国时代的历史经验，指出北朝、隋唐兴起背后的机理，揭示晋朝在中国历史上两次绝无仅有的价值。本书以简明晓畅的文字勾勒出两晋历史演变的线索，为普通读者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入门指要。
《晋朝的死结》，沈 刚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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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挑战礼教的背后
公元249年，曹魏正始十年，何晏、邓飏等人被杀，年仅24的王弼随即被罢官，不久死于一场疫病之中。五年之后，夏侯玄、李丰等人被杀。被称为"正始之音"的名士圈子几乎折损殆尽。但是，源起于曹魏勋贵二代的玄学探索并未终止，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相当程度上引领了魏晋交替期的士林风尚。
"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之说，最早见于东晋《魏氏春秋》的记载。高平陵政变前后，在洛阳附近山阳县的竹林里，当时没有官职的隐士，即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等七人，聚在一起饮酒、谈玄和论诗。陈寅恪先生曾提出异议，认为先有"七贤"后有"竹林"，东晋士人受到佛教"格义"学风影响，取佛经中"竹林精舍"之名和《论语》中"作者七人"的说法，附会出"竹林七贤"一说。无论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同游竹林的故事，可以肯定的是，阮籍、嵇康等所谓七贤，并没形成固定的政治或学术团体。
"竹林七贤"的政治态度也不尽相同。其中嵇康是曹操的曾孙女婿，高平陵事变后，数次拒绝司马氏兄弟征辟，阮籍和向秀虽然勉强进入了组织体制，内心可能对于司马氏暴力篡政充满反感。山涛在高平陵事变前辞官，担忧曹爽与司马懿政治斗争会波及自己，希望通过隐居免祸，一旦双方胜负底定，他就主动加入到胜利者主导的朝廷。王戎比山涛更为注重政治正确，一生得以在魏晋政权高层为官，一直活到晋惠帝"八王之乱"时期。阮籍之侄阮咸和刘伶仅有较短的入仕经历。
史籍中缺乏竹林名士清谈的记载，嵇康、阮籍和向秀等人颇多著述，延续了正始名士对于老庄哲学的热情。司马师、司马昭兄弟控制国家政权后，仍以维护儒家名教价值为号召，嵇康反其道而行之，论点比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更为激进，他写作的《释私论》中，倡导"越名教而任自然"，置名教于与自然对立的地位。在《难自然好学论》中，他又提出"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瘸"，公然否定儒教作为国家统治理论的地位。阮籍早期尚主张天人合一，晚年蔑视礼法，写作《通老论》《达庄论》，思想上完全认同老庄。他在《大人先生传》中，畅言"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实际上否定君主专制的法家方法论。
《晋书·向秀传》中记录，向秀晚年为《庄子》作注，"发明奇趣，振起玄风"，可惜未注解完就去世了，之后由郭象完成。郭象可能窃取了向秀部分的成果，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于天下。《庄子注》与《易经注》《老子注》并列，成为推动魏晋自然至上价值的玄学经典。
高平陵政变之后，司马氏父子对顶尖名士的灭族之举，一度使士林气氛相当压抑和紧张。这一时期名士更多地以"任诞"的方式，发泄心中的痛苦和愤懑，表达对司马氏统治者的不屑。所谓"任诞"，即是不加节制地饮酒作乐，借酒故意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非礼举动。《世说新语·任诞》中保留多则记录。《世说新语·排调》中，还记录了竹林名士集体醉酒的故事。"嵇、阮、山、刘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往。步兵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王笑曰，卿辈意，亦复可败邪。"步兵即为阮籍之别称。
宠臣钟会写作《四本论》后，敬仰嵇康的学名，曾亲往拜访讨教。嵇康居然在打铁，向秀及吕安在边上拉风箱当下手，对于钟会根本爱理不理。司马昭爱惜阮籍的才华，想为长子司马炎迎娶阮籍之女，派人前往提亲，阮籍居然连续喝酒六十几天，天天大醉昏昏然，致使来人无法与之正常对话。
除了这些政治原因下的故意"任诞"，阮籍等人还有更多不合礼教的荒唐行为。阮籍的母亲去世，阮籍服丧期间，照样喝酒吃肉，安葬母亲时，还蒸了肥猪，喝了两斗酒，然后向母亲遗体告别，大哭吐血。步兵校尉的岗位空缺，阮籍听说营房厨房里储存数百斛酒，立即要求担任步兵校尉的职位。阮咸宠爱姑母的鲜卑女婢，他为母亲守孝时，姑母带着女婢远行，阮咸借了客人驴子，身穿孝服将其追回，随后成婚生子。刘伶喜好酗酒，经常乘一鹿车，带着一壶酒夜游，又命人拿着锄头跟随，说死了就将其埋掉。这些做法还被一些士大夫赞赏，争相仿效。
公元262年，曹魏景元三年，嵇康及好友吕安被司马昭下令处死，这和钟会的构陷有着极大关系。嵇康当时牵涉吕安的冤案。吕安之妻被其兄长吕巽迷奸，嵇康力劝吕安息事宁人，吕安反被吕巽以不孝敬母亲的罪名告官流放。愤怒的嵇康为吕安辩护，吕安也写了言辞激昂的信给他，造成很大的风波。钟会乘机向司马昭进言，称嵇康曾企图前往淮南参与毌丘俭的叛乱。山涛回到组织体制内做官后，嵇康还写作《与山巨源绝交书》，其中自称"非汤武而薄周孔"，即否定汤武换代革命，轻视周礼和孔子儒家学说。这些都引起准备发动禅代的司马昭的相当不安。
临刑之时，京师洛阳三千余名太学生要求赦免嵇康，请他去太学教书，遭到司马昭断然拒绝。嵇康在刑场上神色坦然，他从日影算出离行刑尚有一段时间，就向兄长要来平时弹奏的古琴，平静地抚起《广陵散》。这是一支讲述战国聂政为父报仇刺杀韩傀的古曲，嵇康得人所传但未传人，不由叹息道："《广陵散》于今绝矣。"遂从容受死。
对于嵇康、阮籍等名士挑战儒家礼教的思想和行为，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曾有评论："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
《资治通鉴》中对何晏等正始名士颇多批评，而对于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贤较少议论。关于嵇康之死，仅记录隐士孙登在嵇康来访时的一段告诫："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即认为嵇康不过是书生，含有同情和惋惜的意思。《资治通鉴》对正始、竹林名士不同的态度，可能与两批名士不同的背景有关。正始名士大多为曹魏贵戚的二代，是曹魏代汉的受益者，位居朝廷的高位，竟然带头把老庄之学引入名教，开启了怀疑儒家价值风气之先。竹林名士的地位较低，处于体制边缘，对司马氏父子篡政、实质毁弃儒家伦理的行为无可奈何，而司马氏父子偏偏还要高举维护名教的大旗，嵇康、阮籍等人采取激烈反对名教的行动，确实有被动的一面。
作者：沈 刚
文：沈 刚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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