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昨天发布了《北伐战争，彭德怀初会比自己年长两岁的叶挺，口中连称“受教了”》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讲的是：1926年7月，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正式讨伐北洋军阀。彭德怀所在的湘军第2师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军独立第1师，周磐担任师长，他本人任第1团第1营营长。他在成为了第1团的代理团长，率领第1团协同国民革命军第4军叶挺独立团围攻武昌时，和北伐名将叶挺有了合作和交流的机会。
不过，从总体上说起来，彭德怀和叶挺的这一次交往，只停留在表面，并未展开深层次的灵魂对答，仅为泛泛之交。
就彭德怀波澜壮阔的一生来说，他在北伐战争中收获最大的既非结识了叶挺，也不是自己的官职得到了提升，甚至于运兵打仗的经验积累等等，都是不值一提的东西，而在于他的革命思想有了质的飞跃。
这，还得从一个名叫段德昌的人说起。
段德昌后来和彭德怀、叶挺等人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
老覃在多年前发布的《叶挺脱党十年，缺席土地革命战争，如果活到1955年，能评上元帅吗？》一文中也论证过，就革命资格论，叶挺和朱老总、贺老总、陈老总、刘帅这些人是差不多的。而且，他先后参加和领导了我军建军著名的三大起义中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在南昌起义中担任前敌总指挥，在广州起义中担任了工农红军总司令。毛主席因此称叶挺是“共产党的第一任总司令”，说“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他写起”。
也就是说，如果叶挺在1955年还活着，必定是元帅之一。
至于段德昌，老覃早年也发布过《著名军事家、湘鄂西常胜将军， 55授衔前毛主席想起他两眼泪花》一文，文中提到，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亲自为段德昌填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壹”号烈士证书。
把段德昌排在烈士第一号，足见其对段德昌的看重。
而在1955年授衔前，毛主席在听取彭德怀和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的汇报时，谈到了段德昌，他的心潮起伏，两眼泛泪，致使汇报不得不中断，改日进行。
毛主席和段德昌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1年4月，当时，毛主席以省督学的身份，与新民学会会员易礼容、陈书农从省城经岳阳、华容来到南县考察国民教育和进行社会调查，听说了南县高等小学堂学生段德昌领头造反，赶走了县劝学所所长，不由大感兴趣，产生了要结识段德昌的强烈想法。
在南县新任劝学所所长严世杰的引见下，毛主席和段德昌见面了，他们坐在坪前白石云龙上畅谈人生和政治抱负。
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段德昌主动为毛主席带路，一起走村串户，做社会调查，成为了毛主席手下的得力干将。
毛主席回到了长沙，写信让段德昌报考长沙雅各中学，引导他投身于省城的革命活动，并介绍他到文化书社宁乡分社代理经理。
1924年，毛主席还安排段德昌与何长工共同在华容南山创办新华学校，称赞他为“好同志”。
1925年，段德昌又在毛主席的介绍下，由中共湘区委员会派入黄埔军校学习。
1926年春，毛主席到广州中央政治讲习班讲学，和段德昌重聚，了解到了段德昌在黄埔军校里的各种优异表现，竖起了大拇指称赞说：“德昌弟有出息，真有出息！”
北伐战争中，段德昌的身份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国民革命军第8军第1师政治部秘书长、政治部主任兼《北伐周刊》主编。
彭德怀率独立第1师第1团协同国民革命军第4军叶挺独立团围攻武昌期间，在第1营指导员米青的介绍下，认识了段德昌。
说起来，在1923年的长沙“六一”惨案的反帝游行队伍中，彭德怀时为湖南陆军讲武堂学习的军官，段德昌时为长沙市中华圣公会雅各中学的学生，他们都走在各自队伍的最前面，在同在一条大街上示威游行，彼此见过面，只是互不知对方姓名罢了。
段德昌作为第1师政治部秘书长，经常深入第1师官兵中帮助整顿部队，加强对士兵的政治思想教育。他发现，彭德怀带领的第1团第1营是独立第1师中军纪最明、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因此对彭德怀大有好感。
两人相识后，他向彭德怀询问起治军心得，彭德怀的的回答简洁有力：“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令而不行。”
段德昌遂与彭德怀惺惺相惜，多次和彭德怀交心会谈，向彭德怀介绍有关共产主义的思想，并送来了不少进步书刊，让彭德怀有一种拨云见日的感觉。
话说，北伐军攻取了武昌之后，彭德怀部经孝感进发至当阳城，收到师长周磐的命令，说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残部已由宜昌经玉泉山溃退，特令第1团进占当阳城西的玉泉山，截击逃敌。
段德昌随军行动，他们到达玉泉山时，天色已晚，部队就地宿营。
玉泉山有“三楚名山”和“荆楚丛林之冠”的美誉，《三国演义》第七十七回《玉泉山关公显圣，洛阳城曹操感神》中写，关公败走麦城，被俘身死，怨气冲天，一魂不散，荡荡悠悠，飘到了荆门州当阳县的玉泉山，在空中发出怒吼：“还我头来！”弄得玉泉山一带的百姓不得安宁。最后是通神得道的道长出面劝喻：“君无头则冤，然则颜良、文丑之头何在？”关羽羞惭不已，悄然而退。
书中既有这样的故事，玉泉山上自然建有关帝庙，并刻石标明：“关公显圣处。”
彭德怀与段德昌在庙中的关公塑像前铺草就寝。
廊前月色映入，但见关公塑像栩栩如生，须发毕现。
段德昌忍不住指着关公的塑像问彭德怀：“关公被尊奉为了武圣人，请问，你对这位武圣人有何看法？”
彭德怀抬了抬眼皮，不以为然地讥笑说：“什么武圣人？不过是封建统治者的工具罢了，关公的一生，忒没意思。到了现在，还被统治阶级利用，就更没有意思了！”
段德昌想不到彭德怀的思想觉悟提升得这么快，大有一种“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感觉，一骨碌地坐了起来，兴奋地问：“那你说说，要怎样做才算有意思呢?”
彭德怀不假思索地说：“为广大劳动人民谋利益才有意思。”
段德昌愈加高兴，继续问：“你认为国民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
彭德怀铿锵有力地回答：“实现耕者有其田，织者有其杼，居者有其庐，老幼有从依。”
段德昌目光炯炯，注视着彭德怀，说：“孙中山先生说‘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彻底的革命’，但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决不应该停留在耕者有其田上，而应当是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由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再发展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行共产主义制度！”
啊？！听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八个字，犹如一股电流传遍身体，彭德怀躺不住了，也一骨碌坐了起来，看着段德昌，激动万分地说：“对，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才是人世间最美好的社会，我们就应该为这样的理想而奋斗！”
段德昌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我们共产党就是按照这样的理想斗争的。现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已经消灭了阶级剥削，实行了按劳分配，我们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那一夜，两人畅谈了两个小时。
畅谈过后，彭德怀再也睡不着了，他的身上热血沸腾，心潮澎湃。
太阳从东边升起的时候，他的心中已经是一片亮堂堂的了——他，已经找到了救国救民的大道和人生的终极意义所在。
40多年后，也就是在1970年，他在《第三次简历材料》中回忆起这一夜与段德昌的谈话，无限深情地写：
“彼此高兴地畅谈了约两个小时，使我受益不少，当时表示了对他的感谢及内心的敬佩。到现在，有时还回忆起这次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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