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ALAOZHOU
1917年夏天，钱玄同走进了北京绍兴会馆的一间屋子里。
他是来替新创办的杂志《新青年》约稿的。
彼时，新文化运动正轰轰烈烈进行中。
文化界知识分子满怀救国救民的热情，纷纷寻找救亡图存的新方法、新思想。
其中陈独秀办的《新青年》是最生机勃勃的。
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人纷纷加入了《新青年》编辑部，并四处寻找有识之士投稿。
曾经发表过《摩罗诗力说》的周树人给钱玄同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于是，钱玄同来到了周树人于北京的寓所——绍兴会馆，向他约稿。
他说，陈独秀办了《新青年》杂志，你也许可以作一些文章投稿。
如果是日本留学期间的周树人，一定会怀抱着极大的热情加入他们。
日本留学期间的鲁迅
日本留学时期的周树人是一个斯巴达式的勇士。
他是那批官费留学生中第一个剪掉辫子的，业余时间学柔道和摔跤，随身带着一把小刀。
他满怀热情地加入了革命组织光复会，甚至一度接到回国刺杀清朝大员的任务。
他毅然写下“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样的誓言诗，弃医从文，相信他能靠文字唤醒他的同胞。
但是此时周树人听了，却没有表示出什么兴趣。
他买过这本杂志，读后觉得无趣，又丢开了。他不认为《新青年》能对社会有多大作用。
此时的他和那个留日的斗士截然不同了。
他头发糟乱，一年四季穿着黑袍子。
成日在屋中伏案，埋头整理散落了一桌子的古碑抄本。
图片@《觉醒年代》
他消瘦，不修边幅，给自己刻了一方石章，曰“竢堂”，又给自己选了一个号，叫作“俟堂”，大有在这屋子里等死的意味。
周树人的改变是有原因的。
起初，他想回东京创办《新生》杂志，可惜杂志流产，翻译出版的小说也积压了一千多册卖不掉。
后来，革命者建立的军政府接管了绍兴，邀他去做校长，可是他却悲哀地发现，这些所谓的革命者腐败的速度一点都不比旧官僚慢。
最后，周树人接受蔡元培的邀请来教育部做佥事，又遇上了袁世凯称帝之心膨胀。
袁世凯对这帮以蔡元培为首的知识分子十分痛恨。鲁迅为了避免招来袁世凯的猜忌，开始埋头拓本、抄古碑之类的事情，一抄就是五、六年。
还有那段母亲包办下的婚姻，彻底断绝了他生活的一切可能——他宁可孤独漂泊在外，也不愿回绍兴。
他心中的热情已经灭了，如炉灶里的死灰，生气全无地埋着一点火星。
但是，钱玄同分明看见了，周树人心底那一点点火星，还有复燃的希望。
周树人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钱玄同说：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1918年，周树人终于经不住钱玄同和陈独秀的怂恿，开始向《新青年》投稿了。
他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了自己第一篇白话文小说，也是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一——《狂人日记》。
刊载于《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的《狂人日记》
鲁迅一出手，就是白话文学的巅峰。
这篇以文言文开头、白话文结尾的精悍短篇小说，犹如一颗炸弹，引爆了文化界的大动荡。
从《狂人日记》到《白光》，他四年间一气写下了十多篇白话小说，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追捧。《狂人日记》甚至被选进小学的国文课本。
不仅北大等高校聘请他为老师，文学界更是奉他为大宗师。他参与创办《语丝》周刊，发起“未名社”和“莽原社”，一度被视为一派文坛领袖。
可以说，鲁迅把新文化运动推向了另一个高度，替一众知识分子交出了白话文运动最好的答卷：
“《狂人日记》是揭发中国历史的‘吃人’的本质，《孔乙己》则是表现冷酷人世的另一种‘吃人’的真实；《药》凸显了老百姓的深入骨髓的愚昧，《风波》则强调了中华民国的徒有其名的脆弱。《白光》描绘出旧式文人的无可挽回的悲剧，讽刺和控诉都远比《孔乙己》犀利；《阿Q正传》对病态的国民灵魂的透彻的揭发，对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情形的深刻的表现，更是汇聚成宏大雄壮的启蒙的呐喊，显示出“五四”那一代人对社会批判的最高水平。”
文章越来越写得振聋发聩，但是鲁迅却越来越不“纯粹”了。
他越来越不像一个“纯粹”的斗士。
他始终保持悲观的怀疑，甚至怀疑自己的文字，他始终是一个不彻底的信仰者。
他深知自己并没有全然说出自己的真正思想，只是为了疾呼而疾呼：
“几年以来，有人希望我动动笔的，只要意见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够支撑，就总要勉力写几句东西，……人生多苦辛，而人们有时却极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惜一点笔墨，给多尝些孤独的悲哀呢？”
这种“不彻底”正是鲁迅思想的真正深邃之处——他从来不会为了某一个旗帜奔走呼号，一旦他举起某一个旗帜，他必定会停下来反思，这旗帜本身又一定全然正确吗？
在他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就很明显地表露了这一点。
《狂人日记》｜鲁迅
这篇著名的白话文小说，却以文言文开头：
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识。
而白话文正文，则为十三篇日记，讲述了“狂人”眼中异化的世界：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
狂人觉得旁人要吃自己，世人都要吃自己，他不明白为何人要吃人，便翻开史书找答案，结果书里满满写着“吃人”二字。
狂人觉醒了，在别人眼里却是疯了。他想劝大家不要吃人，却招来别人白眼。而且，他惊讶地发现，原来吃人的人不仅是愚昧的世人，自己的哥哥也吃人，甚至就连自己也极有可能吃过人。
他再也无法高高在上清醒地批判他人，因为当他以为自己觉醒的时候，又悲哀地发现，自己和愚昧的世人毫无差别：
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
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
而文末看似留给觉醒者希望的“救救孩子”不是真正的结局。
狂人的结局藏在了一开始的文言文开头中：“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
狂人早已“痊愈”。
赵延年木刻连环画《狂人日记》（局部）
在鲁迅笔下，《狂人日记》有两个世界，一个文言文世界，一个白话文世界。白话文象征着觉醒和反抗，而文言文世界象征“吃人”的旧社会。
他把反抗者“狂人”的结局写进了文言文的世界中，暗示着即便像“狂人”一样的觉醒者，最后还是选择与旧世界同流合污。
这意味着，鲁迅的笔刃甚至刺向了革命本身：
当觉醒者为自己的觉醒而自得时，他却一针见血地写出了所谓觉醒本身的局限性。
有人说这是鲁迅信仰上的不彻底，但是，正是这份不彻底，让鲁迅的文字真正有了跨时代的价值。
在《药》中，他没有为那个因为革命牺牲的夏瑜安排一个英雄式的光辉结局，只是在那乱坟岗似的坟茔上放了一圈小花。那个自诩精神胜利的阿Q，在临刑前竟然也生出一股绝望的悲哀。
他从来都不只是批判，他是在反思。
封建礼教在吃人，传统迷信在吃人，可革命就不吃人吗？
每个人都在害怕被吃，但是一旦有了一点权力，又开始在想怎么吃掉比自己更弱小的人。
中年时期的鲁迅，摄于上海
鲁迅无法完全遵从文化启蒙的令旗，去为了某种立场不顾一切呐喊。
因为他尖锐地看到了世人面临的真相——昏睡的世人是绝无可能被唤醒的，他们只有一条路，死，然后在死亡的烈火中死而复生，那时候，世界才会迎来新生。
正是这种超越革命者自视甚高的冷峻，造就了鲁迅的思想立体度。
深刻怀疑一切，甚至怀疑自己，造就了鲁迅的思想深度和历史跨越性。
可以说，只有读懂了他文字里镣铐与犹疑，读懂了鲁迅为何是“不纯粹的斗士”，才能真正读懂他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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