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党中央召开会议之际，潘汉年主动交代他在抗战期间曾被人挟持到南京会见汪精卫一事，此后因此被怀疑为内奸而遭到逮捕，1963年被最高法认定为“长期隐蔽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内奸分子”，获刑15年。
当年对潘汉年案持怀疑态度最深的就是陈云，迫于局势压力，直到十年动荡结束，出任中纪委第一书记并主持冤假错案平反工作后，他才得以全力以赴为故友平反，这件事几乎成了他晚年唯一的心愿。
1979年10月末，因结肠癌即将手术治疗前，陈云给时任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写了一封信，信中只交代了一件事，正是潘汉年案。
“虽然这次是小刀，但人老了为防万一，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潘汉年问题的解决，此案需要重新审查。”
事实证明，在陈云的推动下，潘汉年案最终得以平反，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陈云在其中付出了多少心力，笔者将在本文一一讲述。
先来看整件事的背景，也就是潘汉年的特殊革命经历。
上世纪30年代初，因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投敌，中央委派陈云担任新的负责人，潘汉年在他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也是中央特科领导者之一。
两人同时调入中央特科，而后先后从上海到中央苏区，又先后从长征路上被派回上海恢复白区组织，后来又从上海去了苏联，因长时间保持的工作关系，让陈云对潘汉年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
后来在潘汉年被错捕错判后，陈云表示怀疑的原因有三点。
其一，认定潘汉年叛变投敌，为何后来刘晓领导下的上海地下党组织能够在整个抗战及内战阶段完整保持下来？
其二，认定潘汉年与上海“二六”轰炸有关，利用国民党秘密潜伏电台提供情况，难不成统治上海多年的国民党连杨树浦发电厂在哪都不清楚？
其三，认定潘汉年阴谋破坏1936年国共谈判，陈云作为当时我党主管同国民党接触工作的负责人之一，为何从未察觉到这一不良情况？
由此可见，在为潘汉年平反这件事上，陈云并非是一厢情愿，而是有理有据，与此同时，在他看来，潘汉年案还关系到了当时整个隐蔽战线的冤假错案平反问题。
就在潘汉年蒙冤后，很多曾与他存在工作关系的隐蔽战线工作人员都遭到了牵连，陈云也曾是隐蔽战线的领导者，无论如何，他都不能坐视不理。
出任中纪委第一书记后，考虑到潘汉年案的特殊性，知情人极少、复查难度极大，陈云委托曾与潘汉年同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刘晓搜集案件材料。
结肠癌手术痊愈后，陈云一再提出复查潘汉年案，可这方面的工作还是进展缓慢，直到1980年11月，廖承志在一次会议上的仗义执言，让整件事迎来转机。
当时，廖承志提出了与陈云一样的质疑理由，也坚信潘汉年绝非叛徒之流，会后，他将发言整理成文字交给陈云，再加上陈云指示公安部整理了一份关于潘汉年案处理过程的材料，于3月2日呈送邓公、李先念、胡耀邦。
“我收集了一些公安部的材料和潘汉年同案人的材料。这些材料，并无潘投敌材料确证。而且对于刘晓、刘长胜同志等能在上海保存下来反面提供了潘并未投敌出卖组织或某一个同志。我建议中央对潘汉年一案正式予以复查，可交中纪委办理。”
很快，陈云的提议就得到了3位领导人的同意，这也给了他莫大的信心与鼓舞，从那之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责成中纪委复查潘汉年案，经过长达1年多的全面调查，中纪委最终认定潘汉年是“内奸”的结论不能成立，应给予否定。
1982年8月23日，党中央根据中纪委复查结果正式发出通知，潘汉年终于迎来沉冤得雪的时刻，因此受到牵连的其他革命同仁也看到了平反希望。
11月9日，陈云致信夏衍，此人也是潘汉年的老同事、老朋友，希望夏衍能够写一篇纪念潘汉年的文章，以此让党内外都知道他是一位卓越的革命斗士，由此，《纪念潘汉年同志》一文日后在人民日报发表，再一次让世人明白什么才是“一片丹心照汗青”。
文章的最后，笔者想说的是，很长时间以来，世人对陈云的印象都是冷静、稳健、严谨，似乎不太会感情用事，但其实，他从来都是一位性情中人，竭力促成潘汉年冤案平反，正是他对战友情深义重的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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