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两期发表了《 揭秘：牡丹江畔的里法头、南泡子和那些湖的来龙去脉（之一） 》和《 揭秘：牡丹江畔的里法头、南泡子和那些湖的来龙去脉（之二） 》得到很多朋友的肯定和留言，大家对牡丹江的南泡子、里法头这个话题都很感兴趣，我那就继续发有关南泡子第一次和第二次治理的老故事。
挖呀挖
（文/陈达）新中国建立后，牡丹江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全市企事业干部职工义务献工先后修建了牡丹江大堤，扩建了海浪河大桥的北端，持续数年有10万以上的民众参加春季植树绿化活动。
1956年春，全市人民响应毛主席提出的“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的伟大号召，积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从3月28日起全市职工共同奋战，齐心协力去消灭“南泡子”这个卫生死角，这是针对“南泡子”的第一次治理。
活动从3月28日至4月24日持续了27天时间，全市职工干部耗费人力31232个，外运土方63530立方米，直接将挨近人家的南泡子部分填埋。同时，还用工733个，完成了4处污水排放口的堵塞。昔日臭名昭著的臭水泡（南泡子），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一劳永逸地被抹掉。
然而，首次治理南泡子行动虽然解决了“臭水沟”不再臭的老问题，但排涝通道及滞蓄空间被压缩导致的排水等级降低，也带来了市区南部排水不畅的“内涝”新后果。
虽然在1957年市政公司铺设了新安街（西四条路）至牡丹江排放口和铁南区排水干管，其实际排水效果并不令人满意。但逢大雨、暴雨来临，因降雨无法及时过流，在铁南区低洼地段即产生大片较深的积水，形成的城市“内涝”直接影响了城内交通和人们的生活。
1966年，“南泡子治理大会战”再次在牡丹江市展开，这次整治的目标定位在提升城市环境面貌和生态水平，着重解决与牡丹江相关的水的污染、水的破坏、水的浪费，水的供给不足等人水之间的矛盾。
当时，正值“文革”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条件极为艰苦，然而，即便是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牡丹江市人民依然满怀热情、顶着酷暑严寒，日以继夜地奋战在臭气熏天的建设工地。他们通过汗流如雨的埋头苦干，将1956年被填入南泡子的6万方泥土又重新挖掘出来运到郊外，使得原来的河道和6处污水排放口也得到重新恢复。
1949年至1966年，牡丹江市区人口从11万人，猛增至近40万人，许多地方私建乱建严重。随着南泡子周围建筑物的增多和建筑占地面积的扩大，导致南泡子可挖掘的规模缩小。随之而来的是，它的调节雨水和污水的功能也大不如前。
尽管这次会战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人们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但治理的效果并不如预期。1967年的一场小规模暴雨，就导致了南泡子附近1000多户居民被淹，这反映出治理工程方面的不足。
面对第一次治理南泡子遗留下来的惨痛教训，对南泡子的再次整治无疑是在“亡羊补牢”，这个教训无疑在提醒我们历史留给人类试错的机会不多……
在随后的文革十年动乱期间，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浪潮，将南泡子问题抛在了一边，直接忽视。
这期间，日益增加的牡丹江城市人口已多达50万，牡丹江人的生活空间也在扩展。1976年牡丹江日报社家属房盖在了南泡子的“泡子沿”，8岁孩童王凤斌也随家迁居于此，直到今天即将在报社印刷厂退休的王凤斌，仍安居在南市街97号的世纪家园小区。他亲眼见证了南泡子近五十年来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在王凤斌的眼中，原来的南泡子是一条承载着污水的沟渠，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恶臭，仿佛是被“泡子沿”散发出臭气所阻隔，大安路也在这里戛然而止。
污水渠连接着几个同样散发着臭气的大泡子，它们是城市下水道和工厂废水的汇聚之地。在这些大泡子中，污水和秽物经过沉淀分离，剩余的污水则顺着南泡子的河道，缓缓流入牡丹江。
每当大雨倾盆，南泡子里的污水、雨水的混合物泛滥，经常会溢出河道，如脱缰野马肆意横流，有时甚至淹没到家门口。王凤斌记得，有几次家里还进了水，清理起来极其困难，那种恶心的感觉至今仍记忆犹新。遗留在家中的异味，即使打开门窗通风，也需要一个多星期才能逐渐消散。
南泡子周遭的环境脏乱不堪，水面上漂浮着各种垃圾，一潭死水散发着阵阵恶臭，让人望而却步。有人曾形象地将“南泡子”比作牡丹江的“龙须沟”，这个比喻生动地描绘了这片区域曾经的荒凉与污染。
（未完待续……下篇文章将介绍南泡子第三次治理的故事，如果您怕走丢就请关注本网易号“牡丹江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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