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俗称“黑心货”，指的是有毒的假货，不仅是冒牌货，而且会伤害人，甚至置人于死的仿冒品。《听海涌》在战后法庭审判上有一幕，刻意安排在真实历史中已死于日军之手卓还来领事，突然接到国民政府的训令“ 台湾人民应自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之日起，恢复中国国籍，即日起，无论台湾本岛、或海外之台湾人，皆以中国国民身份对待之。”在戏剧中，这位早已殉国的烈士被《听海涌》的编导被改编成“因妻儿遭害和自身受辱”，抗拒上级的命令，要求把台籍战犯当日本人来审判定罪，最终报一箭之仇。这种剧情就是典型的历史造假黑心货。

由于国民政府在二战后的国籍政策，是真实的历史存在，并非虚构，不能瞎编以欺骗世人。国民政府于1946年1月12日颁布节叄字第01297号训令（又称为《台湾同胞国籍回复令》）。其中宣布：“台湾人自1945年10月25日起一律恢复中国国籍”；紧接着，行政部门又于同年2月26日颁布《台湾人财产处理原则》，其中规定：“除被认定触犯战犯或汉奸罪者外，台湾人的财产和本国人一样受到中国法令的保障”。

对于旅外台湾人，国民政府又于1946年6月22日公布《在外台侨国籍处理办法》，办法中宣布旅外台湾人只要依照华侨登记办法向中国驻外使领馆单位登记，就可以发给视同国籍证明书的登记证（第2条）；恢复中国国籍的台湾人民其法律地位与旅外华侨相同，居住在日本、朝鲜半岛者，可与其他盟国侨民享有同等之待遇（第5条）。也因此，在日本居留的台湾人都可以向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暨各地代表处申请护照。

《听海涌》编导不需要宣称他们去了哪一个海外的国家档案馆翻阅大量的资料，这种光复后国籍法规的条文在维基百科上都可以轻易查到，相信他们也做过同样的功课，所以一定知道其中这一条“除被认定触犯战犯或汉奸罪者外，台湾人的财产和本国人一样受到中国法令的保障”，就是说，除非“战犯或汉奸罪者”受法律制裁，财产是不受保障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要伪造法规条文呢？而且还大肆宣传，宣称“根据历史考证”，还把它当成戏剧的重点，展现了赤裸祼假造历史的主观犯意，也就是造假历史的黑心货。

我想再次请教元辉兄（卢元辉为公视董事长），用你的话来说，请问这种可以把殉国烈士改编成逃过死后私仇公报，还有伪造中国国籍法规的情节，是如何“鼓动人心、触动反思”？如何表现“多元文化”？历史造假的黑心货是公视文化吗？

至于孙导演在展览的致词中说：“透过观看、触摸及聆听，感受真实的历史和虚构的故事如何互动及对话”。这种似懂非懂的文艺腔的背后却是黒暗之心，我再次请教孙导演，在“透过观看、触摸及聆听，感受真实的历史和虚构的故事如何互动及对话”自我飘飘然的讲述中，你很享受把人家清白老母改编成遭到奸污吗？装聋作哑不表示邪恶会自动消失。世间有果报的，当你种下恶因，总有一天恶果会以不可预期的方式回到你身上，而且会回到你最在乎的事情。

现在，让我们回到有关中国政府二战后针对台湾人的政策。尽管当时国民政府可以恢复台湾人的中国国籍，但有效实施范围一开始只能在本身的辖区内，涉及同盟国境内的台湾人身分问题还需要透过外交谈判解决。这里必须强调一项历史背景，二战打败了德义日法西斯轴心国，要回了过去他们窃取的土地。但同盟国中的美英法本身也是殖民帝国，他们从日本帝国要回的土地其实并不属于他们，他们也是武力占领得到的。

因此，他们对于控制地区的台湾人身份有本身的利益考虑。如果被西方盟国视为日本帮凶的台湾人，瞬间转化为战胜国国民，不仅不符合正义，以中国日益强大的国际地位，这些新冒出来的中国国民的权利主张必然与殖民帝国的基本利益发生冲突。在中国与他们完成外交谈判之前，他们仍然将台湾人视为日本国籍，无论在逮捕、审判、以及没收财产驱逐出境上，与日本人受到同等的对待。今天一些台湾人宣称日据时代的台湾人是日本人，其实跟英美盟国的看法一样，他们会很乐于满足这些台湾人的“心愿”，将他们视同日本人，一样逮捕、审判，以及没收财产驱逐出境。

日本帝国土崩瓦解，本土成为一片焦土，日本国民从云端掉到谷底，沦为无家可归的国际弃民。在这重要的历史时刻，台湾人比任何人都急着要脱离日本国籍，在东京的台湾人对日本人说话开始不使用敬语，甚至故意使用上对下的语法。今天台湾年轻“恋殖者”不太清楚，日文中有中文所没有的敬语称呼，以显示阶级位阶的尊卑关系。这是日本阶级社会显示在语言表达上，日据时代台湾人对日本人只能使用敬语，对日本警察官员更不用说，等于成天把“小的”、“奴才”“奴卑”等自我称呼挂在嘴边，对日本人开口先打一下自己的耳光，这点“恋殖者”毫无体会。

日本人当然不把台湾人当成自己人，而且台湾人也没有公民权，教育政策上，最高级的学校台北高校，日本人和台湾人的学生比例是78%-22%，台北帝国大学是83%-17 %，而日本人和台湾人的人口比例是5%-95%。台湾人甚至不能当日本兵，只能当位阶最低的军属，不断干苦工，还成天被赏耳光拳打脚踢。

因此，日本投降之后，第一批急着的脱掉日本国籍“脏衣服”的正是住在日本的台湾人，马上以战胜国中国国民自居，并且使用此身分取得GHQ “ General Headquarter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控制的配给食品。这些配给物品转卖黑市可以获得暴利，一些台湾人开始大发利市，但这些黑市买卖本来是操控在日本黑道手中。双方暴发利益冲突，背后当然也有种族的因素。过去的日本民间贬称为“第三国人”的台湾人，指的是既非日本人也非外国人却寄生在日本社会的潜在犯罪族群，如今却爬到日本人头上，自是忍无可忍。

1946年7月，日本东京暴力团和日本警方合作，攻击台湾人团体，该事件共造成在日台湾人7人死亡、34人受伤；日本人方面则是有警员1人死亡，1人重伤。事发后，大批旅居日本的台湾青年发起示威游行，造成台湾人和日本人的正面冲突，示威队伍又遭到日本警方和黑道袭击，许多台湾人遭到逮捕，中国驻东京分部也参与了审判，最后35人被定罪驱逐出日本。这就是有名的“涉谷事件”，充分显示台湾人的国际地位大幅提升，他们被控聚众滋事被日本警方逮捕，日本警方不敢把他们关在日本牢房，最多就是驱逐出境。

在中国本土，台湾人的生命财产受到充分的保护。当时日本占领地有许多台湾商人和眷属，原来他们是以日本国籍的身份取得特殊权利，在日本占领的大城市如大连、天津、北京、上海、福州、厦门、广州本地经商。日本投降后，所有在日本三岛以外的日本人，根据同盟国的规定，无论居住多久，一律没收所有财产驱逐回日本。

有侵华日军将领的回忆录就提到，不少华北的日商寻求中国伙伴，希望以合股方式留在中国，上海的日商更希望能够归化中国，成为中国人以便保住自己的家产。原本高高在上的日本商人，不断拜访中国友人，希望能够同情他们的处境，状甚卑微。此时，台湾人完全免除了财产被全部没收的恐惧，他们当年经商多少靠着日本帝国的势力，现在转换成中国人等于还可以保留当年得到的好处，等于两边都取得利益。

这里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著名翻译家林文月女士，彰化人，出生在上海租界，日本投降后，所有家人顺理成章地转化为中国国籍，林家可以带着所有家产回到台湾。如果他们当时是住在南洋，将会丧失所有的财产，林文月的命运会大大的不同。不仅如此，即使是在大陆地区协助日本军队的台湾人，根据李展平先生的考证，除了有一位在广州犯下命案的台籍日军巡佐被处决之外，没有人被追究。

有一些台湾人似乎颇期望当年台湾是被西方盟军占领接管的，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不过既然他们如此渴望，我们也不妨如其所愿假设一下。西方盟军对台湾人并不像中国政府那么宽大，他们在南洋所做的也会在台湾重演。尤其台湾是日本的南进基地，所有的战争规划、物质调配、武器运输都是从台湾这边策划执行的。

因此，如果西方盟军接管台湾，会放过被他们视为帮凶的台湾人吗？当然不可能，台湾人的遭遇将会是在南洋的数倍以上，会有上万名协助日本军事行动的台湾人遭到逮捕，判刑、处决。那些在台湾的盟军战俘营里面工作的台籍战俘监视员，一定一个都跑不掉，他们活下来的机率可说是零，那些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期间提供资助的台湾富商，想要保住他们的家产恐怕很难。

更别说，西方盟军会动用私刑，台籍战犯周庆丰回忆，他和一批台籍战犯在移监途中，被一群澳洲士兵拿棍棒鞭子抽打，被揍得很惨。澳洲兵比《听海涌》中要粗暴很多。欧洲战场上的德军占领区，战后当地民众对战时与德军配合的叛徒动用大量私刑，处决很多人。那些跟日军配合的台湾人逃的过吗？

由于当时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使得即使犯了命案的台湾兵都被放过，所有人的生命财产都获得了保护。尽管如此，今天存在一种非常怪异的现象，对于这段历史，一些台湾人不敢去怪美国政府，不敢去怪英国政府，更不敢去怪处决最多台湾战犯的澳洲政府，更别说战争末期澳洲军队根本不收台湾战俘，而是在战场上直接击毙。可是有谁听过那个台湾人痛骂澳洲政府呢？

相反，听到的都是责怪国民政府的不是，这个不是，那个不对，没有一句好话，更别说对当年中国政府的宽大感恩，连已经捐躯殉中国领事都被《听海涌》改编成活着在军事法庭上作伪证，拿着伪造的“政府训令”，陷害台湾人以报私仇。制造这种造假历史黑心货的人有丝毫良心吗？

请问孙导演，这是从哪一个国家天字第一号绝密档案文件中挖掘到史料？把人家的清白的老母改编成被奸污还不够，还要把殉国的外交官改编成拿着造假的政府训令作伪证以陷害台籍战犯，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满足无底线的变态心理？能够用简单的“身份认同的矛盾”来掩盖历史造假黑心货吗？

日本投降后，无论是在东京以战胜国国民身分拿到配给物品的台湾人，或在中国大城市看到周边日本人被没收所有财产驱逐出去的台湾人，有谁有什么“身份认同的困扰”呢？几年前有两位台湾老先生到日本法院打官司，要求恢复日本国籍，结果被法官驳回。

我有点好奇的是，日本法官会怎么想？他们大概觉得，战争结束后日本人的处境非常悲哀，坊间已经传出有幼儿饿死的消息，连成年人都出来擦皮鞋。你们这些人立刻用战胜国国民的身分，取得一般日本平民拿不到的配给粮食，当时你们有什么“身份认同的困扰”呢？现在日本比你们好了，你们又跑回来认亲，你们到底是谁？

最后，孙导演对外说，日本投降典礼，台湾人进入中山堂是日本人，出来是中国人。显示他对台湾历史的陌生，日据时代公会堂是日本人专属的活动场所，尽管没有明文规定，但台湾人办高级文娱活动最多只是在台湾铁道旅馆餐厅，这是台湾仕绅办活动最高级的场所。摄影家李火增拍了很多公会堂外面活动的照片，但里面的一张都没有，因为他根本进不去，只因为他是台湾人，潜规则是台北公会堂是日本人专属的活动场所。

所以“台湾人进去公会堂是日本人”，这一句违反基本事实，台湾人根本进不去，因为他们不是日本人。所以正确的叙述应该是“台湾人不是日本人所以不能进去公会堂”。至于台湾人从中山堂走出来是中国人，这也不对。事实上，台湾人恢复中国人身份才有权力走进中山堂。所以孙导演应该修改他的说法，符合历史实的叙述应该是：台湾人不是日本人所以不能走进公会堂，台湾人恢复成中国人所以能够走进中山堂。

到了1960、70年代，中山堂光复厅成了最夯的办结婚酒席的地方，留下的许多人甜美的回忆，这在台湾人被禁足于公会堂的日据时代，是难以想像的。当然，没有走过那个年代年轻的孙导演，也不妨补上台北城市历史的这一课。

来源：作者徐宗懋为台湾资深媒体人，本文由“郭茂辰海峡传真”公众号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