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的工作岗位对调之后，毛主席一一接见了这些司令员和政委。

当有人介绍到杜平的时候，毛主席先开口了：“哦！杜平啊，大学生呢！”接着就向一旁的许世友等人说道：“我是师范生，杜平是大学生。”

杜平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我算不上大学生。”

主席的话一说出口，大家都非常惊讶，从来没有听杜平说起过这件事，也没有从其他人口中听说过这件事。

对于他们这些干了半辈子革命的人来说，上大学几乎是不可能的。

1908年，杜平出生在江西省万载县黄茂县。家境并不是很好，也是一个佃农家庭。兄弟姊妹8个人全靠父亲种地和母亲织布而活。

杜平又是幸运的，在8个子女中，父亲选择了让他上学。知道机会来之不易的杜平学习格外努力，一直读到了东洲中学。

中学毕业之后，杜平还想着上学读书，虽然家中贫困，但是父亲还是决定支持儿子读书的愿望。

为此，杜平父亲饱受白眼，杜平有一个姑父比较有钱，面对着来借钱的杜平父亲，他不仅吝啬不借，还恶言讽刺：“没有钱，读什么书？逞什么能！”

但是杜平父亲并不气馁，还是借到了足够的学费支持儿子出外求学。

杜平来到了长沙，读了两年的大学，获得了毕业文凭，所以说杜平是正儿八经的大学生。

对于他这段经历，参加革命之后，他很少提及，所以很多与他一起战斗过的战友也都不知道杜平是个大学生。

那么杜平将军为何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大学生呢？

一切就要归功于他读的那所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湖南群治大学。

建国后毛主席在得知杜平将军就读群治大学的时候，还戏言：“那是所野鸡大学。”

虽然毛主席戏言那是所野鸡大学，但是实际上它的的确确是当时湖南少有的几所大学之一。

那个时候，新学校如同雨后春笋一样建立，必然存在着不可避免的良莠不齐现象，所以就有了很多野鸡大学，而毛主席当时在长沙求学，也曾经打听过许多学校，所以凡是他不熟悉的学校都称为“野鸡大学”。

群治大学虽然是当时长沙兴办的一所私立大学，但是它的创办人和校董，却也有着许多名人。章太炎、谭延闿、于右任等人都是其校董。

它是当初长沙创办的12所大学之一，抗战的时候，长沙本地仅有3所大学，群治大学就是其中之一，其他两所分别是国立湖南大学和私立湘雅医学院。

也可能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所以杜平将军觉得自己上的并不是大学，所以就没有信心，后来他依旧说：“我是大学生，是罗荣桓向毛主席说的，过去我一直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大学生，因为我上的是湖南长沙群治大学，是个私立大学。”

父亲病逝之后，学费再也没有了着落，他不得不辍学回家，后来又参加了农民协会，秘密从事革命工作。

1930年，红3军来到了万载，在杜平的强烈请求之下，他参加了红军被分配到了宣传科工作。

1931年，杜平出任红3军政治训练大队大队长，之后出任军医处政治委员。

8月，杜平从战场上缴获了两箱极为珍贵的针剂，就雇了脚夫挑。但是由于战斗激烈，部队在转移的时候，两箱针剂不见了。

黄攻略听说之后，非常生气批评他：“你们怎么搞的？把我们奇缺的针剂丢掉了！我给你一担金子，你给我换回一担针剂来！它能救活多少伤员呀！”

杜平顿时感觉非常羞愧，深深做了检讨。

黄攻略接着说道：“要好好接受这次教训，如果换我们自己人挑，就不至于丢失。”

这次的事情，让杜平受益匪浅，从此就将“抓重点”和“细上加细”作为自己的工作准则。

11月，杜平又调任红3军无线电队政委，1934年4月调任红1军团无线电队政委，兼任军团直属队党支部副书记。为保证通信联络通畅创造了有利条件。

长征之后，由于无线电队需要携带电台、充电机和配套设备，队员们每天都非常艰苦。杜平激励队员们说道：“电台是我们的武器，是我们的第二生命，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困难，决不能丢失一个零件。”

1935年10月，长征结束之后，军团首长对无线电队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毛泽东都点名让他们随自己行动。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中央军委组建了留守兵团，下辖了8个警备团，杜平出任第3团的政委兼任政治处主任。

1941年，杜平调任警备1旅政治部主任。

1945年，杜平参加了七大，在后来回忆七大的时候说：“使我一生永远铭记的是七大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写进了党的章程，想起跟随毛主席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征程，感到格外振奋和幸福。”

抗战爆发之后，中央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从全国各个根据地调集精英部队前往东北。

1946年12月，杜平经北平、临沂、烟台、大连，抵达哈尔滨。

在大连短暂停留期间，他还按照罗荣桓的指示，创办了旅大建国学院，积极吸收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入学，培养了一大批急需的经济建设骨干。

抵达哈尔滨之后，谭政见到杜平，就说道：“现在主持民主联军政治工作的是罗荣桓和我，政治部缺秘书长和组织部副部长，这两个职务由你担任吧。”

之后杜平历又出任过东北野战军组织部长、第四野战军组织部长。参加过三下江南、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衡宝战役等许多大型战役。

1949年3月25日，毛主席率领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入北平。

下午3点的时候，毛主席站在一辆吉普车上向受阅部队招手的时候，杜平端起了照相机连拍了好几张，留下了毛主席站在敞篷汽车上检阅部队的珍贵照片。后来毛主席看到了这张照片，非常满意，一听说是杜平拍的，更加高兴：“杜平还会拍照，技术不错嘛？”

抗美援朝爆发之后，杜平出任志愿军政治部主任。

在部署第一次战役的时候，杜平将第一次战役的政治动员令送给彭德怀审定。

彭老总在审阅之后，删去了几句话，将落款处自己的名字划掉，另外加上了“政治部主任杜平”。

杜平见状，则是说道：“彭总，你是司令员兼任政委，还是署您的名字比较好，我觉得署我的名字不妥。”

但是彭老总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说：“政治动员嘛，政治部主任署名就行，今后凡是政治工作都由你负责。”

杜平拗不过彭老总，最后还是以他的名字发出去了。

当时在志愿军部队看不到国内的报纸，又没有收音机，没有办法得知国内的消息。

于是杜平在1951年向志愿军党委建议创办了《志愿军》报。他在《志愿军》报创刊号的一版，以“三战三捷”为题，介绍了第一到第三次战役的经过、战绩以及重大意义。受到了广大指战员的欢迎。

1951年9月初，中央来电通知，要求志愿军选派战斗英雄代表参加国庆观礼。

彭老总在看完电报之后，说道：“你们政治部给各个部队发个通知，要认真选派好。你参加了五次战役的全过程，对朝鲜战场和战斗英雄代表的情况，你都了解，这次国庆观礼团就由你当团长吧！”

9月26日回国的时候，受到了热情欢迎。

9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在怀仁堂举行国庆宴会。在席间，杜平受观礼团的委托，向毛主席敬酒。之后，又挨个向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敬酒。

10月1日，在参加完国庆阅兵之后，将志愿军战斗英雄观礼团分成好几拨奔赴国内各地作报告。

10月23日，杜平又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

11月3日，观礼团在回朝鲜战场之前，周恩来总理接见了杜平，在询问了他归国的感受之后说道：“志愿军在朝鲜前线的胜利，推动了空前的加强，这是平常时期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不能达到的。你们回国后亲眼看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对志愿军的热爱，对抗美援朝斗争的齐心一致，回到前线后要把这些情况带回前线，告诉广大指战员，进一步鼓舞斗志，多打胜仗。今后还可以分批组织一些英雄模范回国参观，前线后方互相鼓励。”

同时， 周总理叮嘱他亲手抓释放战俘的准备工作，并且提出：“外俘的管理，全部由志愿军负责；伪俘的管理，由人民负责，并将结果告诉我。”

1951年11月下旬，杜平接到主席的命令，点名他去开城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担任党委副书记，参加停战谈判。

从8月5日到9月6日，杜平主持了33天的双方遣返战俘工作，移交了非朝鲜战俘4912名，朝鲜战俘7848名。接收被俘人民军70159名，志愿军被俘人员5640名。

1954年，杜平从朝鲜回国之后，先后担任了东北军区的政治部主任、沈阳军区的副政委兼任政治委员、南京军区政委、党委书记。

为部队的政治文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沈阳军区工作期间，更是最早提出在部队中开展学习雷锋的人。

1999年3月4日，杜平因病医治无效在南京去世。

参考资料：《杜平将军的大学文凭》、《杜平将军十个第一次》、《杜平将军与家乡的情结》、《谨慎杜平》、《抗美援朝时期的杜平将军》、《首任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