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5月, 中共中央在报经共产国际（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批准后，决定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
谁料，会议通知发出没多久就走漏了风声。
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这是一次在关键时刻召开的高规格会议。当时蒋介石正陷入中原军阀混战，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出现了统治真空；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后，星星之火已经开始燎原，中共亟需抓住难得的机会，集中全国的红色精英，共商大计，努力将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全国苏维埃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参加会议的各大苏区代表、红军代表和各革命团体代表约50人，他们均已启程，其中，中共中央的代表是向忠发和李立三（当时分别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和实际负责人），红军代表是每个军来两人，如，江西来的是滕代远，湖北来的是何长工，他们都是红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会议的规格之高可见一斑。
这是一个彻底摧毁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及工农红军指挥中枢的大好时机。蒋介石得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责成淞沪警备司令部，悬赏五十万大洋，务必将参会的中共首脑一网打尽！
要知道，当时的50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它相当于一家中等规模银行的全部资产。这次蒋介石真是下了血本！
一时间，上海乌云压城，剑拔弩张。
这场大规模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最终如期召开，那么，这背后到底又有怎样的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故事呢？
- 中共特科：精心准备，严防死守
会务的准备和保卫任务无疑落到了中共中央特科的身上，此时，特科已从潜伏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第四号政治密查员送来的情报中得知，会议召开的消息已经泄露。
为保证代表安全和会议顺利召开，特科面前有四大“拦路虎”，必须尽快解决：
一是会址选在哪？
不算工作人员，仅会议代表就有50人左右，这就要求会场既有足够容量，又不格外引人注意，同时又能够便于人员随时撤离。很自然，租界的闹市区成为首选。
1930年五月中旬的一天，刚到上海的中央特科成员李一氓（中共党内少有的大知识分子，解放后成为了中联部副部长）扮做富商，租下了卡尔登戏院后面白克路上的一栋4层楼房子。
这里是公共租界最繁华地段，靠近跑马厅，处于派克路与白克路路口,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另外，在派克路上，有一家英国人开设的著名影戏院——卡尔登戏院（即日后的长江剧场），这里昼夜纵情，声色犬马，可谓是闹市中心的中心。近在咫尺的白克路，又是一条曲曲弯弯的幽静小路，两旁都是普通民居，可谓是闹中取静。
为防万一，特科又在不远处的英租界爱文义路与卡德路交口另租了一幢洋房，作为会议备选。
二是以什么作掩护？
当时考虑了三个方案：
第一，旅馆。这个固然能接待很多人，但所有自己找上门来的旅客却毫无理由拒绝。
第二，休闲场所。舞厅、咖啡馆一类休闲场所同样也难免闲人进入。
第三，医院。这个方案最终被采纳。
由于医院的性质比较特殊，来访者一般都是病人，情况比较单一，所以管理起来也相对方便。在当时的公共租界，设立私人医院的申请手续也不复杂，进入门槛底，监管也不严格。
恰好，特科中有一位小有名气的柯麟大夫，曾在广东、上海开过私人诊所，办理这样的申请，轻车熟路。
另外，在白克路的另一头，有一家德国人开的宝隆医院。万一会议期间真有病人上门求诊，也可以及时转送宝隆医院救治。
5月中旬里的一天，医院开张了。当时，一楼是“挂号门诊间”，由总务科派人充当门房、账房，负责接待、应付临时或偶然闯进来求诊的一般病人。二、三楼是供与会代表住宿的“病房”；四楼是供举行大会用的会议厅。
三是会议代表如何安置？
会议代表来自全国各地，而且达到的时间不同，也不能许多人一下子都拥到一个地方。太集中了，也会引起人家的疑问。
还有各地来的代表，穿着打扮，跟上海有差距，不协调，非常容易被人看出破绽。特科就在“医院”附近，还包了一个小旅馆，先把代表带到那里去，用假名登记，作为一般旅客住进去，然后在服装上作一些调整。女同志穿上旗袍，化一下妆；男同志穿上长袍马褂。这样，走在街上，就不那么显眼，也能融入上海这个大环境。
另外，各地来的代表，中央还要做一些资格审查，确认他们的身份。全都弄好后，再由特科的同志分批带进会场，努力不引人注意。
四是会议期间如何进行安全保卫？
中央特科在医院内外设置了三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医院工作人员是特科“红队”队员或特科成员。医生白大褂外挂着听筒，白大褂内揣着上了膛的手枪。
第二道防线，在会场隔壁由另一特科成员刘鼎（特科情报科副科长，笔者曾在前面的文章中介绍过他，解放后为重工业部副部长）租一套民居。
在“医院”背后，有一扇打开的窗户，正对着这栋民居的屋顶。屋顶上还放置了一个梯子，制造出一个自然的撤离通道，万一发生意外，与会人员可顺着梯子就可以进入租下的这个房屋。
这个民居常常高朋满座，唱片声、麻将声不绝于耳。其实，这是为了掩护开会时发出的声音。
第三道防线，在租界巡捕房对面的东方旅社开几间房，派人就近监视租界及华界便衣特务的行动；在医院外围，周边马路上，情报科长陈庚、行动科科长顾顺章带着二科、三科的同志都化装成小商小贩，在周围担任警戒。
医院楼下放了很多油桶、酒精桶，以备不测；楼后租了一些汽车，万一敌人闯来，就点燃汽油酒精，掩护与会人员从楼后乘汽车撤退……
- 警备司令部：见房就查，一个不漏
特科在行动，国民党上海淞沪警备司令兼淞沪杭“剿匪”总指挥熊式辉也没闲着，他知道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讨好和报答老蒋的机会。
他迅速召集起自己手下的所有密探和特工，悬赏大洋50万，不论手段，只要结果，务必要在5月下旬之前，将共产党开会的准确时间和地址搞清楚，并将参会人员一网打尽。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上海淞沪警备司令的密探特务像闻到腥味的野兽嗷嗷叫着倾巢出动。
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撒了出来。
起初，密探特务们一无所获，惹得熊式辉大发雷霆。在普遍撒网后，他决定对公共租界重点突破。
这时，熊式辉的得力干将、政治密查员宋再生主动请缨，要求带队对这个地区进行地毯式的搜查，以报答熊式辉这个师兄的栽培之恩。
熊式辉大喜过望，似乎也成竹在胸。那么，宋再生为何要在这时去啃这个“硬骨头”？为何熊式辉又会欣然同意呢？
这背后有不为人知的隐情。
宋再生是浙江诸暨人，曾因发动武装暴动被判处死刑，后来通过背后大人物运作，被无罪释放。
1928年5月，出狱不到一年的他来到上海谋生。9月的一天，正在他走投无路时，偶然遇到浙江同乡陈大同，从他口中得知，他老爹的拜把子兄弟蒋伯器的学生熊式辉当上了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
陈大同给他支招：准备好1000大洋，孝敬蒋伯器，拜他为师，然后向他保证，以后捞到多少好处，三七分账。蒋伯器虽然贪财。但此人很重感情。只要蒋伯器出面向熊式辉推荐你，凭你们师兄弟的关系，他一定能把你安排进司令部去，妥妥当一个侦察队长。别的不说，一年搞点烟土，弄几万大洋不成问题，送出去的钱很快就会回本。
果然被陈大同言中，宋再生依计而行，如愿进了淞沪警备司令部成了政治密查员，虽然暂时没当上队长，但已经是熊式辉的心腹了。
因此，这次如果能立功，不仅有巨额的奖赏，当上梦寐以求的队长也指日可待。
更何况平时他没少给租界的洋人大佬打点，他们俨然已成为“铁哥们”，这次让他们配合几乎是“小菜一碟”，不会“掉链子”的。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获得熊式辉的首肯后，宋再生迅速挑选了一批得力手下，在与租界当局一番交涉串通后，正式的进入了公共租界，开始进行大范围的侦查。
一场生死较量也就此拉开序幕。
1930年5月20日上午9时，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在卡尔登戏院后面的医院里准时召开，与会代表齐声唱起《国际歌》。
就在代表们热烈讨论相关问题时，急于立功的淞沪警备司令部政治密查员宋再生，也带着自己手下的密探们，在租借的各个街头巷尾进行明察暗访，誓要将所有参会人员一网打尽。
当时的情况可谓“千钧一发”，好在陈赓通过四号政治密查员能够随时掌握宋再生他们的一举一动。
5月21日，会议进入第二天。与会代表认真听取中央领导的报告。此时，熊式辉却已急不可耐，破例同意宋再生与租界巡捕房携手破案。会议还在紧张进行之时，宋再生已带着一大群特工和巡捕房密探在租界内展开地毯式搜索，他们采取“见人就问、见门就进”的方式，对所有租界内的单位进行严密的排查，意图发现共产党代表藏身之处的一些“蛛丝马迹”。
这是一场生死的时速较量。
此时特科成员和代表们也已做到了最为严密的安保措施，大家的神经都已高度紧绷，不敢有一丝疏忽。
左联代表柔石在《一个伟大的印象》一文中生动记录了当时的景象：
我们依照被规定的“秘密的生活条例”而发言、讲话、走路，以及一切的起居的行动。为了减少椅凳底搬动的声音，我们是和兵士一样站着吃饭的。
好在这一天有惊无险，因为巡捕房传来消息，有工人在租界集会闹事。宋再生他们只能调转人马，去闹事现场增援。
这一天，终于安然度过。
第三天5月22日更加惊心动魄，租界包探和熊式辉的特务们最终还是把他们的包围圈缩小到租界的腹地，搜索的重点区域锁定了在闹市中心，邻近跑马厅的派克路和白克路一带。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危险在一点一点地逼近。
所有人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所有的会议议程还未完成，但有了巡捕房的帮助，宋再生如虎添翼，搜查的速度也大大加快。
短短一个上午，他们基本上把跑马厅附近的房子搜索了一大半。
到了下午，宋再生和手下已经从派克路的西头搜到了东头。他们沿着派克路搜查附近几乎所有的住户，不过由于这一带居住人口较多，因此特务们的搜查颇费了一番功夫。
黄昏时分，一辆汽车突然在白克路口停下，距离卡尔登戏院后面的医院，只有一个路口的距离，这时从上面下来了一大群气势汹汹的的持枪密探，为首的正是立功心切的宋再生。他们下车后并不迟疑，迅速朝着那所特科新开的医院冲了过来。
此时，相关人员全部集中在医院里，要想全部安全撤离已是不可能的事了。
医院内外所有负责安保工作的特科成员都已经悄悄把手伸入怀中，握紧了早已拉开保险的枪，只要一接到信号，就会立刻拼死抵抗。
而医院四楼后面的一扇小窗，此时已悄悄打开。
就在宋再生领着密探们准备往医院里冲时，医院里突然抬出了一个病人，暂时挡住了他们的路。
也就在这时，不知谁高喊了一声“传染病，快让开！”密探们听后，带着一脸厌烦迅速离开，才让这次危险暂时解除。
5月23日，熊式辉终于得到确切消息，会场就在卡尔登戏院后面的医院里。得到命令的宋再生冲在了前面，他的身后，是一群如狼似虎的巡捕房包探和便衣特务。
但是，整个诊疗大厅空空荡荡。他们搜遍了整栋房子，没有半个人影。开业才一周的医院，居然在一瞬间人去楼空。
- 他就是神秘的第四号政治密查员
这次会议之所以能够顺利召开，其实并不是因为运气好，除了特科成员们严密的准备、精心部署外，宋再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他的“积极主动”为大会的召开赢得了时间。
宋再生不是别人，他就是四号政治密查员，中共特科成员。
宋再生，原名宋启荣。1897年出生在浙江诸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随着北伐战争的推进，宋启荣被组织派往河南，进入洛阳地委、军委工作。
1927年，“四一二”政变爆发，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洛阳地委也受到牵连，大批共产党员被驻扎在洛阳的西北军逮捕。
危急关头，宋启荣决定效仿“南昌起义”，发动武装革命。然而在起义遭到西北军的疯狂围剿，起义失败，宋启荣被俘，被判处死刑。在曾任西北军政治处主任宣侠父的斡旋下，宋启荣被改判无期。随后，他又通过国民政府江苏省主席钮永建的关系，联系到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终于被无罪释放。
这段经历让宋启荣更坚定了他继续革命的信念，于是，他改名为“宋再生”，寓意重获新生。
1928年5月，宋再生重回上海，来到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工作，被安排在第二科（情报科）。情报科的科长，正是大名鼎鼎的陈赓。
此时，发生的两个大事改变了他的一生。
1928年4月15日，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被叛徒出卖，随即被捕牺牲。特科很快通过“内线”杨登瀛查实得知，出卖罗亦农的人正是他的秘书何家兴。于是，由陈赓带队将叛徒处决。
此事让陈赓意识到，仅仅依靠杨登瀛一个内线是远远不够的，他便找到杨登瀛，让他想法子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中统上海站等部门安插钉子。
为何要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安排潜伏特工呢？
这一点也不奇怪。
淞沪警备司令部位于上海徐汇区龙华镇龙华寺以北的原来的一所兵工厂。1927年白崇禧率国民革命军进驻上海后，在此设立了警备司令部，不久改称卫戍司令部，1928年4月又改称淞沪警备司令部。
淞沪警备司令部是一个关押、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活地狱。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浸透了这里的土地。
据统计，1927年至1937年间，这里被囚禁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达9000人，惨遭杀害者800多人。
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大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共人士的安全系数，尽可能地减少革命的损失，中共中央特科决定派人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以相机截获情报，营救同志，严惩叛徒。
宋再生到来后，陈赓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
真是瞌睡来了就有人送枕头。
1928年9月，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改任南京陆军总部总参事，9月7日，蒋介石任命国民革命军第13军副军长熊式辉为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接着又令他兼任“淞沪杭剿匪总指挥”。
不久，宋再生外出，无意中从同乡陈大同口中得知自己的老爹拜把兄弟、也是诸暨老乡蒋伯器正是熊式辉在保定军校的恩师。
蒋伯器是一个乡土观念和宗派意识很强的人，只要拜其为师并给他一定好处，就容易被其举荐为官。
宋再生通过陈大同出谋划策，用钱开路，拜蒋伯器为师，在蒋伯器的引荐下，宋再生成功搭上了熊式辉这条线，进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内部，成为“第4号政治密查员”。
此后，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宋再生把自己的胞弟宋启华也安排进司令部，担任自己的副手。他们的代号分别为”老宋”和“小宋”，兄弟二人并肩作战，为保卫中共中央和党的干部的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
此后，宋再生利用自己“警备司令部政治密查员”的公开身份，积极同外国租界巡捕房和国民党上海公安系统联系。
不久，他就结识了法租界巡捕房的探目范广珍，并且建立了情报交换关系，后来又同公共租界老闸巡捕房刑事股的总探长尤阿根拉上了关系。
不仅如此，宋再生还帮助熊式辉的“朋友”打理生意，更关键的是不从中捞取油水，深得熊式辉的“朋友”的赏识，多次在熊式辉面前夸耀宋再生。
与此同时，陈赓还从中协助，将一些过期失效的共产党文件和情报经由宋再生交于熊世辉，帮他“破获一些共党要案”，这样，宋再生赢得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上下的认可和赏识。
随着宋再生在上海特工界名气的增大，也吸引来中共党内的一些告密者。
1929年初，根据宋再生提供的情报，陈赓、顾顺章设计用毒酒除掉了出卖罗迈（李维汉）的叛徒黄歧。
此后又通过范广珍提供的顾某叛变欲出卖李立三的消息及时通报给了情报科，使特科很快查明后处决了这个叛徒。
难怪解放以后，建国第一任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不止一次对宋再生说：
要不是你，我的脑袋早就没了。
- 顾顺章叛变被捕入狱，解放后隐姓埋名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护送张国焘、陈昌浩从上海到武汉，再去鄂豫皖苏区。完成任务后本应立即返回上海报告，但他却在武汉不走。4月下旬顾顺章以“化广奇”的艺名在武汉的某舞台表演魔术时，被一个叫尤崇新的叛徒发现后，立即报告到国民党特务机关。
顾被捕后立即叛变，供出了大批共产党员名单，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执行潜伏任务的宋再生、宋启华兄弟也受到牵连，被捕入狱，判处无期徒刑。
在狱中，他们坚持斗争，没有暴露身份。
1941年，宋启华减刑出狱，他既找不到组织，也找不到自己的大哥，以为大哥被敌人杀害。
于是，他隐姓埋名，带着家人迁居徐州，干起了贩卖中药的生意。
直到1949年2月，他得知陈赓正率领第4兵团在河南备战，准备渡江。为了和陈赓取得联系，他在《徐州日报》上刊登寻人启事，并公开了自己和哥哥的名字。
陈赓一见到他，就称赞他哥哥宋再生“为党立了大功! ”并把宋启华安排在中原局工作，后来又调到上海工作。
对于宋再生此后的情况，缺少详实的记载。王铁群先生在《伍豪之剑》中说宋再生病逝狱中。
2009年9月5日《解放日报》刊登了《神秘的“医院”》一文，特别提到了一位“四号秘查员”宋再生。身为中央特科一员，他秘密打入敌淞沪警备司令部，为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的胜利召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是，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始终影影绰绰、模糊不清……”，因为我们一直没能找到一张他的照片。
孰料报道见报后，读者吴国麟即电告《解放日报》编辑部，说宋再生是他外公，他手里留有两张他外公晚年的照片。编辑部将照片送上海解放后曾与宋再生共事的王征明（王征明事迹见2009年9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的《策反江阴要塞》）辨认。王征明确认照片上的老人确实就是宋再生。
其实，宋启华的大哥宋再生并没有牺牲。
1934年，在组织的营救下，他顺利出狱。但出狱后不久，他也和组织失去了联系，他想去巢湖拉队伍打游击，奈何没有经费，只好回到上海，隐居了起来。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宋再生第一时间找到陈赓，还给他送了一筐水蜜桃。当看到这位昔日部下出现在自己眼前时，陈赓感慨不已，把他安排在上海公安局工作，执行反特任务。后来，宋再生出任驻外使节，从事了新中国的外交工作直到退休。
2005年，一百零八岁的宋再生同志安详去世。
宋再生“事了拂衣去过，深藏身与名”，他是真正的无名英雄，值得我们永世铭记和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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