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国之道·G310 | 丝绸之路的研究不能只有西方视角，还必须有东方视角。
【编者按】
当我们讨论灿若繁星的中华文明，G310、G215、G104，这三条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国道线远不足以举其大、及其深。但行路间，仍可见一幅恢弘壮美的历史画卷铺展开来——
良渚、二里头、殷墟，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秦月汉关人不见，莫高窟、榆林窟、龙门石窟的造像壁画历千年而不朽；从西安到玉门关，从杭州到泉州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交相辉映，展现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怀。
今年7月至8月，解放日报“信仰之路Ⅱ·大国之道”报道组沿310、215、104三条国道路线，探寻中国历史文化传承保护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古人用脚步丈量的土地，正在今人脚下跑出新的速度与风景。
公元前138年的一天，汉都长安城内作为大朝正殿的未央宫前殿气氛格外庄严。一个使团即将从这里出发，踏上前往西域的行程。从汉武帝刘彻，到包括使者张骞在内的使团上下，都关心着同一个问题：月氏在哪里？
月氏在哪里？2000多年后，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队长王建新再次追问。为了回答这个问题，20余年来，他带领考古队沿着张骞走过的足迹，从甘肃到新疆，从国内的东天山地区到中亚的西天山地区，取得了一系列首创性的重大考古发现，确认了中亚地区古代月氏、康居和早期贵霜文化的特征及分布范围，为用中国话语阐释丝绸之路历史提供了实证资料和科学依据。
踏遍天山人未老。今年7月，记者沿310国道经过西安时，在一场学术会议上见到王建新。已逾古稀的他满头银发，谈笑间仍然声如洪钟，神采奕奕。
他说，下一次去中亚，就在9月。
探路，从古代月氏开始
今年是“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十周年。其实，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北大学教授、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就多次前往丝绸之路沿线的甘肃和新疆开展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并参与调查发掘了张骞墓。
今年5月，“从长安出发：丝路申遗成功十周年主题展”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开展。（新华社照片）
“西北大学有着独树一帜的丝绸之路考古传统。”王建新介绍，西大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第二所设立考古学科的高校，但之后数十年间，考古学科发展陷入困境，未能很好继承这一学术传统。
1978年，王建新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8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94年，他担任考古教研室主任，主持考古学科的建设工作。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专门托人带话给他：“西北大学考古一定要搞丝绸之路。”
经过大量调研，1995年，在西北大学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王建新和同事们一同画下了西北大学考古学科的蓝图：“立足长安，面向西域；周秦汉唐，丝绸之路”。
方针有了，具体如何重启丝绸之路考古研究？寻找古代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成为切入点。
根据《史记》《汉书》记载，古代月氏人曾生活在“敦煌、祁连间”，后来受匈奴和乌孙打击西迁，先后迁徙到伊犁河流域和阿姆河流域，后者即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一带。“张骞出使西域的政治使命就是联合月氏对抗匈奴，可以说月氏西迁带动了丝绸之路的全线贯通。”王建新说，古代月氏研究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重大课题，但长期以来，月氏人的考古学文化究竟是什么，哪些是他们留下来的考古学遗存，始终没有形成定论。
“中国是月氏人的故乡，中国学者理应求解这一世界性难题。”做了相应的学术准备后，王建新提出“两步走”策略，先在中国境内开展工作，等时机成熟再延伸到境外。2000年，他率领西北大学师生来到茫茫戈壁，对河西走廊进行调查，发现那里的生态资源并不适合游牧人群的存在和游牧经济的发展，提出文献中的祁连山实则是今天的天山，月氏人位于“敦煌、祁连间”的故乡应在以新疆东部的东天山为中心的地区。
确定了区域，找起来就精确得多。数百次往返于陕西、甘肃和新疆后，2007年，考古队在东天山地区发现了疑似月氏王庭遗址的石人子沟（东黑沟）遗址群，初步确认公元前5世纪至前2世纪期间分布于东天山地区的游牧文化遗存为月氏遗存，该成果入选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东天山地区的工作还在继续。王建新告诉记者，最近正在发掘的一个大型墓葬很有可能也是月氏王陵，此外还发现了王庭级的游牧聚落，“要彻底把月氏的活动范围搞清楚”。
寻路，少不了东方视角
随着境内考古工作取得一系列成果，境外考古被提上日程，而且势在必行。
“追踪古代月氏，必须进入中亚。”王建新说，此前国际学术界对于月氏西迁之前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分布和特征一直没有形成共识，只有找到西迁中亚后的月氏遗存，将之与东天山地区的游牧文化遗存进行比较研究，证明是同一群人留下来的，才能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得到国际认可。
于是，2009年他首次来到中亚地区，对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考古遗址进行了为期15天的考察，初步了解其分布状况和特征，为中亚考古工作奠定了基础。他也成为首个进入中亚开展考古研究的中国学者。
刚开始，考古队在中亚的工作只是小规模的调查。2013年，在陕西省政府支持下，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签署合作协议，双方组成中乌联合考古队。一次次实践中，他们摸索出“大范围系统区域调查与小规模科学精准发掘相结合”的工作方式，即在大范围系统区域调查基础上，选择一些关键遗址进行小规模的发掘，解决具体学术问题。
功夫不负有心人。连续多年工作后，联合考古队先在撒马尔罕西南的西天山北麓山前地带发掘了属于康居文化遗存的撒扎干遗址，又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小城拜松发现了拉巴特墓地，并对该墓地进行发掘。经过系统比较研究，拉巴特遗址很有可能就是他们寻找已久的西迁中亚的月氏遗存。
“更重要的突破是我们重新认识了古代月氏和贵霜的关系。”说到这里，王建新抑制不住激动。
贵霜帝国是公元1-3世纪期间雄踞于中亚南部和印度西北部的古国，一般被认为是月氏人建立的。通过丝路考古，王建新和团队发现贵霜人的文化遗存与已发掘的古代月氏人遗存的墓葬形式、文化特征、经济形态、分布地域完全不同，贵霜人是希腊巴克特里亚人后代的一支。也就是说，建立贵霜帝国的不是月氏人——这一颠覆国际学术界已有结论的新认识，将改写世界历史教科书。
事实上，从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开始，丝绸之路研究长时间由西方学者主导。直到这些年，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被称为欧亚考古“三巨头”之一的意大利学者妥金曾对王建新说：“我们在这里调查了十几年，该弄清楚的都清楚了，你们还来干什么？”但当他得知中乌联合考古队在他调查多年的地方又取得突破性发现后，态度立马发生了转变，不仅邀请中国学者喝酒，还积极商谈合作事宜。
“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明交流要道，对其研究不能只有西方视角，还必须有东方视角。只有这样，我们对丝绸之路的认识才是真实的、全面的、完整的。”王建新说，只有积极走出国门，取得更多进展，才能提高中国在丝绸之路研究中的话语权，复原真实多元的丝绸之路历史。
开路，让民相亲心相通
当然，中国考古“走出去”，也伴随着重重挑战。
“初期最大的困难是没有钱。”王建新直言，境外考古没有专项经费，开始各家单位只能各自集资，后来在陕西省政府支持下才解决了经费问题。
语言也是一大障碍。中亚地区已发表的考古资料多为俄语，当地使用乌兹别克、塔吉克、吉尔吉斯、哈萨克等民族语言。为此，西北大学培养了一批既懂外语又有考古能力的中国学生，同时致力于培养当地人才，王建新团队中就不乏来自中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他们在考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沟通桥梁作用。
常年在野外工作，考古队员住过废弃的工厂、牧民的羊圈，幕天席地是常态。中亚地区夏季干旱，他们忍受太阳暴晒和蚊虫叮咬开探方、看剖面、清理文物，一天下来衣服上都是汗渍和尘土，却只能每周洗一次澡。这些年来，王建新记不清跑过多少次中亚，光去年就在中亚待了半年，10年期的护照本上密密麻麻都是签章。
时间会回应，一切都是值得的。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历时20余年的艰辛探寻，不仅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也为中亚各国做好文保工作打下基础。“我们不争地盘，不搞只要资料不保护文物的‘掠夺式考古’。”王建新说，中国学者坚持对考古发掘现场进行保护性回填，还为大型墓葬修建保护展示大棚。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赢得了中亚人民的尊重和信任，当地民众会用“你好”和微笑来表达友好，政府官员也对他们竖起大拇指，感谢他们为本国文物保护作出的贡献。
“研究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历史，就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他们的现在，通过交流互鉴促进民心相通。”近些年，王建新把目光投向了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的费尔干纳盆地，这里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枢纽。但由于历史原因，这一地区的三国边界曾长期相互封锁。后来，随着时局缓和，三国学术机构有望就费尔干纳盆地的考古问题展开研讨，但大家都有顾虑，谁都不愿意主动伸出手来。
“那这样，我们做中间人，请你们都到中国来行不行？”在已有双边合作开展联合考古工作的基础上，2019年，王建新把乌、塔、吉三国学者请到了西安，大家就多边合作开展费尔干纳盆地的考古工作达成共识。同年又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了首次中、乌、塔、吉四国联合考察和学术交流活动，中外联合考古工作迎来新局面。
2023年在乌兹别克斯坦举办的第二次中、乌、塔、吉四国联合考察和学术交流活动中，有一个画面王建新记得很牢：吉尔吉斯斯坦女考古学家阿曼巴耶娃和乌兹别克斯坦男考古学家阿纳尔巴耶夫曾同在苏联攻读博士学位，苏联解体后，他们30年来再也没有见过面，直到这次联合考古活动才重逢。两个白发苍苍的老同学，一见面就抱头痛哭，这份超越时代无常的情谊感染了现场所有人。
或许，比起寻找月氏，比起商贸往来，这才是开路最深远的意义，也是这条路能够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的原因，更是我们坚持走出一条相遇相知、共同发展之路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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